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名》：曆史留痕，英雄“無名”

繼《羅曼蒂克消亡史》之後，程耳導演經七年時間打磨的電影作品《無名》與觀眾在春節檔見面。《無名》在上映前已收穫行業與市場的關注，慮及程耳在前作中展現出的極具特色的個人藝術風格，該作仍是一次不落類型窠臼的嶄新嚐試。

影片聚焦20世紀20年代上海地區複雜詭譎的局勢，重繪出真實的曆史圖景，突出表現了彼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潛伏在敵對勢力內部與其作鬥爭的英雄人物事蹟。故事聚焦於延安、重慶、南京、日本多方勢力鬥爭，同時囊括數十年的時間跨度，完成了通過具體的“小事件”，折射出“大時代”變革的創作目的。更值得關注的是，《無名》在敘事風格與人物塑造上呈現出了鮮明的作者性，不僅拓展了諜戰片創作的類型空間，而且還為主流話語的影像表達形式進行了有益探索。

非線性敘事與曆史敘事

電影中的非線性敘事並非新鮮事物，昆汀、諾蘭都是打破線性敘事結構而成就的當代電影大師。但是涉及曆史題材，採用非線性敘事方式結構的影片則相對鮮見。

非線性敘事和線性敘事的最大差別在於對敘事時間順序的處理方式不同，前者對時間順序進行了調整，而後者則按照時間順序推進敘事。線性敘事符合人類日常生活經驗中事件發生的順序，由於現實世界中的事物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發生的，因此人們對線性敘事有著自然而熟悉的感覺。

人們通常在線性敘事中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故事情節，因為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來理解事件的發展。不僅同一事件的前因後果能得到清楚展示，不同事件間的聯繫——儘管需要跨越空間或同步時間，也能夠輕易組接形成流暢的觀感。尤其是在曆史題材影片中， 由於事件繁複，時間跨度大，人物眾多，因此線性敘事是組織情節的最佳選擇。這樣可以確保觀眾能夠在短時間內準確瞭解大量的曆史事件和人物身份，能夠更好地理解故事。

然而，《無名》在類型融合與話語創新方面顯示出作者的野心，全片採用非線性敘事手法，以打破時間線索的方式來重新組接曆史時空中的重要段落。電影通過組合碎片化的事件，通過重組時間順序來呈現故事發展脈絡，而在這些事件中插入重要的情節轉折點，使得故事本身充滿懸疑感並將其融入整個情節和動作之中。

例如，在主任與叛徒張先生會面的段落中，主任通過短暫的問話既表現出了人物作為特務的專業性，又與他作為敵方派出接洽叛變者的身份立場相符。然而，隨著情節的推進，主任的問話突然中斷，轉向主任獨自結束工作後就餐的場景。在用餐時，他發現衣袖上沾有汙漬，用手帕擦拭，血色在白色襯衫上暈染開，張先生的命運就此顯而易見。而關於兩人為何會有這次會面，主任作為敵對勢力人員的身份，以及張先生何以被殺等內幕，觀眾則需要通過影片的劇情推進和其中的細節來逐步探尋。

這樣一來，非線性敘事為觀眾提供了更為宏闊的思考空間，敘事形式本身成為了營造懸念的重要方式。影片中的情節雖然表面上看似零散，但實際上是由緊密相聯的線索組成的，通過觀察細節和跟蹤情節發展可以發現各個場景之間的關聯性，並逐漸揭示故事全貌。

《無名》結合史實，展現了日軍空襲廣州、上海淪陷、汪精衛病亡等重要曆史事件，並將它們作為節點嵌入影片之中作為時間提示，用以對非線性時間結構進行重新組織。事件之間的表層關聯被隱匿，並外化為故事人物間的關係，並由他們的行為或語言顯現。例如，飛機上的日本航空兵、圍爐而坐的日本鬼子、橫屍野外的日本公爵三個段落，經片中人物對白交代，還可以連接成為一條連貫的副線。

影片跳脫出常規的敘事模式，將時間變換、情節發展，甚至人物身份信息都交由觀眾“解謎”，非線性敘事成為重要手段。事實上，正是該片從時代背景下大的事件和劇情發展中小的情節點兩方面皆客觀地重組了敘事結構，才提供了更多可供觀眾收集的線索，激發出觀眾對影片故事探秘解疑的內驅力，從而進一步加深觀影者對片中曆史的切身實感。

