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這次還能找到“替罪羊”嗎

許維鴻

美聯儲在上週例行的利率會議上，年內第二次暫停加息，卻保持了相當強硬的緊縮態度，從不同角度向全球金融市場傳遞未來要繼續加息的信息，導致美國股市延續9月以來連續第三個星期的跌勢。金融市場的交易員們不得不開始籌劃，2024年的美國大選大概率將有著一個“低增長、高通脹、高利率”的經濟背景。對於日益分裂的美國社會而言，這隱含的地緣政治風險不言而喻。

美聯儲當然明白，一個高基準利率的貨幣政策對本國經濟意味著什麼：企業的融資成本將不得不持續提高，家庭的信用卡賬單會變得更長更貴，商業銀行賬面淨資產為負造成的擠兌風險會持續升溫，各級政府的融資成本會更加高企，等等。早就債台高築、可能再次“停擺”的聯邦政府對此本應多少有些收斂，但是拜登政府為了接下來的大選，依然在多線“燒錢”。無論是俄烏衝突還是遏製中國，抑或是無節製的政府開支，只要能用公共財政“買到”更多選票，華盛頓政治精英並不在乎所謂的國家利益。

美聯儲的經濟學家，還是被政客“執政道德”的無底線打敗了。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被迫承認，始自一年多前的本輪加息啟動得太遲了。這次美國貨幣政策的遲鈍，根本原因還是美聯儲低估了政客為了選票的無底線——對於國內的物價上漲，政府顯然並不想通過任何財政政策“協同”美聯儲一起應對。相反，為了所謂的政治正確，華盛頓擴大財政赤字支持烏克蘭，持續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繼續維持對華貿易戰，將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拒之門外，加劇美國核心通脹的成本推動，最終將勞動力價格上漲激化為勞資衝突。

美國車企工人的大罷工，還有之前的卡車司機大罷工，都是華盛頓無節製發債、美聯儲“遲鈍”加息的必然結果。美國工人本就是“鐵鏽地帶”的弱勢群體，東海岸的華爾街、西海岸的矽谷等互聯網時代的新貴們早就瞧不起他們這些工業革命的“老古董”。這次汽車工會提出4年內將普通工會成員工資提高約40%的要求，乍一聽挺高，但如果扣除未來幾年高通脹的份額，即使鬥爭獲勝，車企工人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很有可能還會下降。更可笑的是，這種尚未取得的“勝利”只針對那些願意每年支付相當比例工資給汽車工會的工人，其餘工人則前途未卜。

美國國內經濟的糾結，讓美聯儲進退維穀，試圖尋求國際“替罪羊”幫自己熬過這一輪週期。回顧曆次利率週期，它1997年確實找到東南亞作為危機轉化對象，也就是亞洲金融危機，並一度將曾經的“亞洲四小龍”拖到衰退的邊緣。只可惜，這個把戲玩過一次以後，第二次就不好使了。2008年美聯儲再次面臨高利率政策難關，最後被拉入衰退泥潭的卻是美國經濟，雷曼兄弟的破產更是讓全球遭遇金融海嘯，也把美國宏觀政策拖入長期的“雙寬鬆”陷阱。

2008年美聯儲量化寬鬆之後，金融市場的交易員們甚至逐漸把“實際負利率美元”視為常態。這就是為什麼2023年春天矽谷銀行、第一共和銀行破產的時候，市場的恐慌情緒格外高漲，幾乎每個交易員都在問，美國實際利率已經“轉正”，這次美元造成的金融危機是發生在美國，還是新興市場？換言之，美國這次還能再找到一個“替罪羊”，轉嫁國內的低增長、高通脹、高利率困境嗎？一些美英政客不遺餘力唱空的中國經濟，真的會被美聯儲推動的全球資本逆流衝垮嗎？

其實，這些美英政客心裡清楚，中國經濟2023年的宏觀數據就算局部有些波動，也是疫情前後經濟小週期、統計小週期的階段性誤差問題，短期內利用這種數據波動只是混淆視聽，長期看肯定行不通。稍做專業分析就會知道，中國經濟的很多數據指標，如發電量、貿易順差等都格外“堅挺”，那些唱空中國的說辭從經濟學角度看業餘得不值一駁，經濟危機更不可發生在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而讓這些英美政客更感心灰意冷的是，除了中國之外的主要發展中經濟體，似乎也沒有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那樣面臨資本跨境流動風險。

其實，如何解決難題，答案並不複雜。只可惜，“美國優先”和英國“脫歐”等舉措，讓英美錯過新一輪全球化的紅利。今年是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10週年，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體會到中國推動全球化的初心，並從中得到紮紮實實的民生實惠。剛剛在南非結束的金磚國家峰會進行了曆史性的擴員，這進一步鞏固了發展中國家間的經貿和金融合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超主權金融安排影響力逐漸擴大，世界的資源、資金、產能在更大範圍通過市場經濟實現整合，極大加強了發展中國家抵禦美元利率週期的能力。因此，進退維穀的美聯儲需要考慮的是，一旦經濟危機無法對外轉嫁，美國政府應該做些什麼呢？（作者是甬興證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