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別解

◆邵毅平

一

在中國古代，除了個別的女詩人，比如李清照等以外，大多數詩人都是男性，所以大部分的愛情詩，也都是男性詩人寫的。但他們很少寫男性對於女性的愛情，反而多是寫女性對於男性的愛情。對於正常的男女關係中的感情，他們反而假冒女性的口吻說話，用女性口吻表達對於男性的愛情，由此產生了大量的“閨怨”詩。

“閨怨”詩有許多分支，其中的一個分支，專寫商婦對於丈夫的思念，可以稱為“商婦怨”詩。李白、李益、溫庭筠等詩人，都曾寫過“商婦怨”詩，以商婦的口吻傳情達意。這類“商婦怨”詩的存在，是《琵琶行》出現的宏觀背景。

在唐代詩歌里，“商婦怨”主要而且僅僅被表現為“等待”——那漫長的、不確定的、耐心的等待。由於商人是社會各階層中流動性最大的階層，商婦們也就成了最飽嚐等待滋味的女人。“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江南曲》）

然而我們看到，唐代詩歌中所表現的，僅僅是商婦們漫長而耐心的等待，而沒有其他進一步的行動。她們對丈夫抱著滿腔的愛情，也相信丈夫對於自己的愛情，因而從不懷疑等待本身的價值。即使對於丈夫有所抱怨和擔心，那也只是因為愛得太深，而且表現得很有分寸。並且比起抱怨來，毋寧說擔心更多一點。她們擔心什麼呢？一是經商的風險很大，二是到處都有閑花野草。

總之，這類詩歌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典型的“好女人”。這些唐代詩歌，從大詩人李白到無名詩人之作，從不表現商婦對於商人的棄捐，從不表現憎惡或者鄙視的情緒，從不表現商婦面對其他男人的誘惑時的動心，從不表現商婦想要另外尋找安慰的“邪惡”念頭。她們擔心丈夫在外面會受到誘惑，但是她們自己從來不會接受誘惑。

不過，要想通過唐代詩歌，去把握唐代現實中的商婦形象，還是有點危險的。很難想像整個唐代三百來年間，成千上萬的商人和他們的家庭，會統一呈現出唐代詩歌里的樣子。唐代成千上萬的商婦，不可能用同一種聲音說話，是詩人讓她們這樣說話的。我們只能把它們當作詩歌來看待，只能說當時的詩人喜歡這樣寫。至於詩人認得幾個商婦，有多少現實生活的基礎，這很難追問，也並不重要。從最偉大的詩人到最普通的詩人，他們可能全都按照某種套路來寫。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意識到《琵琶行》的與眾不同。

二

在唐代上述“商婦怨”詩的背景下，我們發現《琵琶行》是一個另類，它完全離開了唐詩的一般套路，完全不同於當時的“商婦怨”詩。

《琵琶行》跟“商婦怨”詩的不同，首先是商婦的身份不再是普通的良家婦女，而是一個曾經走紅、過氣之後下嫁商人的名妓。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增加了詩人的角色。原來唐代的“商婦怨”詩里，只有商婦一個角色出場，就像在舞台上演獨角戲；如果還有第二個角色，那就是不在場的商人，也就是商婦思念的對象；詩人自己大都不出場。可是白居易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他放棄了詩人在場外作為木偶操控人的身份，親自下場去充當了舞台上的一個角色。商人仍是不在場的隱形角色，但已不再是商婦思念的對象。於是，現在舞台上有了三個角色，整首詩的結構開始複雜化了，人物關係從簡單的一對，增加到了六對：商婦對商人，詩人對商婦，詩人對商人，詩人、商婦對商人，商人夫婦對詩人，兩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由此，《琵琶行》變身為一首富於戲劇性的詩，表現了詩人、商婦和不出場的商人這三個角色之間微妙的感情關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表現商人、女人和士人三角關係的第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由此也創造了一種影響及於後世各種文體的新範式。

三

《琵琶行》寫詩人在遷謫之地，邂逅一個本為長安名妓的商婦，對她的身世油然產生同情之感，並觸發了自己的遷謫之意。這首詩歌的本事，有人說是紀實的，有人說是虛構的，但不管是紀實的抑是虛構的，其所表現的主題並沒有什麼不同，對於我們的論述來說也無關緊要。先來看其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嚐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唐代“商婦怨”詩里的商婦，都是兩小無猜青梅竹馬，你情我願感情和諧，而這裏的商婦原是長安名妓，年長色衰才委身為賈人婦的。在《琵琶行》里，每個角色都有一個旋律。商婦的旋律，已經被白居易定好了，即嫁給商人不是好事，而是命運的急劇下降，由峰頂跌落到了穀底。“少小時歡樂事”不是長干里的歡樂事，不是“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李白《長干行》）的歡樂事，而是曾作為長安名妓走紅的歡樂事；現在則是“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她的命運有一個今昔對比，從拋物線的頂端跌落了下來。

