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秦漢時代關西人民的尚武精神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讚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鬱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襃，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班固這段話很可以看出當時人物的分野。因為地理環境影響的差異，所以各地人民的風俗習尚也就自然不同。關西人民的勇武有力和鄒魯人士的愛好文學，正是一個顯明的對照。這種區別不惟秦漢時候是如此，就是到了漢末三國之間也還沒有什麼大的變遷。《後漢書·虞詡傳》謂：“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由虞詡此言，也可看出其流風餘韻曆久不泯的盛況。

我們若由舊史的記載中實際考覈，當可知班氏此言並非過分的誇張。在戰國時，諸雄並爭，辯士縱橫，嬴秦也嚐羅致客卿，招納賢才，所以張儀、甘茂、範雎、李斯一般人皆以白衣干策而取卿相。但是嬴秦所羅致的人物，不過是這班遊說之士，用來折衝於樽俎之間，於其立國的精神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實在說來，嬴秦之所以威淩六國，六國之所以畏秦者，並不是這班輶軒的使節，而是其無敵的雄師。這些無敵的雄師，都是選自嬴秦本國的人民，和其所羅致的一般客卿倒沒有多大的關係。

到了楚漢之際，劉邦、項羽都是由東楚起兵，不用說他們的將士自然也以楚人居多。不過高帝的根據地是在關中，所以得力於秦人的幫助著實不少。《史記·蕭相國世家》說：“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嚐興關中卒，輒補缺。”這正是說明高帝的部隊實際已變了本質，和他初起兵的時候大不相同了。垓下之戰，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即以為漢已得楚。由這裏也可以看出這時漢軍的成分，已經沒有多少楚人了。後來高帝大封功臣，以曹參攻城野戰的功為多，列置第一，而鄂千秋就以蕭何由關中運糧遣兵為功最大，應該在曹參之上，高帝接受他的建議，因以蕭何居第一，而抑曹參居第二。這個固然由於蕭何的調度得宜，但是關中的糧秣和兵卒在楚漢戰中占著極重要的地位，則是無可懷疑的事情。

因為高帝起於豐沛，所以一班佐命的功臣，自然以豐沛的人為多，而執兵柄的韓信、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也都是豐沛附近的人物。但是時間稍久，這種趨勢也就慢慢消滅。西漢中葉而後，豐沛因為帝鄉的關係，容易攀龍附鳳，所出的人物仍是很多，而素質的變異，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時豐沛的人物除了一些與帝室有姻婭關係以外，大半竟然是寬衣博帶的經生儒者，而攻城野戰叱吒風雲的勇士不能不稱數關西諸郡了。

關西人民雖然在材力上壓倒關東各地，但在文事方面卻不能不低首於關東儒者之前。自嬴秦至於漢初，政府都未積極注意於文事，固不必說了。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進用，崇文學，講儒術，博士弟子為一般人的進身之階，而關西的人民在這方面卻不大聽說。《史》《漢》二書俱有《儒林傳》，專記一代經術文學之士，但是關西人民在其中並沒有占重要的位置。這很可以看出秦漢之世關西一般人的習尚。關西人在西漢時雖也曾登庸卿相，如武帝時的公孫賀、李蔡等，然而其所恃以進身的卻是汗馬的功勞，而不是尊前的對策。

東漢時這種差別慢慢減少，最著名的涼州三明（安定皇甫規字威明，敦煌張奐字然明，武威段熲字紀明），皆為一時名將，邊庭重鎮，但於材力之外，也都兼崇儒術。雖然仍是赳赳武夫，而勇武之中也還彬彬有禮。《後漢書·皇甫規傳》言：“（規）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吊、章表、教令、書、檄、箋記，凡二十七篇。”又《張奐傳》言：“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段熲傳》亦言：“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我們若不讀其全傳，究其身世，僅就這幾段記載來看，誰能說明他們不像鄒魯的儒士，又誰能想像他們是曾經威震邊庭、羌胡畏服的名將？

經過武帝和董仲舒、公孫弘一班人對於儒術的提倡，東漢一代明章二帝也都注意這方面，所以儒學大昌，關西受其影響，風氣也有點轉變。上面所說的涼州三明皆以一時名將，而授徒著作，堪為這時期的代表。然風流未泯，尚武的精神固仍保存而不失。譬如扶風馬融，亦為一代鴻儒，名重關西，盧植、鄭玄皆出其門下，但其請纓征羌的勇氣，雖千百年後，仍能令人景慕不置。《後漢書》融本傳載其請纓的端末說：“（融）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並，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雖然當時政府沒有允許他的請求，而這種武勇的精神不能不令人佩服，這絕不是普通人所想像的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所可比擬的。

