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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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毅平
一
在中國古代,除了個別的女詩人,比如李清照等以外,大多數詩人都是男性,所以大部分的愛情詩,也都是男性詩人寫的。但他們很少寫男性對於女性的愛情,反而多是寫女性對於男性的愛情。對於正常的男女關係中的感情,他們反而假冒女性的口吻說話,用女性口吻表達對於男性的愛情,由此產生了大量的“閨怨”詩。
“閨怨”詩有許多分支,其中的一個分支,專寫商婦對於丈夫的思念,可以稱為“商婦怨”詩。李白、李益、溫庭筠等詩人,都曾寫過“商婦怨”詩,以商婦的口吻傳情達意。這類“商婦怨”詩的存在,是《琵琶行》出現的宏觀背景。
在唐代詩歌里,“商婦怨”主要而且僅僅被表現為“等待”——那漫長的、不確定的、耐心的等待。由於商人是社會各階層中流動性最大的階層,商婦們也就成了最飽嚐等待滋味的女人。“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江南曲》)
然而我們看到,唐代詩歌中所表現的,僅僅是商婦們漫長而耐心的等待,而沒有其他進一步的行動。她們對丈夫抱著滿腔的愛情,也相信丈夫對於自己的愛情,因而從不懷疑等待本身的價值。即使對於丈夫有所抱怨和擔心,那也只是因為愛得太深,而且表現得很有分寸。並且比起抱怨來,毋寧說擔心更多一點。她們擔心什麼呢?一是經商的風險很大,二是到處都有閑花野草。
總之,這類詩歌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典型的“好女人”。這些唐代詩歌,從大詩人李白到無名詩人之作,從不表現商婦對於商人的棄捐,從不表現憎惡或者鄙視的情緒,從不表現商婦面對其他男人的誘惑時的動心,從不表現商婦想要另外尋找安慰的“邪惡”念頭。她們擔心丈夫在外面會受到誘惑,但是她們自己從來不會接受誘惑。
不過,要想通過唐代詩歌,去把握唐代現實中的商婦形象,還是有點危險的。很難想像整個唐代三百來年間,成千上萬的商人和他們的家庭,會統一呈現出唐代詩歌里的樣子。唐代成千上萬的商婦,不可能用同一種聲音說話,是詩人讓她們這樣說話的。我們只能把它們當作詩歌來看待,只能說當時的詩人喜歡這樣寫。至於詩人認得幾個商婦,有多少現實生活的基礎,這很難追問,也並不重要。從最偉大的詩人到最普通的詩人,他們可能全都按照某種套路來寫。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意識到《琵琶行》的與眾不同。
二
在唐代上述“商婦怨”詩的背景下,我們發現《琵琶行》是一個另類,它完全離開了唐詩的一般套路,完全不同於當時的“商婦怨”詩。
《琵琶行》跟“商婦怨”詩的不同,首先是商婦的身份不再是普通的良家婦女,而是一個曾經走紅、過氣之後下嫁商人的名妓。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增加了詩人的角色。原來唐代的“商婦怨”詩里,只有商婦一個角色出場,就像在舞台上演獨角戲;如果還有第二個角色,那就是不在場的商人,也就是商婦思念的對象;詩人自己大都不出場。可是白居易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他放棄了詩人在場外作為木偶操控人的身份,親自下場去充當了舞台上的一個角色。商人仍是不在場的隱形角色,但已不再是商婦思念的對象。於是,現在舞台上有了三個角色,整首詩的結構開始複雜化了,人物關係從簡單的一對,增加到了六對:商婦對商人,詩人對商婦,詩人對商人,詩人、商婦對商人,商人夫婦對詩人,兩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由此,《琵琶行》變身為一首富於戲劇性的詩,表現了詩人、商婦和不出場的商人這三個角色之間微妙的感情關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表現商人、女人和士人三角關係的第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由此也創造了一種影響及於後世各種文體的新範式。
三
