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超的“翻身仗”丨人物

《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後簡稱《中國乒乓》）大年初三正式公映，殺入激戰正酣的春節，然而初四晚卻突然宣佈：從初五開始改為小規模上映，2月17日再大規模上映，並期待“絕地反擊”……這種操作應該是春節檔曆史上的第一次，片方為此致歉，尤其對導演鄧超和俞白眉，畢竟心血之作與觀眾剛剛打了個照面，就說改日再見，未免太過唐突，好在新京報記者在上映前就與鄧超有過一次深度專訪，此時的他已經具備了一個電影導演面對一切風浪的定力。

見到鄧超的那一刻，他正忙著打電話。他與俞白眉共同執導、五年前就開始籌備的電影《中國乒乓》馬上就要與全國觀眾見面，他正在聯絡著那些想看首映的觀眾和朋友。

這段時間，很多人都問鄧超“電影快上映了，你心情如何”，他答案里的高頻詞是“緊張、忐忑”，他覺得這次“拍得還不錯”，電影里的球員因為不被看好逆風翻盤，他希望觀眾能去影院獲得這份力量。妻子孫儷最明白他，首映式上，孫儷告訴觀眾，“他站在這裏，比任何時候都不自信，他真的很需要鼓勵，也真的很愛電影。任何人說他不好，他都不放棄，有一種打不死的小強的感覺。”

新京報記者曾採訪過鄧超很多次，但這一次最特別，眼前的他冷靜自持，清醒地審視著自己的狀態，複盤以往，直面所有不同的聲音。採訪的最後，記者問他“你最渴望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什麼？”他思考半秒，“就是現在”，“現在就是我最喜歡的生活方式，特別是這次採訪，原來，我好像沒有這樣聊過天。以前我有認知失調的時候，會學著迴避，比如採訪聊到爭議的問題，會想他們是不是有什麼敵意，會啟動自我保護機制。甚至我在家裡也經常報喜不報憂，比如我太太，這麼多年她非常包容我，也不會碰我的痛點，但我做得並不好。這些年，我沒有讓質疑過去，而且還很在意。籌拍這部電影的過程讓我徹底明白了，別人不看好你時，你要承認自己的不足，把不足做好就完了。如同電影當中，戰術不行練戰術，球不行練球，體能不行練體能……”

鄧超補充道，“現在我很舒服，特別、特別的舒服，可以正視自己。這次談話，電影和現實神奇地結合在了一起，我會忘了輸和贏，去享受。”

來自負評的痛，一直在心裡

要如何形容電影《中國乒乓》的意義，這個問題，鄧超很難說清楚。影片從籌備到殺青再到上映，充滿了艱難與挑戰。過往，國內體育題材的電影本就不多，以乒乓球為主題的，更是在全球範圍內都少之又少，整個團隊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採風百萬字、專訪數位業內人士，收集無數資料、觀看紀錄片構建劇本，拉著一幫“乒乓球小白”的演員從零開始學，拚了命地苦練，輾轉各地，研究新式拍攝方式，記錄競技體育……轉眼就已經過了五年的光景。俞白眉說，這是他做電影的二十多年來最艱難的一次。對鄧超來說，亦是如此，除了在拍攝中遇到的現實問題，更讓他有所共鳴的是戲里戲外的真實呼應。

“年少輕狂的時候，或者是認知不足的時候，你很難把這份工作真實地與自己的命運、人生感受相結合。《中國乒乓》這個項目，從籌備到上映的整個過程，和戲中人物的經曆是比較貼合的，和我與俞白眉的心路曆程也是很貼合的。我們在導演路上經曆過失敗，被質疑過，被觀眾批評過、群嘲過，他們說‘你們這是什麼組合’，會問‘俞白眉拿了我什麼把柄’‘是不是救過我的命’之類的。批評的這種痛，其實一直在心中。”眼前的鄧超，極其坦然、誠懇，如今的他很清晰自己在導演路上的處境。