上面所舉的不過是幾個特殊的例子，由這幾個特殊的例子很可看出一般的情形。實在地說來，秦漢時代關西關東的人民在素質上多少有點差異，尤其是邊郡的人民更為顯著。兩漢對徙民實邊的政策看得特別重要，實邊的事實更是史不絕書。實邊的人民雖然也和邊地人民一樣，染到尚武的風氣，但初至邊地，往往會受到邊民的欺淩，這其中自然免不了主客不和的關係，而實邊的人民體質荏弱，恐怕要占最大的原因。《後漢書·賈複傳》載：“建初中（賈宗）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仆役，不得為吏。”這正是關西人民和關東人民差別的地方。

至於關西人民所以崇尚武勇力的原故，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中已經指出一點。在《漢書·地理誌》中，班氏更作詳細的說明。他說：“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二千石治之，鹹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班氏此言乃就地理環境的影響，說明關西人民之所以崇尚勇力是由於地鄰邊庭、接近羌胡的原故。固然，羌胡的騷擾使關西人民不能不請求防禦的方略，因而養成崇尚勇力的習俗。但是，當時政府的提倡和社會的鼓勵，卻也相當重要，而不容輕易忽略的。

說到政府對於尚武精神的提倡，最早當然要數及秦孝公。本來嬴秦的立國，原是僻居西陲一隅，其初因為國小地僻，而為中原諸侯所輕視。繆公雖嚐稱霸，然其威力僅及於西戎，東則為晉所阻，不能一出函穀關。及孝公即位，頗思振作，乃任商鞅為相，風俗因之大變。秦人的勇武好戰，孝公和商鞅的力量最多。《史記·秦本紀》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複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商君傳》亦言：“定變法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秦國本來遠處西陲，與戎狄相鄰，其習俗素喜勇武，更加上孝公商鞅的一再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風俗的變化，是當然的事情。商鞅在鼓勵秦人尚武之外，還有更重要的設施，他設法招徠三晉之民使代秦人耕作，好讓秦人專心出去作戰。《商君書·徠民篇》中言：“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事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秦國得到這樣的調整根本沒有後顧之憂，秦人也得一心一意去從事戰爭，誠如商鞅所說“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秦兵愈戰愈精，而六國應敵不暇，無由再從容去耕作了。自此以後，一般人對於秦軍的勇武，都另眼相看，尤其是那些縱橫辯士，更是稱道不置。《戰國策·秦策三》載範雎說秦昭王之言曰：“大王之國，……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韓策一》又載張儀說韓王之言曰：“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史記·張儀傳》作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辯士的言辭雖然免不了誇大的成分和恭維的氣息，但他們所稱道秦卒的壯勇，卻有幾分的真實性，因為秦兵曆次東征的結果，證明這些話並非完全靠不住的。

嬴秦的兵製我們已經不大知道。漢代的士卒則多用關西的人民，這對於關西人民尚武的精神，實予以莫大的鼓勵。漢初兵製，大約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幾類，皆選郡國人民有材力者充之。樓船士多在江淮之南，為漢代的水軍。水軍在漢代效用極少，僅在對南粵朝鮮等處用兵時征發過，其他幾乎不再聽聞。輕車騎士大抵都是關西人民，而材官則多半是選自中原人民。《漢書·高帝紀》：“（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武帝紀》：“（元鼎）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由這幾篇帝紀中可以看出騎士與材官在征發地域上的分別。西漢時，騎士頗為一般人所重視，社會地位也相當之高，雖封疆大吏對於他們也不得輕易奈何。《漢書·趙廣漢傳》：“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竟坐要斬。”廣漢在當時身為京兆尹，京兆尹的位置非常重要，而廣漢在西漢一代中也算有數的能吏，為人又是極精明強幹，在地方官吏中曾經大露頭角，但竟因為斥除騎士的罪名，而受到腰斬的重刑。這雖是廣漢本人的不幸，由此也可看出騎士在當時受到的待遇是如何的優渥。至於材官，則沒有這樣大的福分，得不到這樣的青睞。其原因所在，想必是與關西士卒的勇武有關，或者因為材官是步兵，彼此之間遂有軒輊。武帝以後，兵卒的種類增多，有選募的勇敢、犇命、伉健、豪吏、應募、私徒，又有征自罪徒的譴民、惡少、亡命、徒、弛刑、罪人、應募罪人等名稱，但是騎士的地位，並沒有因之而減低。

