專訪浙江大學副校長黃先海：數字貿易發展亟需更加統一的全球性貿易規則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 繳翼飛 北京報導

數字貿易作為貿易新形態，正成為中國加快建設貿易強國、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也為世界經濟複蘇與全球貿易增長注入了新動能。近日，2023年服貿會在北京舉辦。會上發佈的《數字貿易發展與合作報告(2023)》顯示，2022年中國數字服務進出口總值3710.8億美元，同比增長3.2%，占服務進出口比重41.7%，並繼續保持順差。

作為數字經濟大國，中國應如何構建數字貿易新優勢？未來如何推動數字貿易開放發展與互利合作？針對以上問題，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在服貿會上採訪了浙江大學副校長黃先海。

數字貿易應當成為扭轉服貿逆差的核心工具

《21世紀》：過去兩年間，我國服務貿易領域的逆差幅度逐漸縮小，但今年以來，服貿領域逆差再度有所擴大，您怎麼看待目前的逆差變化呢？

黃先海：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是一個自然的現象，要從兩方面看待。一方面，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增長潛力雖然很大，但客觀上來講，國際競爭力相對於貨物貿易而言要稍弱一些。另外，適度的服務貿易逆差不一定是件壞事，有時候也是需要的，特別是對軟件類產品、信息類產品的貿易，適度的逆差反而是有利於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所以也不要簡單地理解逆差就不好。

而且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過去兩年服務貿易出口增長的同時，進口是在下降的，過去兩年間的逆差縮小，既有運輸服務出口、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帶來的結構性改善，也有疫情的因素影響，比如出國旅行、留學沒有疫情之前那沒頻繁，一直較大的旅行貿易逆差出現了縮小。進口的下滑既不利於活躍國內市場，也不能滿足消費者的多元化需求，改變服務貿易逆差的良性循環方式是出口與進口雙雙增長並且前者大於後者，這也是我們繼續努力的方向。

《21世紀》：近年來，數字服務貿易開始出現順差，而且占服務貿易的比重逐漸提升，您認為未來應當如何保持數字貿易目前的增長勢頭？在這其中又該怎麼樣把握傳統貿易和數字貿易之間的關係呢？

黃先海：數字貿易應當成為接下來進一步扭轉服務貿易逆差的核心工具。目前在服務貿易領域，以後要想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空間，數據跨境貿易是關鍵。數據作為數字經濟中最重要的內容也可以獨立形成服務，比如由軟件、社交媒體、搜索引擎、雲計算以及衛星定位等信息技術服務組成的數字技術貿易，同時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物聯網等數據流平台生成的數據可以被廣泛應用於研發、生產、運營、服務等價值鏈環節，由此產生出數據服務貿易和跨境數據流動貿易。

另外要考慮到數實融合，也就是怎麼樣利用服務貿易來更好地促進實體經濟，也就是貨物貿易的發展。數字貿易可以豐富傳統貨物貿易形式，比如目前強調的生產性服務業，數字營銷、數字訂購、數字對接以及數字結算等新的服務貿易形態，都可以幫助貨物貿易獲得更大的效益。

《21世紀》：一些曾經是製造巨頭的跨國公司現在也在向生產性服務的領域拓展，比如數字化轉型服務、綠色諮詢服務，您怎麼看這種轉化趨勢？近兩年外資鼓勵的政策也發生了轉變，這是不是也會成為我們吸引外資的一個新重點？

黃先海：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就逐漸轉向了高端引領的方向。確實需要生產性服務業來支撐，特別是研發類、設計類的比重大大提升，而且對於製造業產品的品質影響越來越大。而且現在的國內服務業中，生活性服務業占比更高，投資生產性服務業有機會找到更多新的利潤增長點。

當前，跨國公司更多還是採用外資拉動模式進入其在華的生產性服務業，除了直接帶動的經濟效益，很多國際生產性服務業的新理念、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也能交流道國內，促進國內生產性服務業提高水平。

當前，中國需要認真探索如何吸引到跨國公司，讓他們能夠放心把研發中心、設計中心等部門放到中國來。除了政策鼓勵之外，也要積極發揮中國的現有優勢，比如豐富的研發設計場景和海量的數據支撐，這些規模優勢是其他國家和地區難以達到的。

數字貿易需要統一的全球性貿易規則

《21世紀》：近年來，無論是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還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這樣的貿易協議，對數據流動、數字貿易的規則或指導都不盡相同。各方利益訴求有何不同，又有什麼可以達成共識的地方？