鄧超主演張藝謀電影《影》。

作為演員，鄧超是無所畏懼的，他有數部代表作，年少成名的電視劇《大漢天子》，電影《李米的猜想》至今被影迷拿來討論，讓他榮膺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的電影《烈日灼心》，以及主演張藝謀電影《影》。這份履曆上，鄧超是閃閃發光的，是觀眾願意相信的票房保證。但做導演的路上，他卻很艱辛。2014年和2015年，《分手大師》和《惡棍天使》兩部“同一系統和風格”的喜劇電影無縫上映，收割6.6億和6.49億的票房回報，但口碑卻不盡如人意，觀眾質疑“導演鄧超能否帶來好電影”，“我和白眉經常聊，他說‘大象就在客廳里，難道視而不見嗎？’我確實可以很巧妙地把不願意聽到的負評都規避掉，但無法避免的是，你總是會想起。因為你腦子到達那（負評）只需要0秒，擺脫它們也是0秒。但那個痛還在，我沒有找到‘藥’，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自我剖白”，是需要時間的

鄧超說，電影《中國乒乓》是他很想很想拍的一部電影。大多數人提到國球乒乓球，總會認為這是“贏麻了”的體育項目，這樣的球隊居然還有低穀期？《中國乒乓》另闢蹊徑，取材源於上世紀90年代初國乒男隊低穀時期的故事。面對內外質疑，主教練攜教練組堅持大刀闊斧的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發揮各自優勢，終於在1995年世乒賽中上演了精彩的絕地反擊，重奪冠軍。電影並不是說人如何走向成功，而是人應該如何面對失敗：“我和白眉曾經也拍過一部很失敗的電影，那可以說是我們最大的失敗，很多天都很焦慮，覺都睡不著。我們經常就是一張面如死灰的臉，這就是我們的親身感受。電影里的國乒隊員在低潮期時，也不被看好。他們決定，如果打得不好就練打法；球拍的膠水不行，就去搞膠水；戰術不好，就練戰術。人必須正視自己的問題在哪裡？短板是什麼？只有這種正視，才能讓我們走出來。戲里的劇情和我們現實經曆太相似了，我一看，特別想拍。”

坦然面對曾經的不足和失敗，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回想那些年，憑藉“跑男”而家喻戶曉的鄧超是有些盲目自信的，他認為自己已經懂得了喜劇的奧妙，會對不盡如人意的電影口碑感到出乎意料，當時只有往前猛衝的力氣，還未能像現在這樣勇於接受失敗。談及此，他淺淺一笑，說自己這番“自我剖白”也是分階段的，是慢慢曆練，需要時間的：“以往我也會選擇好的聲音，會把批評關在門外，幫自己找一些理由來化解不堪或是不想面對的事。我也有盲目自信的時候，要達到的高度沒達到，我會習慣想像，而不是客觀分析我究竟做成了什麼，沒做成什麼，究竟從中獲得了什麼。我有非常多的類似的迷失，只是我看不見。就像大家誇讚你的時候你享受其中，耍些小聰明沒被人看出來，自己洋洋得意偷著樂，這些都是我的短板和問題。”

正視問題那一刻，你就找到“藥”了

這一階段，被鄧超解讀為“自我認知失調”，在拍攝《中國乒乓》的日子裡，想著這群不被看好的人用信念感去面對一切爭議，他發現失敗是需要坦然面對的，當你正視問題，你就找到“藥”了。“白眉在電影里寫了很多和我心境一樣的台詞，比如吳京飾演的教練找到我，說‘聽說你準備放棄了’‘你死都不怕，怕個球’，我說‘那我死之前贏不了呢？’他說‘你也可以踏踏實實地閉眼’，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人生課題。順境的時候我們是聽不見這些的，那時候你沒有遇到批評，你就看不見自己的短板。但當你捫心自問，你的導演水平到底多高？你究竟相不相信自己能繼續下去？當你回答完這些問題後再做個答卷，你究竟缺什麼？就補什麼，你補的時候會發現那就是‘藥’，一片一片地開始生效。人都有扛不動的時候，但既然我們選擇相信，那就一步一步地去做。”

