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徐紀周：《狂飆》里的宿命與反抗宿命

2019年，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接近尾聲，相關宣傳工作開始進行，接到任務的製片方找到導演徐紀周，希望他能創作一部相關題材的電視劇。

警匪刑偵題材是徐紀周熟悉的領域，相關內容創作無數，但從他的學生時代起，就有個故事的雛形藏在心中：於一警一匪兩個人物身上，拉開時間的經緯，二十年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一個重大事件，以警匪故事，描摹幾十年人事變遷和時代側面，展現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眾生百態。

因此，這個創作任務徐紀周毫不含糊地就接下了，“宣傳執政黨自我革新，保護民生的決心的同時，故事和我的個人表達又是完美契合的。”這便有了近來熱播的電視劇《狂飆》。

法治與人情衝撞

徐紀周大學畢業那會兒是2000年前後，趕上了中國刑偵罪案題材佳作井噴的時候，《征服》《黑洞》《黑冰》等優秀作品紅遍大江南北。作為剛入行的新人，他有機會做了一些公安政法系統的採訪，“那時候發生的大案，那叫一個多。當時社會貧富差異開始顯露，極端惡性暴力事件特別多。”

這段採訪和觀察的經曆，讓徐紀周有了不少對該題材創作上的思考：“對於黑惡勢力，我們不要只是拍些很表面的暴力奇觀，而是要挖掘其根源。”

“最近，我看了一篇網友評論，說安欣和高啟強代表的是法治社會和人情社會的衝撞，這很準確。”徐紀周說。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無所適從，有人隨波逐流。曾經在農村，血緣宗族是維繫人情社會的基礎，但在城市化進程和人口膨脹過程中，小農經濟式的人情社會難以繼續，必須有法規制度來重新規範和建立新的社會體系。“而法治社會和人情社會的碰撞過程，出現了黑惡滋生的空隙。”

通常表現這種“碰撞”，戲劇層面上就需要一組對應的警匪人物。“警”的代表安欣，是維護法治社會的理想主義者，“匪”的代表高啟強則是人情社會中生長壯大的黑惡勢力。這兩個人物之鮮活動人，於同類題材劇集中算是罕見。在記者觀察中，近年來掃黑題材的創作，通常難免主題先行，人物的成立次之又次。

但《狂飆》第一集上來，就先把這組人物和人物關係，建立得足夠新穎紮實。“這兩個人物在我心裡頭長了好多年。”徐紀周道。

拍出人物和時代社會的關係

故事一開始，就以倒敘對比了警察安欣前後二十年的差異：曾經是理想主義的愣頭青，如今是油滑謹慎的老油條。

2021年，全國政法隊伍開始了內部的教育整頓。“刀刃向內，倒查20年，挺觸目驚心的”。思考之後，徐紀周決定塑造一個理想主義的警察形象，然而在之前的劇本創作中，本來考慮過安欣會有職業上的陞遷，但卻發現，這個人物的走向和故事所虛構的環境產生了矛盾。

“我們塑造了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一個信念上、道德上標準都很高的人，那他在‘京海’這樣一個人情社會里，他很難生存，一定會被邊緣化的。而且故事到後期很殘酷，高啟強保護傘已經很龐大了，安欣一人之力無法撼動。所以後面大家看到安欣很卑微，在一個宣傳科也被排擠。他的變化是自我保護，如果他還是當初那樣‘皎如明月’的狀態，肯定是要麼調走要麼消失。”徐紀周坦言，“故事中黑惡勢力如此強大，他只能隱藏起來，直到撥雲見日。”

高啟強這個“黑道大佬”形象也為觀眾所熱議。

在前述2000年前後誕生的一批警匪題材佳作里，塑造了很多經典反派形象。“而這些反派都有其當時的社會代表性和成長土壤，”對此，徐紀周如數家珍，“比如《征服》里劉華強代表的是社會底層最凶蠻的亡命徒，當時社會貧富正開始拉開差距，治安環境也比較動盪；《黑洞》里的聶明宇是官二代，是當時個別官員貪腐下海、權錢勾結的代表；《黑冰》的郭小鵬則是那時候社會關注度很高的‘海歸’。這幾個反派角色都有特別強的時代屬性。”

後來，客觀環境的變化導致該題材項目減少，人物創作斷層。近些年，該類型創作複蘇，佳作頻出，但對於反派人物的刻畫，卻容易流於工具化或表面化。“大家全球佳片看的多了，一些作品里黑惡勢力的形象，很多就來源於荷李活電影、香港電影、韓國電影。客觀來說，日本、意大利、美國，甚至回歸前的香港，這種社會現象曾是存在於他們土地上的一個現象，人物的特徵自然和所在地域時代緊密相關。我們照著人家的東西拍，可咱們這兒不是西西里島，不是紐約，不是首爾，我們不在那個環境，把人物生搬硬套到咱們的環境里，肯定格格不入。”徐紀周有他的堅持，“我希望我不僅能塑造出這個反派人物，還能把他與時代背景、社會土壤的關係拍出來。這是有社會意義的。”

在劇中，徐紀周設計高啟強在京海市辦了兩個產業：一是幼兒園，一是養老院。幼兒園收費很低，開園比別的幼兒園早半個小時，閉園比別的幼兒園晚兩個小時，管每天三頓飯。“你雙職工家庭把孩子送進去之後省了多少事兒？這個幼兒園只向政府公務員開放指標。”養老院入住的都是離退休幹部，給的住房、護理、醫療待遇標準永遠比實際職稱待遇要高。“好比你是處級的，我給你局級待遇，你是局級的，我給你部級待遇。”