黃先海：當前數字貿易領域開放合作的最大瓶頸在於規則的統一與協同。中國在跨境電子商務方面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規則體繫了，而且也得到了國際認同，但是其他領域還有一些規則和體系需要重新構建。包括現在美國、歐盟、東盟等各個經濟體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數字貿易規則，但這種規則都有各種側重，還沒有像WTO關於貨物貿易的基本規則那樣達成國際統一的認同，給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造成了一定製約。

跨境數據流動是數字貿易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規則製定的核心議題，事關各國數據安全、國家安全、網絡犯罪監管與個人隱私保護等，很難用統一規則滿足各國不同的監管訴求。近兩年來，多個國家就跨境數據流動出台新規，但國際互信明顯不足，進而導致規則製定仍未達成廣泛共識。

現在世界上主要有三種模式：美國的總體上是偏自由的數據跨境流動，雖然它有一定的長臂管轄，但總體上還是偏自由的；歐盟是嚴格保護的，強調隱私保護下的數據流動；中國是有管理的數據的自由流動。但客觀上來講，我們中國目前對安全性強調比較重，接下來需要探討的是在保證安全性的基礎上，能不能有更大的自由流動。

如果能夠在安全和發展中找到均衡點，大家都能夠接受。我認為是要分類分層，一方面是有一些常規的商品，對國家安全不會產生大的影響力的商品，可以先開放先流動起來。另一方面是一些沒有涉及到個人隱私的數據，經過清洗整合以後可以先流動起來。

總的來說，就是不要“一刀切”，對數據進行可信性、安全性評估之後按照先後順序來進行開放流動。目前像廣東省已經開始探索跨境數據流通“白名單”制度，我覺得這是一種好的嚐試。

《21世紀》：數字經濟的一些服務貿易跟傳統的貨物貿易相比，它的性質和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貨物貿易有WTO這種傳統的多邊主義規則，那在服務貿易領域是不是也要專門建立一個多邊規則體系呢？

黃先海：目前根據貨物貿易的發展經驗來講，是需要這樣一個多邊的規則，或者是一個全世界大多數國家認同的規則體系。從經濟學上來講，有這樣的規則體系能夠大大地降低數字貿易或者服務貿易的貿易成本，所以有利於它發展。

但是這個規則體系的生成機制可以跟WTO不一樣。WTO的生成機制是一致同意，比如說166個成員方一定要一致同意，有一方反對就不行，但服務貿易裡面可以不這樣，服務貿易裡面可以根據大多數原則，比如說2/3的成員國同意了就可以執行，不願意的一方可以退出這個領域，這是要在生成機制上可以有所改進的地方。

適時增強“順貿易型投資”

《21世紀》：逆全球化潮流導致了很多現有的困難，在貨物貿易和產業鏈合作方面，我們看到有很多產業轉移，那服務貿易領域有沒有可能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呢？

黃先海：現在已經出現這種趨勢了，比如在沿海有很多的軟件外包產業，有少部分已經轉移到東南亞去了，只不過總體還沒有像貨物貿易那麼嚴重。由於美國的“脫鉤斷鏈”或者重構產業鏈，也倒逼了中國一些企業走出去。在這種背景下，就看中國能不能把產業鏈的建構從“被迫”變成“主動”，這包括兩個方面。

一個是為這些被迫遷移出去的企業，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一個好的生產環境，來為其降低成本，比如設置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浙江在泰國建有泰中羅勇工業園，能夠為境外設廠的中國企業提供一個很好的小環境，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

另外一個就是讓這些出去的企業與留在本國的產業有更合理的分工，增加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起國際貿易作用的直接投資，在經濟學上有個說法是“順貿易型投資”，就是指到海外直接投資之後，有利於帶動國內上遊產品或相關產品的出口，從而增進國際貿易，所以要更加客觀地看待產業轉移問題，從中爭取更多的良性發展空間。

《21世紀》：目前我國經濟仍在複蘇中，您對整個經濟形勢的大概判斷如何？

黃先海：今年以來，在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下，我國經濟運行持續回升向好，展現出巨大的發展韌性。儘管當前面臨不少困難挑戰，但更有許多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的累積，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應當充滿信心。

當然，目前大家的體感是有所差異的，我們可以看到像數字貿易、人工智能、“新三樣”這些領域發展得非常好，但是有些傳統行業卻遭遇了困難，結構性的差異越來越明顯。現在比較好的預期就是，在促進經濟總體平穩向上的同時，又能夠進行結構的優化升級。但在這個過程中，升級轉型的門檻和成本較高，可能會有一些群體不得不承受這種轉型的成本，因此要及時地的推出扶持政策，幫助他們度過難關，比如專業教育培訓要跟上，對部分行業也要進行適度的補貼等等。

（作者：繳翼飛 編輯：包芳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