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金飯碗”——南京國民政府國營金融人員的收入變遷

據南開張東剛研究表明，我國近代國民消費需求結構在1931至1936年間,國民消費和生活水平尚未突破一二十年代的貧困狀況。但也有令人羨慕的職業，“世上有三種職業是鑲了金邊的飯碗，輕易打不破，又都有相當的富麗安適，那就是銀行、海關，郵政”。當時流傳著“海關是金飯碗，郵局是鐵飯碗，電信局是橡皮飯碗”的說法。本文所談，以南京國民政府國營金融人員為主。國營金融，主要指四行，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即學界稱之為“四行”。

一、全面抗戰前：“鑲了金邊的飯碗”

以中行為例，《中行生活》雜誌曾經刊登過當時行員的生活狀況，式如是善於生活的銀行職員，他“勤於工作，量入為出”，把自己的日子過得比較順暢。他月薪50元，屬三等十六級薪資標準，初級職員。但他卻養活了一家四口：本人、妻子和兩個兒女，還聘請了一位女仆。其年間津貼另外存儲，以備不時之需。如果使用恩格爾係數計算為59%，生活狀況處於“溫飽”水平。

另一位署名李縉者，月收入110元左右，屬三等四級薪資水平，中級職員。李縉的生活按照其本人敘述為：“十餘年來，雖無若何積蓄，然亦無負債”。根據恩格爾係數計算：結果為39%，屬於“最富裕生活”之列。還有一名中國銀行職員G.D.本俸540元，中國銀行高級職員。其家庭成員共七人：包括祖母、母親、妻、子，女等。其恩格爾係數經計算為為21%，屬“最富裕”之列。

根據以上計算，中國銀行初、中、高級職員恩格爾係數的“溫飽”“最富裕”和“最富裕”說明四行人員生活較舒適。儘管這種不完全歸納法可能不一定準確，但作為一名低級職員，其收入不但能夠養活自己，還能聘請女傭側面說明四行人員生活狀況不會太差。

民國時期的銀行職員“早晚有讀書會，早習英文，晚俄文。俄文系外聘教師，英文教授由同人擔任。此外有圖書室，藏書頗豐，可隨意閱覽。室內消遣品，有無線電機，各種棋類，乒乓球檯。室外運動如網球、籃球，均設備完善，足供公餘之消遣運動，以其得到健康之身體，為社會服務”。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還經常組織行員國內旅遊，爬山，舉行讀書會、體育比賽，甚至還有境外旅遊，《中行生活》《交行通訊》經常報導上述活動。此外，行員還有其他福利，如藥費報銷，子女教育補助，行員儲蓄優息等。這些福利雖無法準確估算，但側面說明，將銀行人員比作捧著“鑲了金邊的飯碗”基本符合史實。當然，低級行員如練習生、低級僱員及工役生活壓力可能較大。

戰前生活狀況據曾供職於中行的劉善長回憶，抗戰前，行局一般職員月入（包括各項津貼）在百元以上（當時米價每石十元左右），百元以下的就是低級職員。上層人員月薪最高達700-1000元。行局工友的待遇比一般行莊工友和產業工人待遇為高，大抵為低級職員待遇的五六成。

二、全面抗戰期間：“開始褪色的金飯碗”

抗日戰爭期間，四行人員生活狀況下降，由原來相對穩定而進入戰時生活狀態，生活處於動盪之中，“金飯碗”開始褪色。

抗日戰爭爆發不久，沿海地區相繼淪陷。1938年2月起，日寇飛機幾乎每天輪番轟炸粵漢、廣九鐵路，並時常闖入沿海城市，日艦則封鎖虎門出海口，時常炮轟。中國銀行粵行暫存廣支行的申鈔共62萬元，及大數庫存，均存入沙面外倉，每天的營業收入，也隨時存入沙面。1938年10月日寇進犯大鵬灣，15日攻入惠陽，各銀行停業。17日下午廣東省主席吳鐵城示意撤退。四行經理往見當地駐軍餘漢謀，請求保護各銀行封存之船隻，並逐步撤退。    