作為一部曆史題材電影，《無名》邁出了具探索性的一步。儘管眼下影片彷彿“失序”的敘事結構受到一些爭議，但將故事謎題留給觀眾、與觀眾進行思維上的雙向互動的創作方式，對主旋律電影持續探索更具表現力的藝術語法有積極意義。

無名角色，有形英雄

除上述敘事結構方面的突破，影片在人物塑造上也力圖擺脫類型和內容的慣用製式。同片名，影片中的人物基本沒有詳細的名稱，最多以“姓氏+先生/小姐”或“姓氏+職務名”命名。相較用易於識記的人名來區分角色，採用模糊的代稱區分人物顯然不像是精明的做法。

先不論片中人物未出現完整姓名、彼此稱呼次數極少，為人物間關係的鋪陳增加了難度，單論在曆史題材電影中採用“無名”式做法講清楚眾多方面勢力、眾多人物間的故事，還要完成反映大時代背景的任務，其難度就足以令人望而卻步。那麼，《無名》在人物“無名”的情況下，依舊能夠塑造出滿足情節開展需求的、各具特點的人物，其做法便十分值得探討了。

對人物名稱的執念，往往來源於需要觀眾迅速區分識記影片前期接連出現的諸多角色。這樣看來，人名最重要的莫過於其功能性。《無名》在展開情節時，嚴格控製敘事節奏，為觀眾提供了足夠的識記人物的時間。與此同時，影片在演員選用和人物動作、語言等方面進行了精細的設計，強化了人物的劇作功能，有效規避了因人物“無名”令觀眾遭受困擾繼而影響觀影的情況。

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何主任和葉秘書，分別由演員梁朝偉和王一博飾演。兩位演員在外形特徵、視覺年齡上都有較大差別，同時在說話方式、所說語言的類別上也截然不同。

何主任具戲劇功能的出場情節是其與叛變的地下黨員張先生的談話，過程中，何主任表現出的平易近人和親切和善都凸顯出了該人物的行事風格。儘管對於這樣的人物，觀眾往往能通過靈敏的嗅覺推斷其必有“深藏不露”的秘密，但不能否認，在張先生侷促不安狀態的映襯下，何主任與他的交流方式具感染力，更具壓迫感。加之二人的談話內容，即使沒有確切的名字，觀眾亦可輕鬆獲得二人明確的身份信息。

葉秘書具戲劇功能的出場則與何主任不同，他與同事王隊長在店舖內吃早餐，之後圍繞一道“蒸排骨”彼此打趣。此般出場設計從側面表現出了年紀尚輕的葉秘書的趣味之處，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更為這個人物糅合進生活的煙火氣息。在接續的場景中，葉秘書和王隊長行至日本兵屍體旁調查，通過展現二人的工作內容，影片向觀眾傳達了一定數量的信息，以使觀眾能夠初步判斷二人的身份。

結合影片採用的碎片化結構和非線性敘事手法，人物“無名”顯然能夠呼應影片營造出的動盪的時代環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影片對曆史的還原度。劇中故事所處時代，正是各方勢力彼此角鬥、人人自危的時代。我黨工作人員置身其中，其身份的複雜性和秘密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無名”的人物角色，型塑的是有形的英雄偉績。影片對時代下現實的映襯與紛繁交織的情節構思相得益彰，共同複現出了那段我黨與敵方勢力殊死鬥爭、於迷霧中前行尋找新未來的宏偉曆史。

有關《無名》的討論眾說紛紜，人們爭論的焦點主要在於該片敘事結構及情節組織方式“非常態”對觀影過程和理解影片難度上的影響。或許《無名》在創作上的轉型確因含有瑣碎的影像細節和更深層次的影像內涵，導致築起了所謂的“觀影門檻”，但對於電影創作而言，持續不斷地更新、探索更具力量的視聽表意方式，既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尤其參照當今曆史題材、諜戰題材影片的整體創作情況，不難發現，對既有的敘事模式和敘事內容的重塑在不斷進行，《無名》並非個例。也許由該片引發的廣泛議論正是一個信號——更多的觀眾願意將目光投向電影正在發生的變化，他們的觀影反饋將與電影製作者們創作電影的熱情一道，成為未來更優質電影生態的重要基石。

（作者簡介：鄭煬，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 崔雅潔，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