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達沃斯｜對話博萃循環林曉：電池退役將重塑新能源產業的成本與責任結構

新浪財經康路發自瑞士達沃斯

當全球能源轉型進入深水區，電池回收開始被視為連接技術創新、資源安全與經濟轉型的關鍵節點。

2026年1月22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召開期間，參會的蘇州博萃循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林曉和新浪財經圍繞全球退役電池的現實挑戰、歐洲政策環境的深層影響、商業模式的分化邏輯，以及回收在新能源產業鏈中的長期角色，展開對話。

資料顯示，博萃循環成立於2019年5月，從預處理、金屬提取、分離純化、材料再生等環節，提供電池關鍵材料循環利用的全套解決方案。創始人林曉曾經為中國科學院過程所研究成員，研究方向為關鍵金屬分離和電池材料綠色製造等，並獲得過國家技術發明獎。

林曉和新浪財經對話時指出，行業真正的挑戰，並不僅在於退役電池規模本身，而在於差異的高度疊加。從法律定義、監管體系，到電池材料路線、技術代際，再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與社會條件，所有這些差異最終都會在回收環節集中顯現。看似同為鋰電池，實際卻是來自不同年代、不同工廠、不同供應鏈體系的高度異構集合，這使得回收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工業問題，而成為一個橫跨工程、政策與治理的系統性議題。

在歐洲，這種複雜性被進一步放大。《歐盟電池法案》的實施，使電池首次被納入一套貫穿全生命週期的強製性制度框架之中。回收不再只是商業選擇，而是明確的履約責任。合規不再停留在產品層面，而是延伸至碳足跡、再生材料比例、關鍵礦產來源以及信息披露。這些變化正在重塑產業分工，也重新定義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角色與邊界。

在此背景下，不同回收企業在商業模式上的分化逐漸顯現。是通過自建工廠進行重資產投入，還是以技術、工程與運營能力嵌入本土體系，選擇背後並非簡單的風險偏好，而是對這一產業本質的判斷。電池回收究竟是一門產能生意，還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

更長遠地看，林曉將回收視為新能源體系中尚未被充分認識的“關鍵變量”。隨著技術進步和政策演進，回收不僅將反向塑造電池設計和應用場景，還可能在單一場景中的產品標準化、乃至公共資產金融化過程中，成為連接能源、產業與資本的樞紐。

附部分對話實錄：

1．新浪財經：隨著全球退役電池規模持續擴大，各國在應對這一趨勢時最普遍的挑戰集中在哪些方面？

林曉：首先需要澄清一個概念。我們並不認為當前正在出現一個所謂的“退役潮”。從產業和工程角度來看，電池退役並不存在明顯的波峰或波穀，而是一個持續增加、沒有起伏的過程。

過去十年裝機了多少電池，大約在十年後就會對應出現多少退役量。也就是說，這是一件高度確定、不可逆的客觀事實。當量持續積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會對產業和政策體系形成壓力，並產生質的變化。

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於“退役”本身，而在於差異性極其複雜。

第一層差異來自法律和監管定義。不同國家對“廢電池”的界定並不相同。比如在歐盟，自 2020 年之後動力電池被明確界定為危險廢物，而中國和美國的法律定位並不一致。定義不同，意味著管理方式、運輸要求、回收責任機制都會完全不同。

第二層差異來自電池技術路線本身。即便都被稱為鋰電池，其內部差異也非常大。五年前，中國市場 70% 以上是三元鋰電池，而現在百分之八十多已經轉向磷酸鐵鋰。但在中國以外的市場，三元鋰仍然佔據主流。材料體系不同，意味著回收價值、工藝路徑、經濟模型完全不同。

第三層差異來自時間與地理的疊加。五年前、現在以及未來幾年投放市場的電池，會在未來十年內陸續進入退役階段；同時，不同國家、不同區域採用的又是不同技術路線。結果就是：從回收角度看，最終面對的並不是一個標準化產品，而是來自不同年代、不同工廠、不同供應鏈體系的高度異構集合。

