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曆史陳列館揭幕：走進126歲的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曆史最為悠久的現代出版社。2023年，商務印書館迎來了自己126歲的生日。

2月11日起，坐落於涵芬樓二樓的商務印書館曆史陳列館正式面向公眾開放。該展陳館的展出面積400餘平方米，展線長200餘米，以700餘幅圖片和7萬餘字的文字以及各時期重要出版物、曆史文獻、1920年代上海寶山路商務總部建築群模型、“四部叢刊”書櫃等文物還原商務印書館126年的企業史及文化出版史。

126年前，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立，它的創立標誌著中國現代出版的開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6萬餘種圖書，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始於1897年：初創時期的商務印書館

1896年，夏瑞芳、鮑鹹恩、鮑鹹昌、高鳳池等因不滿外國人對中國工人的欺壓，創立自己的印刷作坊。他們集資3750元，在上海租下兩廂房連庇屋三幢，購手搖印刷機、腳踏圓盤機和中西文鉛字器具等，僱傭十幾名寧波籍工人，作坊起名商務印書館，並於1897年2月11日開始營業，夏瑞芳為經理。

初創時，商務印書館以承印名片、廣告、簿記等為主。不久後，編印了我國最早的自編英語課本《華英初階》，由此初涉出版。

由此，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華英初階》，這也是我國自編的第一本英語課本。

這本書出版的時代背景為：1898年，夏瑞芳因市面英語課本難覓、妨礙新學流行，請謝洪賚改編教會學校所用英語入門課本，首次採用中英文編排，定名《華英初階》。“此書出版，行銷極廣，利市三倍。”後又編譯《華英進階》五冊，“誠欲使華人子弟精習英文得以步步入勝，用備國家梁棟之材”。這套書風行數十年，粗具近代英語教科書雛形。

此時期，商務代表性出版物還有《商務書館華英字典》《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華英國學文編》《華英地理問答》《馬氏文通》等。

1901年，張元濟投資商務印書館，並於次年加入，商務印書館成立有限公司，開始了由印刷作坊到出版機構的蛻變。

1904年，清廷頒布癸卯學製，商務旋即出版“最新教科書”。“最新教科書”借鑒日本教科書體例，在國內首次按課程門類分級分冊編寫，並配套出版分科分級“教授法”，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套成功的新式教科書，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教科書的發端和現代教育的濫觴。

“最新教科書”分為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教科書及其教授法。包括國文、修身、格致、筆算、中國曆史、中外地理、理科、農業、商業等科，共16種78冊。此後10餘年間，這套教科書擴大到375種801冊，銷量占到全國教科書總量的半壁江山。

從1901年開始，商務印書館在各地開設了諸多分館，至1910年，商務印書館已經有分、支館20餘家。

商務印書館的“繁榮期”

20世紀初是商務印書館的快速發展階段。

商務以編印“最新教科書”為起點，譯介西學，傳播新知，整理國故，引進先進印刷技術，完善管理制度。

外國文學的譯介方面，著名翻譯家林紓與商務的合作始於1903年的《伊索寓言》。此後20餘年，商務出版了《茶花女遺事》等林譯小說140餘種。它們或發表在《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雜誌，或收錄於“說部叢書”“林譯小說叢書”等叢書，或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林紓用文言文系統地譯介域外小說，引領一代文豪魯迅、郭沫若、茅盾等走上文學之路，並啟蒙了一個時代。

1912年1月1日，中華書局創立，隨即推出適合共和政體的“中華教科書”，打破了商務在教科書市場一枝獨秀的局面。隨後，大東書局、世界書局等紛紛創立，出版業進入全面競爭時期。

總的來講，1902年至1931年可算作是商務印書館的繁榮期。

這一時期，商務印書館從合夥製小型家族式作坊，發展為擁有完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集多種營業於一身的文化教育出版機構。員工最多時約5000人，年出書1000餘種，營業額增至1200萬元，本部擁有占地50000餘平方米的功能建築群，規模超過亞洲所有出版企業，可與當時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機構相媲美。

出版物方面，這一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各類各科教科書、《辭源》、“四部叢刊”“漢譯世界名著”叢書等，營業還涉及印刷、教育、圖書館、電影、廣告、印刷設備和文儀製造等。

至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商務印書館發展達於鼎盛。

戰火中的商務印書館

1932 年“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進犯淞滬，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被炸焚燬，損失殆盡，被迫停業。董事會隨即決定，成立複興委員會，誓言“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經過半年艱苦努力，8月1日複業。

複業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冠名“複興”的中小學全套教科書。重印舊版的同時，提出“日出新書一種”的目標，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譯作，並出版了“大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四部叢刊》、“萬有文庫”等有影響的大型叢書。

至1936年，商務出版物占全國總量的52%，再度成為全國最大的出版機構。

1937年“八一三”事變，侵華日軍占領上海，商務印書館再遭重創。商務積極應變，克服重重困難，組織戰時出版。先在香港設立總管理處駐港辦事處，將主要編輯、出版、印刷力量遷往香港。

香港淪陷後，編輯出版重心又移至重慶。在人力不足、設備減少、紙張短缺、運輸受阻的極端險惡條件下，堅持出版各科教科書、各類抗戰叢書等，但出版能力已被嚴重削弱。各地分館分廠也在艱難環境中應時應地堅持運營。

抗戰勝利後，在渝人員遷回上海，苦心經營，勉力維持到新中國成立。

1937年到1945年，商務印書館共出新書6000餘種、9000餘冊。出版有“抗戰小叢書”“戰時常識從書”“民眾基本叢書”等抗戰讀物，“中學生文庫”“萬有文庫”等大型叢書，《國語辭典》《辭源》（正續編合訂本）等工具書、錢穆《國史大綱》、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等學術書以及趙元任等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傅雷譯《約翰·克里斯朵夫》等西方名著，創刊有《文學雜誌》《東方畫刊》《健與力》等。

抗戰勝利後，國內政局不穩，交通阻塞不暢，圖書市場萎縮，讀者購買力驟降，教科書逐漸由國民黨官方出版社正中書局操控。

在此期間，商務創刊了《新兒童世界》，編印有“新中學文庫”“新小學文庫”、《金融法規大全》、“國民教育文庫”（第一集），以及鄭昕《康德學述》，董作賓《殷墟文字·甲編》，王維克譯《神曲·淨界》《神曲·天堂》等學術和文學名著。但這一階段業務趨於萎縮，商務印書館勉力支撐著殘局。

“昌明教育，開啟民智”

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的大部分文化名家，都與商務印書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商務印書館秉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企業使命，對中國近現代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0年，商務印書館與三聯書店、中華書局、開明書店、聯營書店聯合組織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為新華書店以外的中國第二個發行系統。1951年，商務印書館設總管理處駐京辦事處，編審部遷京。之後，實行公私合營，商務印書館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併。

1957，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出，恢復商務印書館獨立建製，成為中央級出版社，設香港辦事處，這一年，商務印書館推出《新華字典》（新一版）。

1958年，中國出版社業務分工，商務承擔了翻譯出版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和編纂出版中外語文辭書等出版任務，逐漸形成了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世界名人傳記”為代表的翻譯作品，和辭書、字典類為代表的中外文語文辭書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於殿利表示，無數商務先賢用自己的智慧，整理國故，傳播新知，編輯出版了一大批影響深遠的作品，影響了幾代國人，對中國近現代教育和文化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表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公眾希望參觀商務印書館，瞭解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一起開展全民閱讀等活動，商務印書館曆史陳列館也因此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