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全球華人藝術展里，看流動華人的流動視界

在討論全球分佈最⼴的華⼈時，20世紀以來的海外移⺠固然重要，但是由於主體⼈⼝、⽂化構成的某種穩定性，⼈的走出與歸來，對內在移⺠與海外移⺠構成了⼀個個⽆法截然切分的圈層⽣態。

“第五屆全球華人藝術展學術論壇——流動華人的流動視界”近日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舉行。論壇邀請了來⾃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從視覺與語⾔變化、感官體驗等不同角度從曆史中開啟以華⼈流動為線索的不同話題，包括包豪斯的傳播者鄭可、藝術收藏大家翁萬戈等，一些學者認為，隨著華人的遷徙和寓居的過程越來越豐富，“華人”很難用一個非此即彼的方法判斷“我”是誰，可能在不同的層次理解或者是呈現關於自我認同。

“全球華人藝術展”聯合策展人、何香凝美術館展覽策劃部副主任餘湘智介紹了“全球華人藝術展”系列展覽研究項目，“展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把它作為一個長期的綜合性項目來做，以展覽為契機，通過藝術家個案的向外延伸，向內挖掘，口述史以及這個過程中積累藝術家的個人作品、畫冊、檔案等等，構建海外華人藝術家檔案。在此基礎上，打造一個海外華人藝術智庫。同時，也為海外華人藝術家提供一個專業的權威的展示平台。”

何香凝美術館副館長程斌介紹了美術館連續舉辦三屆的全球華人藝術展，揭示隨著人的流動、交往所帶來的世界範圍內華人的藝術曆史和現實生態。他說：“今天舉辦的第五屆全球華人藝術展研討會，流動華人的流動視界。將跳出展覽本身，通過尋覓曆史上的華人活動痕跡，從事其他領域華人生存現狀，將話題延伸到當代海外華人藝術之外。”

“全球華人藝術展”項目策劃人與發起人之一、藝術評論人王曉鬆介紹了展覽與論壇的基本思路。

論壇由《畫刊》雜誌主編、副編審孟堯，何香凝美術館宣教部副主任駱思穎擔任主持。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院長、教授胡斌，《美術》雜誌副主編、編審盛葳，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執行館長、教授連冕，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教授段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蘇濤，文化學者、近現代史研究者沈迦等嘉賓分別作了演講。

在1924年10月27日印度支那美術學院建校的總督令封面上，該校名稱為：Ecole des Beaux-Arts de l’Indochine，圖片轉引自越南國家檔案中心

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院長、教授胡斌以《董希文與印度支那美術學院及中、越、法美術網絡》為題作了演講。他談到董希文的經典名作《開國大典》，這件作品被認為是油畫中國風的一個體現。“我們在探討它的中國風的來源的時候，往往會講到敦煌壁畫，但其實還有一個因素，他曾經去越南受到裝飾意味很濃的影響。”胡斌借由考察董希文1939年赴越南印度支那美術學院學習的經曆，分析了當時越南美術辦學的具體情形，以及它作為東西方文化藝術交彙的一個支點，連接起中、越、法多國交互的美術網絡。這種處在特殊階段的基於東西方藝術互動的“越南”樣式給予中國現代藝術的“本土化”探索以某種參照，豐富了我們對於20世紀中國現代藝術進程的認知維度。

胡斌介紹說，董希文當時所在的越南印度支那美術學院是由法國畫家Tardieu（塔迪厄）和印度支那畫家Nguyen Nam Son創立，學院現在還延續了，培養了很多學生。塔迪厄在越南印度支那美術學院的主旨是引導學生創作一種與民族文化相一致的越南藝術。並不是要越南像法國一樣，恰恰是要跟民族文化連接起來。越南民族文化要和什麼連接起來呢？受到中國的影響。絲綢繪畫、漆器和建築領域等。恰恰是在法國殖民者的推導下，越南重新挖掘自己的傳統。

董希文在越南見到的不是塔迪厄，而是繼任者校長，一個雕塑家。前任校長說要培養藝術家，這個校長不太看得起越南藝術家，他說充其量只是裝飾性的，訓練學生最好是工匠而不是專業的畫家和雕塑家。在總的轉向中都有一個主旨，塔迪厄認為要恢復民族特色，繼任者雖然認為越南藝術家只是工匠，只是裝飾性的，但是恰恰推崇民族性，推崇本身的裝飾性。所以漆畫在這裏獲得一致的推廣。當時的巴黎前衛藝術運動正風起雲湧，而塔迪厄維護的是與他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老師一樣的美術學院。他說要越南適應這個傳統才能提升自己融入法國的傳統當中。其實就是提供法國傳統的“越南版本”，而不是學前衛藝術。

胡斌認為，“裝飾性”。西方看到東方的裝飾性，覺得可能是工匠，或者是一個等而次之的藝術。中國/越南恰恰在這個“裝飾性”裡面找到了另外一種探索的路徑，就是本地的工藝、民族的特點，再跟西方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國/越南的現代性的一種路徑。而中國的現代性的路徑是不是也可以跟越南的現代性藝術發展的路徑能夠形成一個互文的關係。

《美術》雜誌副主編、編審盛葳以《女神的桂冠：唐一禾、魯本斯與勝利寓言》為題，以豐富的圖文考證，解讀唐一禾創作於1942年的油畫作品《勝利與和平》背後“勝利女神加冕”這一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神話套式和繪畫模版，分析了唐一禾在特殊曆史背景下進行創作的動機，以及藝術史中題材、體裁的性質與層次區別，以及在傳播中發生的變化。

