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出版八十週年｜李雨軒：《小王子》與一個倫理學難題

聖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創作於1942年，並於1943年4月在美國首次出版，2023年是它出版的八十週年。這部在世界範圍內經久不衰的作品以童話為外衣，卻向“大人們”揭示了很多至深的道理，甚至能夠以某種預見性與其後五十年的哲學問題產生跨時空對話。這個問題具體是指德里達在《贈予死亡》（1992）中以獨異性哲學為背景提出的一個倫理學難題。這個難題是什麼？《小王子》又能為其解決提供何種啟示？

一

“獨異性”（singularity）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其間形成了多條理論支脈，如獨異性事件理論、獨異性文學理論等。其中一個支脈是本體論問題，這一支脈在法國理論中存在較多“家族相似”的生發，比如布朗肖、德里達、讓-呂克·南希等，他們既確證了個體的獨一無二性，又使個體與他者保持著關聯。

我們討論的這個難題正是以德里達的獨異性哲學為背景產生的。德里達從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故事談起，這個故事記載於《創世紀》第二十二章：上帝讓亞伯拉罕將其子以撒獻為燔祭，亞伯拉罕準備照做，但在最後一刻被上帝中止，上帝知曉了他的敬畏和誠意，最終賜予他大福。在基督教的意義上，或許正如克爾凱郭爾的解讀，這個故事是要將面向上帝的絕對責任淩駕於世俗倫理之上（[丹麥]基爾克果：《恐懼與戰栗》，趙翔譯，華夏出版社，2017年，70頁）。德里達引述這個故事，卻不是想在宗教的原始意義上討論它。他削弱了其宗教內涵，最終將上帝闡釋為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他者”。這樣一來，亞伯拉罕與上帝、與以撒之間的關係就被平等化了：對於亞伯拉罕而言，上帝和以撒是彼此平等的他者。但德里達的闡發也繼承了這個故事的核心宗教成分，即每一他者都分享著上帝的至高無上性，每一他者的呼召都是絕對緊迫的。

隨之而來的便是有關獨異性的“絕境”（aporia）。德里達指出，為了回應一個他者，自我只能將另一個他者犧牲給他。每一個他者都是全然他異的（Tout autre est tout autre），每一個他者都是一個獨異性存在（可將其稱為“獨異體”）。自我與獨異體建立的關係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秘密性，正如亞伯拉罕始終對眾人隱瞞真相，因為他處在一種與上帝的無法言說的關係中；二是不可論證性，因為論證必須依據特定原則來計算、推理，而一旦涉及這些就是對他者之獨異性的否定，犧牲也就不再是絕對犧牲。這種在不同他者間進行決斷的兩難及其秘密性、不可論證性，被德里達稱為“絕境”。絕境既非“通過”亦非“未通過”，而是在一個界限上的通過之不可能性。絕境不止在宗教語境中發生，它就發生在日常生活當中，不但涉及人，還涉及居所、動物、語言等一切事物。

德里達的這些論述有兩個要點值得關注。其一，自我與獨異體的關係是排他性的，所有他者都是絕對的、平等的，但他者之間是彼此對立的；其二，自我與獨異體的關係受製於其獨異性，因而是無法論證的，沒有一種語言、理性可以論證它。

我們以救助流浪貓為例進行更詳細的說明。如果現在因為某種原因只能領養一隻流浪貓，那麼就面臨一個選擇的問題。大部分人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貓身體是否健康，樣貌是否好看，品種是否高貴，性格是否合適，但衡量這些標準就意味著進行某種計算，貓之作為獨異體的身份便瓦解了。少數人會主動收養殘疾的貓，或大部分人在各種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選擇了這一隻而不是那一隻。在這些情況中存在著某種“不可名狀”的東西，它標示著不同的貓的獨異性。

德里達對獨異性的討論指向倫理決斷和責任生成。在進行倫理決斷時，各種文化中都能找到可論證的東西，比如血緣、國家、民族、年齡、性別等，這些都是通過訴諸普遍性來處理問題的；但還有很多不能用普遍性來解釋，這些才構成倫理決斷的難題。仍以領養流浪貓為例，領養就意味著責任的生成。選中這一隻，就意味著放棄其他的，也就得承擔其他貓的“犧牲”。這種要求看上去似乎太苛刻、太不切實際了，似乎我們對所有貓都同樣地負有責任。毫無疑問，德里達的這一觀點產生了巨大的爭議。《贈予死亡》的中譯者王欽也提出了質疑：如果我要對每個他者負責，這難道不是一種“受虐狂式的英雄主義”？