《琵琶行》寫詩人在遷謫之地,邂逅一個本為長安名妓的商婦,對她的身世油然產生同情之感,並觸發了自己的遷謫之意。這首詩歌的本事,有人說是紀實的,有人說是虛構的,但不管是紀實的抑是虛構的,其所表現的主題並沒有什麼不同,對於我們的論述來說也無關緊要。先來看其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嚐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唐代“商婦怨”詩里的商婦,都是兩小無猜青梅竹馬,你情我願感情和諧,而這裏的商婦原是長安名妓,年長色衰才委身為賈人婦的。在《琵琶行》里,每個角色都有一個旋律。商婦的旋律,已經被白居易定好了,即嫁給商人不是好事,而是命運的急劇下降,由峰頂跌落到了穀底。“少小時歡樂事”不是長干里的歡樂事,不是“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李白《長干行》)的歡樂事,而是曾作為長安名妓走紅的歡樂事;現在則是“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她的命運有一個今昔對比,從拋物線的頂端跌落了下來。
這其實是有違常識的。即使在今天一般的世俗觀念當中,過氣明星的最好出路還是“嫁入豪門”,把它看作較壞的遭遇,只能說是詩人的觀點。這裏有一個詩人的障眼法,他自己從長安被貶到潯陽,從京官被貶為地方官,他的命運是跌落的;於是,他認為商婦也是一樣的,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是也。
在此詩里,商婦的失意情緒和抱憾心理,通過自述表現得更為清晰了:
今年歡笑複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在唐代的“商婦怨”詩中,此詩是唯一表現出商婦對丈夫的不滿與嫌鄙的。在唐代其他“商婦怨”詩中,“重利”也好,“輕別離”也好,都不是商人的罪過,而是他們工作的性質,但在此詩里,就成為給商人“定罪”的證據。就連這個商婦的婚姻,本來也是不得已之舉。因此,對於這個商婦來說,目前的生活,實在還比不上過去。
這一切當然都是詩人的創造,他決定了商婦怎麼看待她的身世,怎麼看待她的商人丈夫和現在的生活。
四
詩人與商婦之間的感情關係又如何呢?詩人乃是自始至終同情這個商婦的。在此詩的序里,詩人就已把兩人關係塑造得非常美妙了。這是一個充滿感傷浪漫氛圍的環境:一個從京師左遷外地的詩人,於一個秋天的夜晚,在蘆葦蕭瑟的江邊,邂逅一個同是來自京師的商婦。那個商婦又彈得一手好琵琶,具有一段風流走紅的曆史,類似詩人曾經的仕宦經曆。兩個人的旋律高度相似又互相交織,於是從詩人心底,流露出了“他鄉遇故知”的親密之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傷之情,以及對於她“委身為賈人婦”的同情之心。這些情緒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使我們隱隱地感受到了某種微妙的東西,那似乎是詩人和商婦間的一種親密之感,以及兩人對於商人的一種拒斥心理。三角關係當中的兩角,現在有了高度的排他性。這樣一種親密關係,在唐代的“商婦怨”詩中是前所未有的。
其實,正是因為在這首詩里,詩人把自己的感情投射了進去,在裡面充當了一個“自作多情”的角色,才引起了感情的偏移。“商人重利輕別離”,被冷落的商婦只有詩人來同情,從而反襯出詩人的“重情重別離”,這正是詩人所隱隱表現出來的情緒。於是在詩人聽來,那商婦的琵琶之聲,都像是在向他傾訴種種的不滿——對於目前的處境,對於商婦的身份:
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商婦所傾訴的不滿,只有詩人能夠理解,從這種相互的傾訴與理解之中,產生了一種“同黨”式的親密感覺,這就是詩人與商婦的心理呼應: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顯而易見,在此詩所表現的詩人、商婦與商人這三個角色之間的感情關係中,詩人與商婦互相理解,互相同情,詩人引商婦為同調,商婦也視詩人為知己;而對於那個不在場的商人,則都一致表現出嫌鄙與輕視,把他摒棄在這個“兩個人的江口”之外。在詩人看來,只有像自己這樣的詩人,才能理解商婦的孤獨與苦惱,才能鑒賞她的才能與風韻;而粗蠢、無情、重利、沒文化的商人,則根本不懂這一切,因而也是根本配不上她的。這樣有才華而敏感多情的女人,似乎本應是詩人的伴侶,而不應是商人的配偶。
——但她卻嫁給了商人,而並沒有嫁給詩人。
所有這一切,其實都出於詩人之手,是詩人想像力的產物(無論其基於實事抑或僅為虛構)。真正起作用的,是詩人對商人的排斥心理,這決定了他與商婦的共鳴。
五