當鄧超第一次把《中國乒乓》的兩個片段給孫儷看的時候，孫儷覺得鄧超變了。她是離鄧超最近的人，最瞭解他，她說鄧超表面大大咧咧、無所畏懼的樣子，往往是他的包裝和外殼，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鄧超比她更焦慮，想得多多了，因為他在乎別人的情緒，也很在乎別人的意見：“這兩年他們有了挫敗感，也面對不被信任，這些聲音鞭策了他們，這反而是件好事。以往年輕，他們有些驕傲和自負，這幾年他們真的沉下心來，思考真正想要的東西，怎麼付諸行動實現自己想做的事，這是他的變化。到現在才是鄧超和俞白眉真正的底色，這次是真的成了。”孫儷說。

鄧超坦言，家庭是他最大的“絕地反擊”的力量，家人給他的慰藉大過一切，甚至讓他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好：“小花手工做得特別好，她經常會寫一些東西，設計各種機關做成小紙條，藏在家裡各個地方，床頭放一個，鞋櫃放一個，每一個都寫著‘獻給每個不被看好的人’；我們家有個小黑板，每次出差前我會給他們寫一些留言，出差多少天，會想你們的，每次回來就能在上面看到他們給我的留言。這幾天等等總把我引去黑板那裡，結果一看，他寫了一個字‘颯’（《中國乒乓》中鄧超飾演的主教練兒子對他喊的話）；我太太也是，當得知電影可以上映的消息時，她給了我一個擁抱，淚如雨下，我反倒像個局外人一樣。那一刻，讓我在家庭單位里重新給自己上了一課，我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因為一直在給他們展示我的懦弱、困境，總要由他們來安撫我，給我力量。”說到這裏，鄧超眼中滿溢著歉疚感：“所以那天我跟等等和小花說，很感謝這幾天，這幾天里你們更像我的爸爸、媽媽。”

鄧超的導演夢，究竟是什麼？

在外界看來，鄧超應該處於一種無慾無求的階段，為什麼他這麼執著於做導演這件事情？新京報記者向鄧超坦誠地提出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屬於鄧超的導演夢想，究竟是什麼？

以下為鄧超自述

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真的遇到了太多太多動人的故事。藝術本身就讓我很癡迷，我是一個具有很強烈好奇心的人，電影、表演、喜劇、真人秀、主持、演唱，只要是用聲音跟人講述故事、表達情感的，就對我有十足的吸引力。我們做的任何一次藝術創作，都是和這個世界有關係的。

我坦承，每一次創作藝術作品，我都如履薄冰，好或不好，都讓我獲得了一次重生。舉個例子，如同一個龐大的高鐵站，站里有很多列車，很多軌道，這些軌道和列車就如同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大家都分別在自己的那列火車上。這個火車通向的盡頭是死亡，那是人生不可逆的安排，但途中你需要能量去開過每一站，你不知道下一站是什麼，你不知道人生該怎麼學習，你也會面對生離死別，你看不到該開向何方。多數人，包括我自己，有的時候也會非常迷茫，但在這個時候你又看到了你的夥伴，喜歡你的觀眾，還有無數個未曾謀面的陌生人。

