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應麟與《詩藪》：詩海之中抉隱索微

明朝萬曆年間的一天，獨領文壇二十年的大文豪王世貞，在杭州西湖的湖心島上大宴賓客，一時群賢畢至，江南文士濟濟一堂。其間賓主除王世貞外，還有著名戲曲家汪道昆（有觀點認為，他便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他的弟弟汪道貫，以及抗倭名將戚繼光。

是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豈料酒酣耳熱之際，汪道貫卻借酒使性，嫉妒心發作，指著一位胡姓年輕人質問王世貞：“您為什麼要將詩統傳給他？如果未來他成為詩壇盟主，將置我們於何地？！”面對這一突髮狀況，倉促間王世貞、汪道昆不知如何作答，而年輕人也沒有接話。戚繼光見狀，趕忙出言解勸。年輕人卻似乎一下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轉而懟起戚繼光來。

戰國時期，趙國將軍廉頗自恃功高，對上卿藺相如多有不敬，而藺相如卻忍讓再三，以致他的門客非常不忿。藺相如解釋說：“我連強大的秦王都不怕，又怎麼會害怕廉將軍呢？我之所以禮讓他，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啊！”廉頗聽說後，非常慚愧，於是主動負荊請罪。

年輕人似乎也是在用這樣的行動向“酒鬧”汪道貫申明，我連位高權重的戚將軍的面子都不給，又怎麼會害怕你呢？我之所以不與你正面衝突，是為了維護江南文壇的安定團結。不知是否汪道貫意識到了年輕人的良苦用心，這次宴會上的齟齬並未影響二人關係，後來他們反倒成為摯友，留下許多詩文唱和。

只是可憐了戚繼光，一代名將，好容易參加次文人雅集，卻沒想到聚會上的唇槍舌劍比戰場上的刀光劍影更令人心驚。他只好倉皇告辭，尷尬離席……

胡姓年輕人由此出名，更有好事者根據這次事件編了出雜劇，題名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兵敗走萬鬆嶺。

這位豪放不羈的年輕人，便是古典詩歌批評史上大名鼎鼎的胡應麟。

《詩藪》（精校本），作者：（明）胡應麟，點校：王國安，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記號Mark 2022年11月。

胡應麟與《詩藪》

有關胡應麟的生平事蹟，王嘉川《胡應麟年譜長編》最為詳盡。今揀其要者略述。

嘉靖三十年（1551），當胡應麟出生之時，正是文學復古運動聲勢正旺的時候，“後七子”的李攀龍、王世貞狎主文盟，在京城相聚唱和。9歲時，因父親胡僖中進士為官，胡應麟隨父入京開始接觸到京城人物。18歲時，胡僖父喪服滿入禮部供職，胡應麟再次隨父入京，詩名開始傳於京中。此時的胡應麟因不少達官貴人願與他交往，因而愈加自信。父子二人尋書訪籍，積累了大量藏書。隆慶六年（1572）胡僖外放，22歲的胡應麟第四次北京生活結束，回到家鄉侍奉母親。在整個青年時期，他主要生活在京城，受到了復古派的巨大影響。

王世貞著《山園雜著》 萬曆間刻本。王世貞（1526-1590），明代文學家，獨領文壇二十年，為世所重。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藝苑卮言》等。

萬曆四年（1576）八月，26歲的胡應麟參加浙江鄉試中舉。此時的他，雖未結識王世貞，但在其縱論“文章學問之途”的策論中，已對王世貞高度評價。王世貞作為當時的文壇盟主，在李攀龍去世後獨操文柄二十年。《明史》說王世貞：“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巧的是，胡應麟的父親胡僖與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是同年進士，二人交往頗多，胡僖常向王世懋提及胡應麟。就在胡應麟剛剛中舉之後，王世懋因赴任江西路過蘭溪，胡僖恰好在家，王世懋前來拜訪，因此認識了胡應麟。二人言語投合，王世懋對胡應麟非常讚賞，也很認同胡應麟對王世貞“博洽中特擅精核”的評價。王世懋致信王世貞，讚譽胡應麟。

萬曆五年（1577），胡應麟赴京城會試失利。王世懋勸胡應麟與其兄王世貞聯繫，胡應麟遂致書寄詩給王世貞，表達願意結交、希望得到指導之意。從此，胡應麟開始了與王世貞的交往。正是在與王世貞的交往中，胡應麟奠定下自己人生價值的基調。胡應麟與王世貞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王世貞很看重這個年輕人，萬曆九年（1581）為胡應麟《綠蘿館詩集》作序，除了對其詩作高度評價外，還稱“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對胡應麟頗有衣缽相傳之許。