雖然王欽給出了自己的解讀，也即不應將這種“絕境”理解為一種現實的、實踐的倫理指導，而應將其理解為對所有倫理法則的基本邏輯的反思：德里達並不意在提出一種特殊的倫理法則，而是呈現了奠基倫理法則的前提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譯後記》，見[法]雅克·德里達：《贈予死亡》，王欽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212-213頁）。這種解讀是有意義的，但還是繞過了德里達自身的立場。德里達特別強調正是通過“如此行事”，我們才履行著自己的義務。也即，正是通過這種決斷，通過這種對其他所有他者的無限犧牲、絕對犧牲，我們才能真正承擔自己的責任，履行自己的義務。該如何理解這一點？為什麼責任、義務與這種犧牲相交織？“絕對犧牲”的主張究竟是一種“受虐狂式的英雄主義”，還是另有玄機？

二

我在閱讀中意外地發現，《小王子》為這一問題的推進提供了絕佳思路。雖然布朗肖和聖埃克蘇佩里是同代人，但要說前者在獨異性問題上直接啟發了後者，似乎也難以成立。在我看來，《小王子》揭示了有關獨異性的另一層秘密。

小王子與玫瑰花的關係是書的重點。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只有一朵玫瑰花，小王子認為玫瑰花的珍貴正在於其獨一無二性、唯一性。但在書的第二十章，小王子走進玫瑰花園，他先前的玫瑰花觀點崩塌了。這裏不妨摘引兩段：

他的花對他說過，宇宙中僅有她一朵（seule de son espèce）。然而，這裏，單是一座花園里，就有五千來朵，朵朵相像。

他還對自己說：“我以為有一朵獨一無二的（unique）花，很滿足，其實只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法]安東尼·德·聖-埃克蘇佩里：《小王子》，馬振騁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70頁）

在這裏，個體的獨一無二性受到類（espèce）的概念的挑戰，類的普遍性、相似性剝奪了個體的獨一無二性。此時的小王子與玫瑰花的關係已遭受嚴峻挑戰，而平息這一切的則是狐狸。小王子與狐狸的關係是書的另一重點。當小王子向狐狸發出一同玩耍的邀請時，狐狸拒絕了，理由是它沒有經過小王子的“馴養”。什麼是馴養？簡單說來就是“建立聯繫”（créer des liens）。這裏不妨摘引一段狐狸的經典闡釋：

狐狸說，“你對我不過是一個男孩子，跟成千上萬個男孩子毫無兩樣。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對你不過是一隻狐狸，跟成千上萬隻狐狸毫無兩樣。但是，你要是馴養我，咱們倆就會相互需要。你對我是世上惟一的（unique）。我對你也是世上惟一的……”（《小王子》，71-72頁）

狐狸借助“馴養”，從類的概念中拯救了個體的概念：即使身處於類中，個體依然能在關係中保持其獨一無二性。雖然聖埃克蘇佩里沒有使用singulier這個詞，但使用了相近的unique，這兩個詞的內涵有很大的共通性，在南希等的闡釋中也經常一起出現。正是有了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用《小王子》討論獨異性問題。

具體言之，《小王子》生動地闡釋了獨異性的關係問題。這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獨異性，一種處在關係中的獨異性。所謂“建立聯繫”，正是這種關係的生成。沒有建立聯繫的兩個個體沉浸在類中，無法從類中掙脫；一旦兩者建立關係，各自的獨異性就顯現出來。由此，我們發現了獨異性的兩個層面——本體論和關係論。前者針對的是相對獨立的本體，描述的是每一獨異體的獨一無二性；後者則針對兩個個體形成的關係，強調關係中的獨一無二性。但又要看到這種區分只是大體上的，兩者之間還保持著緊密聯繫。毋寧說關係中的獨異性是激活本體上的獨異性的一把鑰匙：在每一獨異性關係中，相對於另一個體的此個體之獨異性，會隨著藉以參照的不同個體而發生變化，而在這一過程中保持不變的正是作為獨異體的個體本身。《小王子》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在這一點上完全能夠充當一部詩學著作、理論著作，其中蘊含著對獨異性詩學的深刻闡釋。