這其實是有違常識的。即使在今天一般的世俗觀念當中，過氣明星的最好出路還是“嫁入豪門”，把它看作較壞的遭遇，只能說是詩人的觀點。這裏有一個詩人的障眼法，他自己從長安被貶到潯陽，從京官被貶為地方官，他的命運是跌落的；於是，他認為商婦也是一樣的，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是也。

在此詩里，商婦的失意情緒和抱憾心理，通過自述表現得更為清晰了：

今年歡笑複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在唐代的“商婦怨”詩中，此詩是唯一表現出商婦對丈夫的不滿與嫌鄙的。在唐代其他“商婦怨”詩中，“重利”也好，“輕別離”也好，都不是商人的罪過，而是他們工作的性質，但在此詩里，就成為給商人“定罪”的證據。就連這個商婦的婚姻，本來也是不得已之舉。因此，對於這個商婦來說，目前的生活，實在還比不上過去。

這一切當然都是詩人的創造，他決定了商婦怎麼看待她的身世，怎麼看待她的商人丈夫和現在的生活。

四

詩人與商婦之間的感情關係又如何呢？詩人乃是自始至終同情這個商婦的。在此詩的序里，詩人就已把兩人關係塑造得非常美妙了。這是一個充滿感傷浪漫氛圍的環境：一個從京師左遷外地的詩人，於一個秋天的夜晚，在蘆葦蕭瑟的江邊，邂逅一個同是來自京師的商婦。那個商婦又彈得一手好琵琶，具有一段風流走紅的曆史，類似詩人曾經的仕宦經曆。兩個人的旋律高度相似又互相交織，於是從詩人心底，流露出了“他鄉遇故知”的親密之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傷之情，以及對於她“委身為賈人婦”的同情之心。這些情緒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使我們隱隱地感受到了某種微妙的東西，那似乎是詩人和商婦間的一種親密之感，以及兩人對於商人的一種拒斥心理。三角關係當中的兩角，現在有了高度的排他性。這樣一種親密關係，在唐代的“商婦怨”詩中是前所未有的。

其實，正是因為在這首詩里，詩人把自己的感情投射了進去，在裡面充當了一個“自作多情”的角色，才引起了感情的偏移。“商人重利輕別離”，被冷落的商婦只有詩人來同情，從而反襯出詩人的“重情重別離”，這正是詩人所隱隱表現出來的情緒。於是在詩人聽來，那商婦的琵琶之聲，都像是在向他傾訴種種的不滿——對於目前的處境，對於商婦的身份：

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商婦所傾訴的不滿，只有詩人能夠理解，從這種相互的傾訴與理解之中，產生了一種“同黨”式的親密感覺，這就是詩人與商婦的心理呼應：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顯而易見，在此詩所表現的詩人、商婦與商人這三個角色之間的感情關係中，詩人與商婦互相理解，互相同情，詩人引商婦為同調，商婦也視詩人為知己；而對於那個不在場的商人，則都一致表現出嫌鄙與輕視，把他摒棄在這個“兩個人的江口”之外。在詩人看來，只有像自己這樣的詩人，才能理解商婦的孤獨與苦惱，才能鑒賞她的才能與風韻；而粗蠢、無情、重利、沒文化的商人，則根本不懂這一切，因而也是根本配不上她的。這樣有才華而敏感多情的女人，似乎本應是詩人的伴侶，而不應是商人的配偶。

——但她卻嫁給了商人，而並沒有嫁給詩人。

所有這一切，其實都出於詩人之手，是詩人想像力的產物（無論其基於實事抑或僅為虛構）。真正起作用的，是詩人對商人的排斥心理，這決定了他與商婦的共鳴。

五

《琵琶行》中商婦與商人糟糕的感情關係，不僅不同於同時代“商婦怨”詩中的，也不同於白居易另一首《鹽商婦》詩中的：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膾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柁樓，兩朵紅腮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來何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能夠“嫁得西江大商客”的“揚州小家女”，其身份是否如長干里的良家婦女，其實還是有點可疑的，但至少她的命運是往上走的，也因此對商人丈夫心存感激，這與《琵琶行》里的商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但白居易在這首詩里，表面上寫的是鹽商婦的奢侈生活，其實意在提出自己的經濟主張。他的經濟主張，就是漢代桑弘羊的觀點，主張鹽鐵由國家來經營，將其利潤全部收歸國有。反之，同樣在漢代，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也提出了一個觀點，即國家不要與民爭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在漢代，這兩種經濟主張的鬥爭非常激烈，在桓寬的《鹽鐵論》里有集中表現。白居易的觀點是桑弘羊這一派的。