第二年，胡應麟在赴京趕考的途中，專門到太倉拜訪王世貞。這是胡應麟第一次直接拜訪王世貞，懷著朝聖的心態，以自己的《少室山房詩》請王世貞作序。二人相見甚歡，胡應麟在王家住了三天才離開。王世貞致信胡應麟，盛讚《少室山房詩》“瑰奇雄麗，變幻縱橫，真足推倒一世”，堪與何景明、李夢陽、李攀龍相提並論。王世貞的衣缽之許與誇獎，使胡應麟沾沾自喜起來，受到了不少青年才俊的嫉妒。王世貞還曾寫信勸吳國倫不要因此而不滿。

此次赴京，若能得中進士，加上文壇盟主的衣缽傳授，豈不美哉？然而，萬曆十一年（1583），33歲的胡應麟會試再次落第。三月，胡應麟南返，到達太倉時，重新拜訪王世貞、王世懋兄弟，仍受到款待。回到家中，胡應麟致信王世懋，對其“綣綣盛心，勖以大業”表示感謝，但說自己竊恐力不從心。考試失利似乎對胡應麟打擊不小。王世貞並沒有小看胡應麟，這年秋天，眾文壇才俊在王家遊宴聚會，王世貞作下《末五子篇》，將胡應麟列入復古派“後七子”之後的“末五子”中。在王家的宴會上，胡應麟與汪道貫發生爭執，回到家後，胡應麟致信王世貞，表示自己並不會與汪道貫一般見識，他將專心於學問，要寫作一部“羽翼《卮言》”的著述，此書可以傳諸後世，以成不朽。這是胡應麟第一次提到《詩藪》，也表達了他繼承王世貞《藝苑卮言》詩論的心思。

萬曆十七年（1589），胡應麟在逃過生死劫後致信王世貞，談到《詩藪》說：“頗竊自信管中之豹，蓋生平精力，畢殫此矣。”並再次希望王世貞為《詩藪》作序。但王世貞僅回覆說：“得足下《詩藪》，則古今談藝家盡廢矣。”仍沒有動手。在此期間，王世貞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及胡應麟，稱：“其采可謂博，而持論可謂精。”“元瑞所著《詩藪》，尚疑其進信陽而退曆下，緣元瑞從信陽入門，此一瓣香，不得不歸之耳。”王世貞也將《詩藪》寄贈給吳國倫，稱讚胡應麟。吳國倫看完後，也認為《詩藪》“可謂博采精求，去取嚴正”。此年年底，胡應麟再次致信王世貞，“惟著述一念，耿耿方寸”，《詩藪》又有所增益，即將刊成，催促王世貞寫序。然而，胡應麟仍舊沒有收到王世貞的序。

萬曆十八年（1590），胡應麟聽聞王世貞病重，急忙到太倉探視。王世貞極力挽留胡應麟，以自己的《弇州續稿》相托，執胡應麟之手說：“知吾言亡若子。”“子為我校而序之，吾即瞑弗憾矣。”胡應麟留在王家陪伴王世貞兩個多月才離開，等年底回到家後，得報王世貞已經病逝。胡應麟閉戶一月，寫下五言排律二百四十韻輓詩哭祭。最終，胡應麟也沒有從王世貞那裡拿到《詩藪》的序。

王世貞去世後，一代文壇盟主隕落。胡應麟被視為衣缽繼承者，越來越受南方文壇的重視。特別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汪道昆卒後，胡應麟名氣愈重。光緒《蘭溪縣誌》說他：“稱老宿，主詩壇，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然而，胡應麟終究沒能考中進士。萬曆二十三年（1595），45歲的胡應麟第四次落第，非常悲憤。首輔趙誌皋本已安排胡應麟參與內閣公職的選拔，但生性“高亢”的胡應麟竟託病不去參加。他終究只能是一介布衣。萬曆三十年（1602），52歲的胡應麟在蘭溪病逝。

《詩藪》的內容

有關《詩藪》內容的研究，陳國球《胡應麟詩論研究》最為精到。陳國球指出，洋洋二十萬言的《詩藪》，表達方式與胡應麟其他學術著作一樣，分條析述；其中有短至十餘字一條的，也有長至五百餘字一條的，在有彈性的靈活形式下，胡應麟將自己有關詩歌的廣博知識，包括詩的曆史，各種體制的源流發展和本色，以至自己作詩的主張見解、評論的態度和方法，都鉅細無遺地記錄下來。的確，《詩藪》規模很大，遠超前代所有獨家詩論。

《詩藪》共二十捲，分內編、外編、雜編、續編四部分。內編六卷，分別為：古體上雜言、古體中五言、古體下七言、近體上五言、近體中七言、近體絕句；外編六卷，分別為：周漢、六朝、唐上、唐下、宋、元；雜編六卷，分別為：遺逸上篇章、遺逸中載籍、遺逸下三國、閏餘上五代、閏餘中南渡、閏餘下中州；續編兩卷，分別為：國朝上洪永、成弘與國朝下正德、嘉靖。在看似沒有關聯的條目中，隱含著清晰的文學史意識及對詩學理論的深入思考，呈現出系統性的思維及獨到的眼光。