有了這種雙重的獨異性視野，重新閱讀《小王子》和德里達都會有新的收穫。小王子一開始認為類的概念與獨異性是不相容的，但狐狸說他的那朵玫瑰花也是世上唯一的。在這個意義上，小王子的玫瑰花早已準確表達了本體論的獨異性內涵。再看德里達的討論，其實亞伯拉罕與上帝的關係也是一種獨異性的關係，亞伯拉罕與上帝建立的關係不同於他與以撒的關係，而自我與一切他者構成的都是獨異性的關係。因此，獨異性的關係論也內在於德里達的討論中。

與德里達一樣，《小王子》也將獨異性與責任相聯繫，狐狸告訴小王子必須對他的玫瑰花負責。當自我與他者還未建立起獨異性關係時，就沒有產生任何責任或義務；而一旦建立起獨異性關係，責任和義務就隨之產生了。他者即使在我們沒有與之產生獨異性關係時也是存在的，但我們還未將其真正納入自我的建構中。因此，《小王子》對責任問題的啟示便是，我們並非要承擔對一切他者的責任，而是僅面向那些與我們建立聯繫的他者。相較於無邊無際的他者，獨異性的關係論縮小了自我所要承擔的範圍。

三

或許可以這樣簡單地概括上述討論：他者不因其本體論意義上的獨異性就理應得到自我的回應，這隻是一種潛在狀態；而一旦自我與他者之間建立起現實的獨異性關係，責任就真正誕生了。

這種獨異性的關係論與佛教的思想產生了某種對話性，具體說來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佛渡有緣人”，類似的表述在元末及明代的文獻中多次出現，如《琵琶記》《醒世恒言》等。《觀無量壽經》中有“有緣眾生，皆悉得見”的說法。除了“緣”，佛教中還有更具體的“菩提因緣”的說法。比如《大般涅槃經》卷九在論述“一闡提”的相關問題時言：“如人手瘡，捉持毒藥，毒則隨入；若無瘡者，毒則不入。一闡提輩亦複如是，無菩提因，如無瘡者，毒不得入。所謂瘡者，即是無上菩提因緣，毒者即是第一妙藥，完無瘡者謂一闡提。……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緣。”從這段經文看，“一闡提”即是暫時與佛無緣之人。總體而言，“緣”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本體論的界定，即眾生是否均具有內在的佛性，在這一點上不同宗派有不同理解；二是成道的具體機遇，即所謂“因緣際會”，正如經文中所述之“瘡”。其中，後一層面必然涉及度化之人與被度化之人的具體關係，這一層面的“有緣”呼應了《小王子》中的“建立聯繫”，它需要一種獨異性關係的建立。巧合的是，“緣”的兩個層面正好呼應了獨異性的兩個層面。

上述比較表明了獨異性關係論在不同文化中的普遍性，但同時要看到其中仍盤亙著獨異性的秘密性和不可論證性，它是理性和話語所無法穿透的，正如德里達的討論有著深厚的神學背景，這也許構成了獨異性哲學本身的魅力。

《贈予死亡》和《小王子》對獨異性、責任的闡釋都與其現代性批判有關。兩者都揭示出現代社會中一種普遍的責任缺失：隨著獨異性個體及關係的瓦解，人們只安於自己的特定身份去行事，淪為現代性機器的一個微小“齒輪”，現代社會充斥著不負責任的惡果。再次回到絕對犧牲的問題，該如何理解德里達的觀點，即正是通過對其他所有他者的絕對犧牲，我們才真正承擔自己的責任，履行自己的義務？

在我看來，正是備選項之間的互斥性和排他性，真正闡釋了責任的價值。正因為獨異性關係的建立是以潛在的犧牲為代價的，我們的選擇才是絕對的、至高的。他者的犧牲在自我的內部生成了一種罪的意識，它不斷提醒自我之決斷的或然性，警醒自我要珍重已建立的聯繫。德里達的用意不是要承擔起全部他者，而是要承擔起他者的犧牲，很難說這是一種“英雄主義”，它更強調自我反思、自我限制。

但也許還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英雄主義，可在各種文化中找到例證，比如儒家強調“平天下”，佛家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語，魯迅在《“這也是生活”……》一文中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624頁）。這種英雄主義直接以無數他者為己任，其均被納入自我的視域之中，自我欲承擔起對其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一種偉大的精神，但德里達提醒我們，即使是“英雄”也要面對絕對犧牲，以天下為己任就是將天下作為一個他者進行選擇，也就意味著會有其他的他者被犧牲。這正是獨異性的永恒“絕境”，也是一個將永續存在下去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