這首詩在唐詩里也是另類的存在（只有元稹的觀點與白居易一致）。唐代那些寫“商婦怨”詩的詩人，大都對商人不抱什麼敵意；但白居易對商人抱有敵意，覺得商人賺了那麼多錢，對國家財政卻毫無貢獻，只能是國家的禍害和不幸。正因為白居易對商人抱有敵意，所以在《琵琶行》中，他一反唐代“商婦怨”詩的傳統，塑造了商人“重利輕別離”的負面形象，構築了詩人與商婦的情感同盟，創造了不同於“商婦怨”詩的新範式。

所以，儘管白居易把自己的見解包裝得非常浪漫，但《琵琶行》並不只是一首簡單的浪漫詩歌，其背後有隱蔽的經濟主張在起作用。把《琵琶行》跟《鹽商婦》比較，跟唐代的“商婦怨”詩比較，就能發現它的基調是什麼，決定其基調的原因在哪裡。

讀者不知不覺跟著詩人的調調走，從“商人重利輕別離”開始，中國人對商人就有了負面印象。哪怕到了今天，我們的生活高度依賴於商業，可是說起商人，還是隱隱有“重利輕別離”的成見，說明《琵琶行》還在發揮著作用。

六

也許正是從《琵琶行》中體會到了上述種種情緒，元代的馬致遠才創作出了《江州司馬青衫淚》這出雜劇，索性把詩歌里原來隱而未顯的幻想現實化了。他把詩人的“自作多情”落實，琵琶女也有了名字，姓裴，叫興奴。白居易在長安做官，裴興奴在長安走紅，兩個人在長安相愛。但是浮梁茶商劉一郎出現了，用金錢破壞了他們的關係，騙娶到了裴興奴。後來在潯陽江頭，裴興奴巧遇白居易，演出了類似《琵琶行》的一幕。然後趁劉一郎熟睡之際，裴興奴跟著白居易私奔了。此事一直鬧到皇帝那兒，皇帝親自做出判決：“白居易仍複舊職，裴夫人共享榮光。老虔婆決杖六十，劉一郎流竄遐方。”

這個雜劇的情節與《琵琶行》原詩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也許劇作家正是要通過這種荒唐的情節，來表示其對於原詩中詩人那隱秘幻想的洞察？正是在表現士人的幻想方面，我們認為這個雜劇與《琵琶行》在精神實質上是息息相通的，是《琵琶行》創造的商人、女人與士人三角關係新範式在雜劇里的轉世投胎。

在元代，與《江州司馬青衫淚》題材類似的雜劇，還有賈仲明的《李素蘭風月玉壺春》《荊楚臣重對玉梳記》、闕名的《鄭月蓮秋夜雲窗夢》等許多。在這些流行的雜劇里，很多商人都是賣茶的，這也是《琵琶行》的功勞。一直到了明初，這類題材的雜劇也仍有出現，如朱有燉的《劉盼春守誌香囊怨》《蘭紅葉從良煙花夢》等，可見寫作此類雜劇也是當時的一種風氣。此外，《江州司馬青衫淚》在明清時期也有不少仿作，如明朝有顧大典的《青衫記》，清朝有蔣士銓的《四弦秋》等。

商人、女人與士人的三角關係，從詩歌的領域轉向了戲曲的領域，這個傳承發生在不同文體之間，雜劇家發展了詩人創造的範式。元代明初乃至後代的這些戲曲家們，都在按照白居易創造的範式編寫劇本。

此後，《琵琶行》所創造、元雜劇所發展的這個範式，在明清小說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琵琶行》開始的文人幻想有了升級換代的表現。

綜上所述，我們把《琵琶行》放在唐代同類詩歌的背景下來看，發現它打破了原來“商婦怨”詩的傳統套路；把它與白居易另一首《鹽商婦》詩放在一起看，發現《琵琶行》中表現的商人、女人與士人的三角關係，其思想背景來自作者的桑弘羊式的經濟主張；再把它跟後來的元雜劇、明清小說貫通起來看，才知道原來白居易已經創造了一種新的表現範式，深刻地影響了後代文人及其他各種文體的同題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