《詩藪》對日本詩壇影響巨大，木下順庵、荻生徂徠、林東溟等名家皆推奉有加。日本第一部詩史性質的詩話著作《日本詩史》，正是受其啟發而誕生的。

其一，《詩藪》探究詩歌發展的因素，構建詩歌發展的曆史線索，並考察其變化。

《詩藪》描述出的詩歌發展線索是：從夏開始，到周代達到一個高峰，至秦代而衰落，漢代複回盛世，六朝衰弱，唐代再至極盛，但中晩唐已開始沒落，至宋元時極衰，再到明代達到盛世。這是一種波浪式的發展軌跡，故復古並非字面上的含義，復古不一定要推重源頭，詩歌也未必隨時代逐步退化。評價每個曆史時期的詩歌發展時，胡應麟選定的基準是漢詩與唐詩。他把漢代古詩置於不可企及的地位，認為：“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詩也。”（內編卷二）而唐詩則達到極盛：“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鉅細、精粗、巧拙、強弱，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渾雄、沈深、博大、綺麗、幽閑、新奇、猥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外編卷三）

胡應麟認為，與唐人的神情、情致、性情風致相比，宋詩以意、理為主，故而不如唐詩，到元詩稍複緣情，至明代才重新回到正道。所以，明詩不是為復古而復古，而是重新回到詩的基準上。在胡應麟看來，明詩達到了漢詩、唐詩的水準：“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元、宋，苞綜漢、唐也。”（內編卷一）胡應麟指出，因前代已經諸體皆備，明人在“苞綜”“集大成”方面著力，這是明詩的卓越之處。因此他才格外推崇“師匠宜高，捃拾宜博”的王世貞。

其二，以本色辨體是《詩藪》詩學理論的基礎。

《詩藪》中特別重視“體”的問題，具有清晰明確的辨體意識。體，既指四言與五言、離騷與樂府、七言與五言、章法句法、絕句對結等體裁方面具體的體制、體式，如“騷體”“絕句正體”等；也指由字詞、章法等體制帶來的抽像的特徵和效果，如“唐體”“玉川拙體”等。胡應麟認為，每一種體都有其各自獨特的本色。《詩藪》中到處都在提醒初學作詩的人：“文章自有體裁，凡為某體，務須尋其本色，庶幾當行。”（內編卷一）從形式上看，《詩藪》的內編，分六卷討論古體、近體與絕句，意在詳細探究每種詩體的源流與發展，特別從其起源到成熟的階段抽繹出該體的本色。如七律：“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錢、劉稍為流暢，降而中唐，又一變也。大曆十才子，中唐體備，又一變也。樂天才具泛瀾，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為一格，又一變也。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填塞故實，皮日休、陸龜蒙馳騖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俳偶，時作拗體，又一變也。至吳融、韓渥香奩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巷叢談，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內編卷五）

在對七律具體變化的描述中，胡應麟得出七律的本色認知：“七言律，壯偉者易粗豪，和平者易卑弱，深厚者易晦澀，濃麗者易繁蕪。寓古雅於精工，發神奇於典則，鎔天然於百煉，操獨得於千鈞，古今名家，罕有兼備此者。”（內編卷五）“餘嚐謂七言律，如果位菩薩三十二相，百寶瓔珞，莊嚴妙麗，種種天然，而廣大神通，在在具足，乃為最上一乘。”（內編卷五）

以本色辨體是胡應麟詩學思想的重點，若不依照詩體的本色規範寫作，就會受到他的批評。如“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為絕，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壯語，而以為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為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妙境，而以為律詩，則駢胟枝指類也。”（內編卷六）即便是李、杜這樣的大詩人，因不合乎體之本色的要求，照樣會受到批評。同樣，胡應麟根據“絕句最貴含蓄”的本色特質，批評李白《獨坐敬亭山》太過顯露，不符絕句本色。總體上看，胡應麟對詩歌的批評，有清晰嚴密的法則，而非依靠偶然的個人觀感，顯示出明晰的理論意識。