戰時，各行員曆經千辛萬苦，但在撤退中總體還算較順利，有些分支行處由於戰事緊急，損失較重。比如中行瓊州辦事處失陷當天，即被日本海軍占作軍部，所有傢俱，未及帶走的鎳幣及行員公役行李衣物全部損失。各同人只好在海關收稅處躲避，此後一切生活及旅途費用，幸有所收而未送入庫的稅款得以支用。失陷第二天，謠傳說中行庫存300萬元，省行庫存200萬元，日本人定要拿出充公。瓊州中行告知日本人，只有30餘萬海關稅款，在海關庫房。同日，日本領事通知稅務司將庫房加封，日本領事又要中行複業，而管轄行則告知不能複業，為此往來四十餘次。恰好日本正金銀行到海關接收關稅，經過交涉，同意由中行在海南交還稅務司共國幣21萬餘元，總算為中行挽回一些損失。庫存被掠去，中行全體人員攜帶賬冊單據計劃離瓊，要求日領事早日發給許可證，但是日方百般推諉，直至5月29日下午，才通知中行於30日早晨乘船離瓊。是日海口狂風大雨，中行全體人員連同行李賬冊等經日軍嚴格檢查，並被日軍搜去救國公債臨時收據存根25本後，乘船離瓊。由於風浪過大，至第四日下午始抵達廣州灣。

交通銀行則在“八·一三”滬戰發生後，奉財政部命令，總行暫移上海霞飛路所租房屋辦公。同年9月總行改為總管理處，12月奉命移漢。總處分駐港、漢，重要人員在港，對外不掛總處招牌。香港淪陷後，在港人員不能繼續工作，從此總處工作重心遂移至重慶。

此外，還有人員犧牲。抗日戰爭期間，四行於上海租借設立機構，並與敵人實行金融貨幣戰。1941那3月，敵偽綁架上海四行百餘人，炸死炸傷數十人。後來四聯總處召開會議，要求四行緊縮不必要機構與人員。四行在上海租界一直堅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維持法幣在淪陷區流通，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收入菲薄，生活困難，國營金融業人員開始流失，交通銀行甚至出現行職員申請退休返鄉、自謀生路情事。如滬行員生嚴忠垚1942年在遞交的辭職信上提到，“邇來上海百物昂貴，生活日趨艱苦，職眷留此難以維持，擬呈請辭職，俾便攜眷還鄉另謀棲枝，敬乞賜予照準”。還有其他相近或類似理由辭職者。

中行已有類似情形。據1940年2月份卞白眉日記記載，中國銀行天津分行中下級行員及行役生活已非常艱苦。劉善長回憶，日寇占領租藉以後，中行員工實際收入大大減少，最低時僅相當於五鬥米，上下差距也大為縮小，生活水平降低到同產業工人相差無幾。

這說明，“鑲了金邊的飯碗”已經開始大大褪色。

三、全面抗日戰爭勝利後：“日益褪色的金飯碗”

抗戰勝利後的18個月裡，國民政府外彙儲備大幅下降，進口逐漸減少。此時，各行職工運動興起，為爭取生存而奮鬥。

1946年初，物價上漲飛快，而職工工資卻仍處於低位。中行、交行兩行積極分子爭取到四行二局其他員工的支持，提出了職員每月法幣15.6萬元，工友每月每人11.2萬元的最低生活費標準的要求，最後在群眾巨大壓力之下，中行總經理宋漢章倡議全部接受以上建議。

此次鬥爭，進一步鼓勵了各行業職工聯合的積極性，在中共地下黨的積極聯絡下，3月3日，“四行兩局職工聯誼會”借浦東同鄉會成立，“六聯”的成立，標誌著行局職工群眾運動進入新階段。有組織的群眾隊伍，由中行一個單位，擴大到四行二局六個單位，總數近兩千人，占各行局職工三分之一以上。5月25日，“六聯”創辦了中行支部負責的《聯訊》，並爭取到宋漢章為期刊題寫刊頭。1947年5月，“六聯”開始第二次徵求會員活動，到8月底，會員已達4783人。其中中行會員1326人，占70%左右。

“六聯”存續期間，主要領導了三次影響較大為提高待遇而進行的抗議活動。

第一次為“九二六餓工運動。”“四行二局聯誼會”骨幹經過商議，決定於1947年9月26日絕食一餐，以示抗議。當天各行局6000多名職工，包括大多數中層人員，都參加了絕食行動，動作整齊，氣氛嚴肅，向來被稱為“捧著金飯碗”的國家行局職工，居然也為抗議降低待遇舉行絕食，這是對當權者的一種莫大諷刺。這件事經過報紙宣傳後，影響很大，國民政府統治集團亦受到震撼。這次運動，在上海不少行莊引起連鎖反應。第二次是“三八等工鬥爭。”這次主要是抗議四聯總處削減四行一局（郵彙局由郵政總局決定）的“實物配售差額金。”第三次為“三一三罷工鬥爭。”

綜合考察，對比戰前四行人員優裕的生活，豐厚的福利，到了戰後通貨膨脹嚴重期間，一度發生絕食抗議待遇下降情事，可見，四行“金飯碗”日益褪色。那麼，“金飯碗”褪色的原因是什麼呢？

