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IMF迎新任第一副總裁:37歲丹·卡茨首秀,格奧爾基耶娃稱其“拉低管理層平均年齡”
文/康路 實習生沈伊君 發自美國華盛頓
2025年10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任第一副總裁丹·卡茨(Dan Katz)在年會期間首次亮相,於一場聚焦新興市場的圓桌會議上發表致辭。

卡茨指出,全球經濟正處於深刻轉型階段,政策、規則與合作夥伴關係均在發生重大變化,重塑著國際經濟秩序。在此背景下,政策緩衝有限、制度基礎薄弱、債務水平較高的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低收入與脆弱國家,更易受到金融市場波動的衝擊。他強調,維持宏觀與金融穩定是全球增長與發展的基礎,而IMF在協助成員國增強金融體系韌性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
他進一步表示,IMF的“能力建設”(Capacity Development, CD)是實現該目標的關鍵工具,通過技術援助與培訓,協助成員國提升金融監管、風險監測與數據統計等方面的能力。卡茨特別感謝了捐助方的支持,並透露目前約三分之二的IMF工作人員支出由捐助資金覆蓋。他還提到,金融部門穩定基金(FSSF)是推動相關能力建設的重要平台,已在科索沃等國落地,助力其完善監管與統計體系、增強金融穩定。他呼籲各方繼續支持IMF在能力建設方面的投入。
卡茨於年會前被任命為IMF第一副總裁,也是該組織中級別最高的美方官員。他於今年1月加入美國財政部,擔任財長貝森特的幕僚長,因此他的任命也被外界解讀為美國政策導向進一步向IMF延伸的體現。或許是履新不久,卡茨在演講中對所負責的FSSF名稱略顯生疏,一度吃了螺絲,連續念了兩遍。
37歲的IMF二把手,引發內外關注
丹·卡茨的首秀,吸引了基金內外的廣泛關注。一位基金僱員提到卡茨的第一印象時最先提到的是他的年齡,“37歲的第一副總裁,可太年輕了。”
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隨後參加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年會上和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對談時表示,她自己曾經當面跟卡茨說,他的加入拉低了管理層的平均年齡,“其實是我在開玩笑,因為他非常有活力、思維敏捷、判斷力出色。他非常聰明,對基金組織的工作也十分投入,目前表現非常出色。無論是在與基金組織員工的互動中,還是與成員國的溝通中都做得很好。所以你們很快就會見到他。”
(轉自IMF總裁的社交媒體)一週前,IMF總裁曾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文歡迎卡茨的加入,“非常高興歡迎丹·卡茨(Dan Katz)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任我們的新任第一副總裁。丹在公共服務領域擁有深厚的知識與奉獻精神,將為我們的使命帶來寶貴的助力。期待與他攜手合作,更好地服務全體成員國。”
她還表示建議卡茨去和佐利克聊一聊,佐利克則半玩笑地說,“那會拉高年齡。”
從“筆杆子”到財長智囊,政策主張鮮明
丹·卡茨幾年前在華盛頓政策圈尚不為人熟知,後憑藉紮實寫作與政策分析逐漸嶄露頭角。他擁有耶魯大學學士與紐約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任職於高盛,負責房地產併購融資。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期間,他擔任高級顧問,參與了疫情期間對航空業的救助計劃。
卡茨與曾在財政部共事、在上次美聯儲議息會議上投出唯一反對票的米勒一同加入過智庫曼哈頓研究所,當時兩人合作撰寫多篇文章,呼籲改革美聯儲。
丹·卡茨對美聯儲的批評集中在其“職能越界”問題上。他認為,美聯儲通過量化寬鬆(QE)和購買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實質上介入了“社會信貸的分配”,在無形中“挑選贏家和輸家”,承擔了應屬財政部門的職能。他將此定義為“固有的財政職能”(an inherently fiscal function),認為這種行為使美聯儲陷入政治化風險。同樣,他主張應將銀行監管職能從美聯儲剝離,因為這也是一種影響信貸配置的財政工具。
他還批評美聯儲治理結構“缺乏問責機制”。在他看來,長達14年的理事任期助長了內部的“群體思維”,削弱了政策糾錯能力,美聯儲在通脹誤判後的高層無人被問責,反而有人陞遷,反映出制度性缺陷。卡茨還批評前財政部長耶倫在融資政府支出時“過度依賴短期借款”,背離了財政部長期穩定發行中長期債券的傳統,增加了未來潛在的利率風險與財政壓力。
在改革方案上,卡茨與米蘭共同提出了“貨幣聯邦主義”(monetary federalism)的概念,主張通過重塑美聯儲內部權力結構來恢復問責。他們建議將美聯儲理事任期從14年縮短至8年,並賦予總統更大的監督權,包括罷免權;同時,提議將12家地區聯邦儲備銀行“國有化”,把其董事會任命權交由各州州長,以此強化聯邦層面的民主製衡,推動中央銀行決策更透明、更具公共問責性。
這些政策提議成為後來美國財長貝森特“敲打”美聯儲的建議框架,而被視為特朗普的政治盟友。
IMF改革呼聲下,卡茨角色受矚目
在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智庫期的卡茨對全球貨幣政策和國際組織管理也有強烈的看法。卡茨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正在經曆嚴重的“使命偏離”(mission creep)和“優先事項的無序擴張”(a mushrooming of priorities)。
他批評這兩大機構在近年來過度關注氣候變化、加密貨幣、性別平等等超出其傳統經濟和金融治理範圍的議題,導致資源分散、職能模糊,削弱了其在宏觀經濟穩定和發展融資領域的專業能力與影響力。
在政策建議上,卡茨主張IMF應“回歸本源”,聚焦其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的核心職能。他建議放棄新設立的“韌性與可持續性信託”(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Trust, RST),認為該機制偏離了基金組織的專業邊界。同時,他提出應嚴格限制特別提款權(SDR)的用途,僅保留其記賬功能,反對將其用作發展融資或政策工具,稱SDR是“一種目標定位糟糕的政策工具”,難以有效支持全球經濟的結構性改革。
如今卡茨出任IMF第一副總裁,也被外界視為將其智庫理念推向全球金融機構決策層的關鍵一步。
卡茨向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彙報工作。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是保加利亞經濟學家、前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誕生於1944年在美國舉行的佈雷頓森林會議,當時美國、英國和前蘇聯共同協商如何塑造二戰後的全球經濟。
根據美歐之間的“君子協定”,美國公民會被提名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姊妹機構世界銀行的行長。反過來,美國也支持由歐洲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根據卡茨的社交媒體,他正努力融入這一龐大國際組織。
(轉自卡茲的社交媒體)“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的第一週可謂精彩紛呈。我的任期恰逢IMF和世界銀行年會召開,這是一個與各國政策製定者、民間社會以及私營部門廣泛交流的絕佳時機,我感到十分幸運。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的開幕演講為本次會議定下了基調,重點闡述了地緣政治、技術和人口結構變化對全球經濟前景及風險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我期待與IMF全體同事及191個成員國攜手合作,推動增強經濟韌性的政策落實,並在本週的討論中積極探討如何為所有人創造更廣泛的經濟機遇。”
根據外媒報導,他曾在社交媒體上列出自己持有侍酒師的專業認證,如今這條信息已經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