2．新浪財經：歐洲政策環境下，《電池法案》等制度對產業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林曉：《歐盟電池法案》對產業的影響是系統性且根本性的。首先，它是一項 Regulation（條例），而不是過去的 Directive（指令）。這意味著歐盟 27 個成員國必須在同一時間、以同一框架將其轉化為本國法律，執行層級和強製性都非常高。

其次，它首次針對電池建立了一整套貫穿全生命週期的制度體系，包括但不限於：強製回收責任（EPR，生產者責任延伸），再生材料使用比例要求，碳足跡申報與閾值管理以及電池護照制度（原產地、礦物來源、生產信息等）。

這些要求並非針對某一國家或企業，而是對所有在歐盟市場銷售電池或電動車的主體一視同仁。

但客觀上，對中國企業而言，這構成了非常高的合規門檻。例如碳足跡申報、關鍵礦產來源追溯、電子護照都是此前從未系統性面對過的。

與此同時，這些制度也在重新塑造產業結構。在歐洲，回收不再是“能不能賺錢”的問題，而是誰來承擔社會成本的問題。當回收成為一項必須履約、且本身需要付費完成的責任，產業分工、商業模式以及競爭關係都會隨之發生變化。

3．新浪財經：在歐洲推進回收項目時，執行層面還面臨哪些現實困難？

林曉：歐洲項目最大的難點，往往出現在非常早期的階段，例如選址。

這是中國企業過去很少系統性面對的問題。在歐洲，選址不僅是找到一塊地，更需要在這一階段就將未來十年以上的靈活性設計進去，並完成極其複雜的審批流程。僅這一階段，往往就需要接近兩年時間。

之後是融資、補貼申請、最終投資決策。新能源項目通常涉及較大投資規模，而投資方本身對這一產業並不熟悉，需要反複評估、溝通、說服，這一階段也需要大量時間。

等到項目真正進入建設階段，建築施工、設備入廠、人員招聘，又是至少兩年的過程。而人員招聘在歐洲本身就是一個長期結構性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是在“一切順利”的假設下。而現實情況是，只要項目週期足夠長，政策、補貼、市場結構一定會發生變化。

4．新浪財經：在不同國家和市場中，電池回收企業為何會在輕資產與重資產模式之間作出不同選擇？

林曉：這本質上取決於企業如何理解這個產業的核心屬性。大多數企業選擇重資產模式，是通過自建回收廠，將技術直接轉化為產能和收益。這種方式在單一市場、單一技術路線下是可行的。但我們認為，電池回收的本質是一個技術、工程與合規高度耦合的長期系統工程，而不僅僅是產能競爭。

隨著中國電池和電動車出口比例持續上升，在海外市場，簡單複製中國的工廠和工藝是行不通的。無論在人力結構、能源成本、自動化程度還是合規要求上，都必須進行大量調整。

因此，我們選擇以輕資產方式，將技術、工程能力和運營經驗嵌入不同國家的本土主體，與當地企業深度合作。這更接近一種“走進去”的模式，而不是單純的“走出去”。

5．新浪財經：隨著技術進步，電池回收在新能源產業鏈中的角色將如何演變？

林曉：我們認為，在未來五年左右，回收將成為新能源體系中最重要的技術環節，甚至沒有之一。原因在於，電池已經從一個產品，演變為能源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過去能源介質是化石能源，會被消耗並產生排放。而現在的能源介質是光伏、風能和電池，本身並不會消失，只會不斷被重新利用。如果沒有高效回收，就意味著新能源仍然高度依賴礦產資源，那所謂的“可再生能源”在邏輯上並不成立。

當回收真正形成閉環後，它將反向定義電池的設計邏輯，推動綠色設計、標準化設計，並最終使電池在特定場景中實現高度標準化。

進一步看，標準化後的電池將具備公共資產屬性，隨之進入金融化階段，成為可以核算殘值、碳收益和風險的資產單元。回收在這一過程中，將承擔起價值確定、成本核算與碳足跡測算的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