盛葳認為，儘管這件作品部分填充進中國的內容，但唐一禾並沒有對歐洲傳統曆史畫進行全面的民族主義改造，而是選擇保留了古典曆史畫的全部結構和希臘神話的主要內容。只不過它的主題不再是古典藝術中抽像的美德，而是帶有具體現代與政治的勝利與和平。原因在於《聯合國家的發言》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讓他看到世界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價值。唐一禾通過創作寓意性的曆史畫展現全球語境中的中國，以及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全新期待。

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執行館長連冕以《鄭可：中國現代藝術與設計教育先驅》為題，以厚重的曆史資料為基礎全面展示中國現代藝術與設計先驅鄭可先生的藝術與人生經曆，通過勾勒被“遺忘”的“鄭可”形象描述了中國現代設計、藝術早期發展的重要線索。“鄭可先生不是像大家所想像的畫家、設計家，他是一個非常全行的人。也和前面兩位講者說的一樣，鄭先生留學法國，有兩個學位，一個是國立高等美術學院，還有一個是巴黎市立高等美術學校。他在徐悲鴻之後、唐一禾之前，比唐一禾早3年進入巴黎高等美院。”連冕談到，“鄭可的‘包豪斯’情結，即所謂現代性的設計情節，與中國美術學院以及中國設計之間有著密切關係。雷圭元先生在1947年會議國立藝專校慶日，回憶近30年（國立藝專20年和前面10年的曆史）與中國設計密切相關的人，當中最重要的是誰呢？雷先生說有鄭可，第一。”

連冕認為，鄭可先生是最重要的包豪斯的傳播者，也是三大構成最重要的擁護者和推廣者。鄭可先生與何香凝先生、廖承誌先生母子之間的特殊關係，也提示了全球華人關聯中鄉情、鄉誼的特殊作用。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教授段穎以《全球流動：遷徙、寓居與華人認同》為題，通過對泰國華人的田野調查，深入分析了華人的遷徙史以及它背後的原因。他認為，隨著華人的遷徙和寓居的過程越來越豐富，“華人”很難用一個非此即彼的方法判斷“我”是誰，可能在不同的層次理解或者是呈現關於自我認同。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蘇濤從“南下影人”與香港電影的關係入手，對1940年代中後期彙集到香港的上海影人的現象進行分析，這群在“曆史夾縫中的離散群體”參與推動了戰後香港的發展變革，直接塑造了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香港電影的面貌，表現出“文化民族主義”的特色，是中國電影史上一次意義非常重要的轉折，並持續影響著進行中的中國電影實踐。“我們的主題是流動的華人視界。我想‘南下影人’就體現了流動，這些人戰後從上海到香港去，促成中國電影傳統在海外的拓展。隨著時代的發展，受到他們影響的這些香港影人又帶著這些傳統，反哺內地，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進而開始不斷進行融合。我想這就是曆史比較有趣的地方。”

隨後，半導體投資人王愛陽從曆史、分工、模式與技術變革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全球半導體產業中華人的特殊作用。在信息社會與全球化轉向的背景下，華人內在的關聯或許可以為目前眾所周知的芯片問題提供一個新方向。

文化學者、近現代史研究者沈迦則通過追溯享譽國際的中國藝術收藏家翁萬戈的家世，生動地介紹了中國傳統士大夫家族在大變革之際的道路選擇的偶然與必然，追問在流動世界中藝術與人的重新定位問題。

沈迦回憶自己在2009年見到翁萬戈先生的情景。“他來到上海，那時候我正好在上海，我們就在上海錦江飯店見面。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我驚為天人，那個時候他90歲，但是看起來頂多是70歲的人。他聲音洪亮，鶴髮童顏，根本不像是一個90歲的人。你跟他聊天，兩個小時都講不完。”沈迦說，“因為我住在加拿大，我到美國去的時候都會看他，他住在美國的東部。你不可想像，他住在一個深山老林里，自己建了一個房子，離紐約有4個小時的車程。山林開上去就兩三棟房子，占地22英畝。為了紀念常熟這段生活，他把家門口那條溪水命名為‘萊溪’，房子叫‘萊溪居’。那個時候他太太已經去世了，一個90歲的孤老頭，他在美國已經完全西化了，完全不吃中餐，早上可能一個雞蛋，中午三明治吃一口，晚上把剩下的再吃完。他家裡遍地都是寶貝，廚房裡掛的都是金龍，門口一轉身就是胡適。一個擁有巨大財富的人就過這樣的生活。他家裡樓下有一家小小的披薩店，他每次吃完就打包，說晚上吃。他所有的快樂都在精神的快樂，每天三點鍾一定要喝杯雞尾酒。”

“翁萬戈先生在藝術史界是鼎鼎大名的人，但是他晚年受到了巨大的風波。在2018年的百歲壽慶當天，老頭子突然宣佈把留在他身邊的183件的中國傳統書畫無償捐獻給波士頓美術館， 一點徵兆都沒有，他的家人都不知道。這個舉動有很多爭議’。”沈迦說。“我最後一次拜訪他是2019年的3月20號，那時他已經102歲了。他家裡的護理告訴我，萬戈先生很激動，今天中午都不睡覺，說有加拿大的朋友來看他。但是他見到我的時候，已經不認得我了。我帶著上海書畫出版社新出的這兩本書給他，順便讓他在這本書上籤個名，他竟然簽梁楷。我說寫你的名字，他在梁凱下面就寫翁萬戈。但是當我把梁楷的書給他的時候，他說：‘這張畫我終於讓它回中國了。’他說：‘我不重要，梁楷太重要了，對中國來講梁楷太重要了。’他說：‘我最大的欣慰是看到中國起來了。’”

“我跟他交往那麼多年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人。至於為什麼把書畫捐贈給波士頓美術館，我沒法問。但是我相信老人是智慧的，做這個決定的時候不是糊塗的，曆史會給予答案。”沈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