四、“金飯碗”日益褪色的原因

南京國民政府國營金融業人員“金飯碗”褪色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

第一，戰爭破壞了金融業正常運行的外部環境，這是間接原因。

首先，金融業的正常運行需要穩定的政局。中行曆年營業報告，都肯定了這點。“國無寧日，遑論營業。”一旦政局趨穩，則銀行營業逐步恢復正常，比如1928年中行營業報告稱：“1928年度在政治上由完成北伐而趨重建設，在金融界恢復運輸而漸呈佳象。”如果政局不穩，銀行方方面面都會受到影響。

其次，金融業的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經濟環境。學界認為，1927年至1937年十年間，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進入一個較為快速增長的階段，既有外因，又有內因。但有一點無法否認，那就是抗戰前，中國經濟處於一個相對快速發展階段。因此，南京國民政府國營金融事業抗戰前的相對繁榮是因為中國經濟有所增長，生產有所發展，為金融業繁榮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環境。一旦發生戰爭，則金融業發展所受影響立竿見影。

第二，戰爭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使各行損失慘重，這是銀行經營困難的直接原因。

東三省淪陷，各大銀行業務減少，收入下降。以交行為例，1930年交行盈餘734 884.20元，1931年度盈餘743915.11元，到了1932年度僅420530.35元，1932年度與1930年度相比減少314353.85元，與1931年度比較減少323384.76元，分別減少43%！業務削減，盈餘下滑，迫使1932年交行來年不增新人，還要減薪。

這些僅是部分損失。全面抗戰期間，四行各方面財力、物力和人員的損失，更是不計其數。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影響至深且巨。1931-1949年的戰爭，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世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了。日本侵華戰爭使中國幾代人辛苦建設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生產力遭到嚴重摧殘。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中國的財富損失，加上戰爭消耗，損失達1000億美元。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被侵略所打斷，中國現代化又一次失去了發展的大好機會。

第三，“金飯碗”日益褪色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南京國民政府對四行“飲鴆止渴、殺雞取卵”式管理。

首先，軍費開支過大，銀行無限制為國庫墊款，削弱了銀行支持生產建設的能力。

1933年，國民政府全年收入68000餘萬元，而支出則高達82890餘萬元，每年不足之數，恒在14000餘萬元，而軍費開支，居其大半。“每年發行公債之數，除1932年外，常在票額一二萬萬元；1933年亦發行12400萬元，社會僅有之資金，悉為厚利公債所吸收；而人人歎息痛恨於建設生產資金之缺乏。無生產資金，何以求生產之改良增進而得貿易之平衡？無經濟建設，何以裕人之購買力而促物價之提高？”“補救之策，唯有政府切實大減軍費，屏除不急之支出；減少公債發行，增加生產建設資金。”但事實上不可能，讓南京國民政府削減軍費，無異於與虎謀皮。

財權包括財政與金融，而要維持困難重重的財政，非依賴金融不可。南京國民政府對金融的依賴主要是：一是發行公債，二是直接向中央銀行透支或借款。大量的墊款，削弱了銀行支持生產建設的能力，也削弱了銀行自身的金融服務能力。墊款越多，經營也越困難。

其次，大量發行紙幣，加劇通貨膨脹，導致四行人員收入購買力下降。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發行權主要歸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後加上農民）發行的鈔票為法幣。中央銀行的發行額迅速擴大，從1934年底到1936年底，中央銀行發行增加四倍，中國銀行增加1.8倍，交通銀行增加2.7倍。到了1942年7月，集中由中央銀行一家發行，央行的壟斷地位更強了。由央行一家發行，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央行本應擔負起穩定幣值，合理供應貨幣的任務，但因為蔣介石要打內戰，財政收支無法平衡，便大量發行貨幣，物價上漲36萬億倍，從而造成嚴重通貨膨脹。舊中國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驚人的天文數字，確實可稱為世界通貨膨脹史上最突出的事例之一。

總之，“褪色的金飯碗”說明，國泰才能民安，國家強大，才能具備阻止外敵入侵，保衛本國國民過上安穩生活的能力。四行人員不管是捧著金飯碗還是銀飯碗，山河一旦破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再美好的生活環境，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只能是霧中月水中花。金融健康發展，經濟持續增長與收入提高能夠形成良性互動關係。從個體層面分析，收入與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據統計，在近代銀行業展露頭角的110名銀行家中，曾留學外國者48人，占43.6%。宋子文、張嘉璈等民國金融界的精英，基本都接受過西式高等教育。四行人員“金飯碗”雖在通貨膨脹時期日益褪色，但仍高於其他工薪群體。這說明，收入與勞動者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