“這兩頭一掐，人人都說他高啟強的好，他不用去管實權派，實權派維繫關係多費勁。”高啟強甚至在街坊四鄰里聲望日隆，老人要看病排隊幾個月，他一打電話下週就安排；孩子要上重點中學，他找人立刻聯繫。

高啟強深諳人情社會的一切規則，他給城市化進程中被拋下的人一些保護，解決了部分都市人群某些實際問題，於是他能利用一切人脈資源往上走。對於人情社會的洞悉和拿捏，讓高啟強在京海這座城市里更加隱蔽，更難連根拔起。

“為什麼動不了高啟強了？為什麼沒人舉報他？”徐紀周用這兩個問題，來回答另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掃黑要常態化？

“因為黑惡勢力是鑽著社會系統的個別漏洞和缺陷長起來的，它永遠是有縫隙就能長。”

三個階段，三部戲

刑偵罪案題材，有其熱門的拍攝地，比如東北地區、重慶、青島。“但這些地方拍太多了，視覺上觀眾可能比較疲憊，我們從創作上來說，也比較疲憊。”因此，《狂飆》的選景，徐紀周和團隊花了大力氣，選景幾乎是“中國從南到北走了一遍”，希望能給觀眾帶來一些新的視覺體驗。

但由於《狂飆》結構上三個階段的明確劃分，選景必須滿足三個不同時代的視覺要求，“這個其實挺難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咱們基建多快啊，現在到任何城市，幾十年前的景觀難找，有的話也多是景點文物，保護得非常好，劇組沒法拍。”

選景直到廣東台山、江門、開平一帶，不少老街騎樓，令徐紀周耳目一新。加上廣東交通便利，這才讓劇組能把三個時代需要的場景都囊括。

三個時代服化道的區分也是難題。“每個人成長的環境不一樣，對劇中幾個時間節點的具體記憶，肯定不一樣，而且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那也會有錯位，我們只能儘量找最有時代標誌性的東西。”幸而，美術團隊年齡也相仿，記憶上有許多重合，大家也非常嚴謹地在工作，“比如2001年前後，道具車得找桑塔納和捷達，這種老式車現在找起來可費勁了。”前期美術上的準備工作用了七八個月。

“可以說，這個戲我是當三個戲拍的。故事的三個階段，場景、道具完全不一樣。還有，雖然演員一樣，但三個階段，間隔時間很長，每個階段的人物狀態和人物關係都需要重新梳理。”兩個階段之間的幾年，劇本沒寫，但演員們時隔幾年再一出場，得讓觀眾看出來這些年發生了什麼，讓觀眾重新去相信他們的狀態。

“一個多月，第一個單元拍完了，人物狀態剛找著，人物關係剛打好，到了第二單元了，全部從頭開始。”演員跟進了個新組一樣了，天天找徐紀周聊：“我這時候是什麼狀態？我中間幾年發生了什麼，我現在為什麼是這樣？我現在跟他什麼關係？”所以每個演員，每個階段，徐紀周都得補一堆人物小傳。他笑說，“這個戲對演員挑戰大，對我挑戰更大，還邊拍邊寫，我的天。”

《狂飆》里幾乎每個主要人物，都具備能打動觀眾的獨特魅力，“我的優勢是塑造人物還可以，然後找到好演員，大傢伙再往上添磚加瓦。”徐紀周坦言。張頌文塑造的高啟強近來討論熱度頗高，他的參演，徐紀周認為是“緣分”。

在《狂飆》項目建立之初，前三集劇本便發給了張頌文團隊，但始終沒回音。於是，徐紀周也找了其他演員，“當時都要開始過合同了，突然演員統籌給我打電話說，張頌文剛下戲，這才看了三集劇本，特別激動，想跟我聊一下。”

在張頌文北京郊區的農家院里，他給徐紀周講了一晚上他對高啟強這個人物未來的各種想像，還把前三集里好多戲給徐紀周演了一遍，並且提到了不少兒時在政府機關大院長大的經曆。

“他個人生活經曆豐富，24歲才來北京上的電影學院。我認為社會經曆對演員非常重要，跟做間接採訪完全不一樣。頌文跟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天生能親近，他知道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我覺得咱們創作理念、創作審美什麼都是一致的。”

那天，二人一直聊到天亮，回去之後，徐紀周給合作方打電話，說“如果不找張頌文演這個角色，我會抱憾終生”。“當時談的演員，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真的覺得頌文太適合了。”

兩位主演張頌文和張譯，和徐紀週年齡相仿，“都是75後，咱們走向社會的時間節點，大概跟故事里是相對應的。我是2001年大學畢業，當時中國剛加入世貿，北京申奧成功，經濟高速發展，每個人都覺得未來充滿希望，人生有無數可能。二十年時間，到疫情發生，全球經濟下行，這時回望過去，會發現命運其實充滿了不確定和偶然，你原來所做的一些選擇，把你推到今天這個位置。”

對於《狂飆》，徐紀周覺得自己最想表達的，是“命運的不可知和偶然性”：“可能人生到這個階段了，會覺得宿命這個東西有時候真的無法違抗。正好三年疫情也跨越這個戲的製作週期，無論從文本到拍攝，我內心這種情緒挺強烈的。我希望在安欣和高啟強兩個人物身上，有古希臘悲劇式的美學特徵：宿命難以抵抗，但人又要不斷反抗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