去年春晚，我表演完《時代感》後，在中央電視台門口，有個人拉住了我。他說“鄧超，我兒子特別喜歡看你（導演及主演）的《銀河補習班》。他中考的那段時間我們都很焦慮，當時我們父子關係特別不好，因為這個電影他理解了一些事情，獲得了能量，所以你一定要跟我兒子視頻通話一下”。這必須得要，然後就和他的孩子視頻，當時信號特別不好，又卡，又糊。但後來才發現對方不是卡，是停在那，愣住了。認出我來，就喊“超哥”，那個神態，讓我意識到原來電影真的可以影響人，也真的覺得電影的力量就是這樣。再比如我經常遇到一些年紀很小的觀眾，他們告訴我“超哥，你的綜藝我從小就看”，後來我一算，距離《奔跑吧，兄弟》第一季都快十年了，這些孩子從小學畢業，看他已經快上大學了，這讓我意識到，原來我還有機會，這樣地跟大家交流，這是多麼好的運氣啊！我在的這個行業，我的這份職業，可以經常或偶爾地搭一段別人的火車，或者說我可以造一條軌道，營造一輛列車，拍一個電影就相當於給了大家一個這樣的空間，一起乘坐，共同分享。每當想到這些瞬間，我會下定決心怎麼都要堅持下來。一旦要做我怎麼都不會放棄，失敗了也無所謂。

做導演這件事情，我相當想，也相當想把它做好。當然，現在這個階段，我更如履薄冰，也異常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我不斷告訴自己“你要冷靜，不要衝動，要正視自己的缺點，不可以認知失調，紮紮實實地去努力”，我的導演夢想，就是《中國乒乓》里最後的那句話，“可能到死的那天都沒贏，但也要踏踏實實地閉上眼睛”。

對 話

新京報：很多人看完《中國乒乓》後會問“這是怎麼拍出來的”，片中的演員沒有替身，都是“來真的”，為什麼這麼執著地去追求“真打”，尤其是你還用左手打球？

鄧超：因為我演的是國乒的運動員，是真正的奧運會、世錦賽的冠軍，其實就算我們怎麼死命地練，也沒有辦法和他們相提並論，這就是差距。我是先練的右手打球，再練左手直接就崩潰了，後來我嚐試每天用左手吃飯，做事，因為現場時間緊，事情多，實在是太著急了。後來讓我同事監督我，只要抓到我用右手就罰款，幾乎要把右手綁起來，尤其打球的那幾場戲，我要忘記用右腦來指揮行動。

電影《中國乒乓》中的所有演員都沒有替身，所有的打球鏡頭都是演員們親自上陣。

新京報：你這是為了拍戲折磨自己？

鄧超：這真的沒什麼，不值得一提。我崇敬的很多老藝術家、前輩們都是用這種精神拍戲的，一直以來我的快樂就不是拍很多戲，而是拍我認為沒有遺憾的戲。

新京報：人生中的不確定性、對未知的恐懼總是存在，一直堅持的東西可能會被別人不看好。這個過程中，是不是也有人勸你“算了”，“做自己擅長的”？

鄧超：有，當然，包括很多不認識的觀眾，包括一些喜歡我的人，總是說“你快去演戲吧，別浪費了，你幹啥都行就別再折騰導演這行了”。但我和白眉是愛冒險的人，天性喜歡挑戰。我知道舒適圈挺舒服的，但總不能老待在裡面。我相信在拍電影的時候我們是全力以赴的，會探索到好的藝術手法，也堅信我們有能力拍好，其中也一定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卻不能因為這些質疑或是失敗就停了吧。

新京報：人生體驗或許就是這樣，總在高高低低起伏中徘徊。

鄧超：是的，這就涉及你究竟怎麼看待自己的人生？你能不能與自己正面、正常地對話，在做導演這件事情上我是很幸運的，因為我還能被別人看到，還有很多別人看不到的人。我相信每個人都經曆過失敗，特別是這幾年，有很多苦惱。但面對失敗，我繼續躺著嗎？就局限在情緒化的表達中嗎？就像片尾曲的那句歌詞，“無非痛哭一場”，不去做我可能更後悔。

新京報：你追求與角色合一，片場的你也挺“瘋狂”的，最希望得到觀眾什麼反饋？

鄧超：希望給予大家力量。作為文藝工作者，作為電影人，在這一兩個小時里，最想用作品和黑暗中的觀眾，隔空擁抱，觸碰他們一下。讓電影能對他們有所感觸，讓他們內心湧動，讓他們與你共鳴。

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攝影 鄭新洽

首席編輯 吳冬妮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