騎士固是關西人民的進身之階，而拱衛宮廷的羽林、期門，更是關西壯士發跡之始。羽林、期門的選拔，率由六郡良家子。這裏所謂六郡是指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而言。至於良家子的限制，據如淳的註解，謂醫士商賈百工之人不得參預其間，其中的分子可說是相當純粹。若不是這六郡人民特別的勇武，何以會有這樣特殊的選拔？在當時由這羽林、期門兩部分出來的人才是相當的眾多，《漢書·趙充國傳》：“充國……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甘延壽傳》：“延壽……北地鬱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嚐超逾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公孫賀傳》：“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後漢書·董卓傳》亦言：“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這不過幾個顯明的例子。兩漢數百年間以羽林、期門出身而曆高位的，正不知有多少，利祿之藪，難怪要引起一般人的羨慕，因而都往這條路上想辦法。武帝提倡儒術，廣置博士，打動齊魯間儒生的利慾之心，研究章句的人，竟成了普遍的風氣，但是這種博士的頭銜，卻打不動關西人民的心理，因為他們另有進身之階，出頭之地，用不著摸索簡冊、尋章摘句。後來到東漢時，儒風雖然西被，而關西的人民仍然不願意驟違舊俗，所以尚武的風氣並沒有因之稍殺。

關西為產馬之區，也可以間接地助長關西人民的尚武精神。這話看起來很為奇突，實在當時的情形，正是如此。古代戰爭以車戰為主，到了戰國，車戰已經不能應付敵人，於是騎兵占到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秦漢時常和匈奴西羌戰爭，騎兵更是重要，沒有騎兵簡直不能和羌胡對壘。因為這種關係，騎兵在社會上的地位是要比步兵高過許多，上面所提到趙廣漢以斥除騎士而獲罪，就是一個證明。關西騎士無論在質與量上，皆為全國其他各地所不及，當然也可以歸功於關西產馬的優良。遠在嬴秦之時，關西產馬的優良，早已膾炙人口。《戰國策·秦策一》載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巴、蜀、漢中本是嬴秦的糧食倉庫，今以胡貉、代馬與此糧食倉庫並舉，可知其所占地位的重要了。又《韓策一》載張儀說韓王曰：“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其所產的馬，素質之佳，於此可見一斑。嬴秦之所以能掃平六國者，固然是仗著他的優越兵力，同時馬種的精良，也不能沒有關係。到了西漢，對於馬的養育，曾經做到最大的努力，李廣利的西征大宛，就是因為尋求天馬而起。並且又在西邊北邊諸郡大舉養馬，一時視為國家的要政。《漢書·百官公卿表》師古注引《漢官儀》說：“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可知漢代對於養馬的重視。武帝以後，關西各地盛植苜蓿，也是因為苜蓿為飼馬的最好草料。關西諸郡本來是宜於牧畜的，政府養馬之外，人民私馬的養育也有相當的數目。《漢書·地理誌》謂：“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後漢書·鄧禹傳》亦言：“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這種自然宜於畜牧的環境之下，畜牧事業的發達，是可想像得到的事情。《史記·貨殖列傳》說：“烏氏倮畜牧，……畜至用穀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這正是北地郡一位養馬的大家。而東漢馬援也是以在邊郡出牧而致富豪。《後漢書》援本傳言：“嚐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關西養馬如此之眾多，其人民對於騎射的工夫，當然可以日趨精良，關西騎士的質與量為全國各地所不及，也當然得力於馬的力量。我們再由曆次征伐匈奴對於馬的損失，因而影響到關西騎士的優越的地位，可知馬的關係是如何的巨大。《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複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複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其損失之大直可驚人，甚至對於整個的國策也發生影響，對於關西騎士的命運，自然也有重大的關係。大概關西的騎士受了這樣的打擊，其精神稍有降落，到了東漢初年，漁陽、上穀的突騎，竟也有名於時，而關西騎士反沒人提起，故《後漢書·吳漢傳》就說：“漁陽上穀突騎天下所聞也。”話雖如此，關西人民尚武的精神究竟濃厚，雖因一時的挫折而有降落的情形，但休養生息，仍然可得到原來的狀況，所以，涼州兵的英名，曆久不衰，一直到三國初年，涼州兵還是被稱為天下的勁旅。

誠如班固所言，關西諸郡因為迫近戎狄，所以其俗習修戰備。自嬴秦以至漢末，匈奴與西羌始終為西北二大邊患，侵擾邊塞，抄掠人畜，一直沒有止息的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關西人民實在得不到休暇的機會。《漢書·賈誼傳》所謂：“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複，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恰是一幅絕妙的戍邊圖。關西人民為了自衛，也是不能不講求尚武的精神。《李廣傳》謂廣世世受射，這種相習成風的訓練，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自秦漢迄今，曆時數千年，雖然環境屢易，而西北人民仍然有以勇武聞於世者，這不能不說是受舊俗的影響。班氏所謂歌謠慷慨，風流猶存，其實把這兩句話用在今日也未嚐不可。

（本文選摘自《史念海佚稿》，史念海著，王雙懷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