《琵琶行》中商婦與商人糟糕的感情關係,不僅不同於同時代“商婦怨”詩中的,也不同於白居易另一首《鹽商婦》詩中的: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膾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柁樓,兩朵紅腮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來何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能夠“嫁得西江大商客”的“揚州小家女”,其身份是否如長干里的良家婦女,其實還是有點可疑的,但至少她的命運是往上走的,也因此對商人丈夫心存感激,這與《琵琶行》里的商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但白居易在這首詩里,表面上寫的是鹽商婦的奢侈生活,其實意在提出自己的經濟主張。他的經濟主張,就是漢代桑弘羊的觀點,主張鹽鐵由國家來經營,將其利潤全部收歸國有。反之,同樣在漢代,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也提出了一個觀點,即國家不要與民爭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在漢代,這兩種經濟主張的鬥爭非常激烈,在桓寬的《鹽鐵論》里有集中表現。白居易的觀點是桑弘羊這一派的。
這首詩在唐詩里也是另類的存在(只有元稹的觀點與白居易一致)。唐代那些寫“商婦怨”詩的詩人,大都對商人不抱什麼敵意;但白居易對商人抱有敵意,覺得商人賺了那麼多錢,對國家財政卻毫無貢獻,只能是國家的禍害和不幸。正因為白居易對商人抱有敵意,所以在《琵琶行》中,他一反唐代“商婦怨”詩的傳統,塑造了商人“重利輕別離”的負面形象,構築了詩人與商婦的情感同盟,創造了不同於“商婦怨”詩的新範式。
所以,儘管白居易把自己的見解包裝得非常浪漫,但《琵琶行》並不只是一首簡單的浪漫詩歌,其背後有隱蔽的經濟主張在起作用。把《琵琶行》跟《鹽商婦》比較,跟唐代的“商婦怨”詩比較,就能發現它的基調是什麼,決定其基調的原因在哪裡。
讀者不知不覺跟著詩人的調調走,從“商人重利輕別離”開始,中國人對商人就有了負面印象。哪怕到了今天,我們的生活高度依賴於商業,可是說起商人,還是隱隱有“重利輕別離”的成見,說明《琵琶行》還在發揮著作用。
六
也許正是從《琵琶行》中體會到了上述種種情緒,元代的馬致遠才創作出了《江州司馬青衫淚》這出雜劇,索性把詩歌里原來隱而未顯的幻想現實化了。他把詩人的“自作多情”落實,琵琶女也有了名字,姓裴,叫興奴。白居易在長安做官,裴興奴在長安走紅,兩個人在長安相愛。但是浮梁茶商劉一郎出現了,用金錢破壞了他們的關係,騙娶到了裴興奴。後來在潯陽江頭,裴興奴巧遇白居易,演出了類似《琵琶行》的一幕。然後趁劉一郎熟睡之際,裴興奴跟著白居易私奔了。此事一直鬧到皇帝那兒,皇帝親自做出判決:“白居易仍複舊職,裴夫人共享榮光。老虔婆決杖六十,劉一郎流竄遐方。”
這個雜劇的情節與《琵琶行》原詩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也許劇作家正是要通過這種荒唐的情節,來表示其對於原詩中詩人那隱秘幻想的洞察?正是在表現士人的幻想方面,我們認為這個雜劇與《琵琶行》在精神實質上是息息相通的,是《琵琶行》創造的商人、女人與士人三角關係新範式在雜劇里的轉世投胎。
在元代,與《江州司馬青衫淚》題材類似的雜劇,還有賈仲明的《李素蘭風月玉壺春》《荊楚臣重對玉梳記》、闕名的《鄭月蓮秋夜雲窗夢》等許多。在這些流行的雜劇里,很多商人都是賣茶的,這也是《琵琶行》的功勞。一直到了明初,這類題材的雜劇也仍有出現,如朱有燉的《劉盼春守誌香囊怨》《蘭紅葉從良煙花夢》等,可見寫作此類雜劇也是當時的一種風氣。此外,《江州司馬青衫淚》在明清時期也有不少仿作,如明朝有顧大典的《青衫記》,清朝有蔣士銓的《四弦秋》等。
商人、女人與士人的三角關係,從詩歌的領域轉向了戲曲的領域,這個傳承發生在不同文體之間,雜劇家發展了詩人創造的範式。元代明初乃至後代的這些戲曲家們,都在按照白居易創造的範式編寫劇本。
此後,《琵琶行》所創造、元雜劇所發展的這個範式,在明清小說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琵琶行》開始的文人幻想有了升級換代的表現。
綜上所述,我們把《琵琶行》放在唐代同類詩歌的背景下來看,發現它打破了原來“商婦怨”詩的傳統套路;把它與白居易另一首《鹽商婦》詩放在一起看,發現《琵琶行》中表現的商人、女人與士人的三角關係,其思想背景來自作者的桑弘羊式的經濟主張;再把它跟後來的元雜劇、明清小說貫通起來看,才知道原來白居易已經創造了一種新的表現範式,深刻地影響了後代文人及其他各種文體的同題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