其三，《詩藪》提供了由法至悟而達到兼具體格聲調、興像風神的學詩門徑。

《詩藪》有明顯的指導初學詩歌者的意圖，詩論條目中常提到“初學”“學者”等詞，顯然是在指導各種學詩途徑。如學律詩：“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法宏贍，音節雄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風神，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真澹，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陵，究竟絕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內編卷四）“七言律，唐以老杜為主，參之李頎之神，王維之秀，岑參之麗；明則仲默之和暢，於鱗之高華，明卿之沉雄，元美之博大，兼收時出，法盡此矣。”（內編卷五）其中提到“五言律法盡矣”“法盡此矣”，可見胡應麟非常重視法。一提到法，人人往往會對復古派做輕易的批評。殊不知，復古派所講的法，是從最正宗的作品中抽繹出來的法則，不是隨便規定的死板的條條框框，法即代表著正宗。這是同嚴羽《滄浪詩話》、高棅《唐詩品彙》一脈相承的詩學思維。

如何明白地學到法呢？由法至悟，才算真正理解了作詩之法。胡應麟所說的悟，也是秉承嚴羽而來：“漢、唐以後談詩者，吾於宋嚴羽卿得一悟字，於明李獻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詞場大關鍵。第二者不可偏廢，法而不悟，如小僧縛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內編卷五）廣泛地熟讀過去的正宗作品，是悟的先決條件。學習經典作品不在於臨摹剽襲，而在於長期浸淫其中，對詩達到透徹的領會，進而學會創作。所以，學詩必須要守法，進而得悟。《詩藪》中提出的各種法，都是胡應麟在對詩歌廣泛閱讀、深入理解的基礎上提出的，都是為了寫出合乎該體本色的優秀詩歌。

《山園雜著》王世貞著 萬曆間刻本。

《詩藪》的影響

胡應麟既具學問家、曆史學家的豐厚知識與曆史眼光，又具文學家與批評家的敏銳感受與識見判斷，兩種超越時人的能力體現在《詩藪》中，就是處處可見的精彩論述。

如“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內編卷一），對各類詩體提出獨到見解；“李於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可謂具眼”（內編卷二），認同李攀龍關於五言古詩的觀點並詳加論證；“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婉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制，初唐無疑”（內編卷三），發掘出《春江花月夜》的獨特價值，引起後人重視；“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內編卷四），提出詩歌的核心要素與基本原理；

“李、杜才氣格調，古體歌行，大概相埒。李偏工獨，至者絕句；杜窮變極，化者律詩。言體格，則絕句不若律詩之大；論結撰，則律詩倍於絕句之難。然李近體足自名家，杜諸絕殊寡人彀。截長補短，蓋亦相當”（內編卷四），對李杜優劣提出分類而論有價值的評斷；

“杜‘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微有詆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內編卷五），不同意嚴羽將體制不純的崔顥《黃鶴樓》作為唐人七律第一，而樹杜甫《登高》為古今七律第一……胡應麟對中國詩歌的見識與判斷遠遠超出一般論詩者的水平，也導致了後人對《詩藪》截然不同的評價。

對《詩藪》的評價，最突出的是兩個明顯對立的個案。明胡震亨《唐音癸簽》說：“胡《詩藪》自騷、雅、漢、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今代，其體無不程，其人無不騭，其程且騭，亦無弗衷。……即元美亦稱其上下千古，周密無漏而刻深，成說詩一家言，此可征矣。吾嚐謂近代談詩，集大成者，無如胡元瑞。”對《詩藪》大加褒揚，讚歎不已，用“集大成者”來讚譽這個詩論家。而明末清初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則說：“《詩藪》二十捲，自邃古迄昭代，下上揚扢，大抵奉元美《卮言》為律令，而敷衍其說，《卮言》所入則主之，所出則奴之。……何物元瑞，愚賤自專，高下在心，妍媸任目，要其指意，無關品藻，徒用攀附勝流，容悅貴顯，斯真詞壇之行乞，藝苑之輿台也！”極力貶低《詩藪》，用“何物元瑞”來貶斥胡應麟的人品與學品。學界已有不少論者辨析過錢謙益此論有失公允，茲不贅述。

可以明確的是，明清詩論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胡應麟的影響。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吸收了《詩藪》中很多觀點，甚至稱：“嗚呼！安得起元瑞於地下而證予言乎！”胡震亨《唐音癸簽》亦採用了不少《詩藪》的觀點。到清代，沈德潛《說詩晬語》，仇兆鼇《杜詩詳註》，王琦《李太白集注》，弘曆《禦選唐宋詩醇》，王奕清、沈辰垣、玄燁《禦選曆代詩餘》，顧嗣立《元詩選》等，都或發揮或引用了《詩藪》中的詩學觀點。王漁洋吸收了《詩藪》中多次提到的“神韻”一詞，將其發展為自己的詩學理論，影響甚大。可以說，《詩藪》產生後，不管是讚成者還是反對者，都潛在地在與《詩藪》對話。特別是在詩學理論化、系統化的清代，詩論家們有關詩歌史發展、具體詩人的詩學特徵、不同時代詩歌美學特徵等認知，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詩藪》的影響。

撰文/李思涯

編輯/朱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