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燦爛開放的隋唐世界——“孫英剛精講隋唐史”新書分享會

11月25日，朵雲書院旗艦店舉辦了“走進燦爛開放的隋唐世界——‘孫英剛精講隋唐史’新書分享會”。會上浙江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孫英剛從“世界主義”和“佛教帝國”兩個特點入手，帶領讀者朋友穿越時間，返回唐時的長安城，嚐試以一個唐朝人的身份重新審視這個中國文明史上的黃金時代。

一、律令嚴明的唐朝

在大家的印象中，古代中國似乎一直是一個專製社會，但其實至少在唐代，中國的法律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可以說是一個律令社會，非常講究律法和制度。初唐的律法具有一定權威，甚至能平衡皇權，唐太宗非常強調法律的嚴肅性，抑製“朕即法律”的衝動，這是大唐盛世法律基礎。自漢魏之際到盛唐的四百餘年中，法製領域出現了一個連綿不絕且逐浪高漲地強調法典作用和地位的曆史運動。法典作用和地位的持續上升，至唐永徽二年（651）及開元二十五年（737）臻於頂點。儘管在現代人看來，三省六部製並不值得稱道。但其實拉長時間線，我們會發現在一千多年前，中國的行政機構就已經做到了權力的相互製約與平衡。

我們以前對科舉制度有非常多的批評，甚至認為它影響了中國的近現代化，實際上這汙名化了科舉製。科舉制度其實就是一種文官考試制度。一般有三種辦法來選拔文官：一是考試，考察官員的綜合實力，比如唐朝的選拔標準包括書（書法）、言（言辭）、身（外貌）、判（判斷力）；二是選舉；三是薦舉，即看出身。在科舉製誕生前，唐朝官員多由世家大族舉薦——他們當然只會推薦自己人，因此唐朝無疑是一個貴族社會。唐代的科舉制度在最初並沒有改變貴族社會的本質，相比寒門子弟，士族子弟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優勢準備考試，讓科舉變成有利於自己的新的遊戲。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科舉在唐朝之後培養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士大夫階層，他們的崛起，取代了以前依靠家族出身決定政治前途的貴族階層。

近代英國開始進行文官考試制度的時候，考試的內容還不如我們的科舉制度——英國考《聖經》。所以我們要批判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考試的內容。孫老師說：“我們會非常多地把兩件不相幹的事情，通過似是而非的邏輯聯繫在一起。認為事件B是事件A的結果，事件A要為事件B負責。其實我們仔細回想地話，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二、“世界主義”的唐朝人

孫老師提到，中國文明在人類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最開放包容的文明之一。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者最常用來描述唐朝的概念。這種世界主義的特質是渾厚、包容，唐代尤其是盛唐之前，唐朝人沒有強烈的華夷之辯、士農工商的階層觀念。唐太宗認為四海之內不論華夷，都是自己的子民。彼時盛行的佛教強調眾生平等，部分化解了傳統“士農工商”的四民結構以及華夷之間的壁壘。陳寅恪認為這種文化融合和再造，不只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更是高度發達的知識和信仰體系之間的磨合。唐朝三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中兩個都不是漢人。李白來自碎葉，白居易則是龜茲人。唐朝開放的文明體系，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在唐朝獲得成功。

更為典型的例子就是粟特人（Sogdian）。這些被稱為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的族群，“利所在無不至”，是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粟特人後來逐漸融入漢人之中，這或許是中國人善於做生意的部分基因來源。

粟特康國人生下兒子一定會在他們的嘴裡放糖塊，手中放明膠（用牛羊等動物的皮熬製而成），寓意孩子長大後嘴巴像吃了蜜一樣甜，手上像有膠一樣不會漏錢，能在生意場上無往不利。男孩子一般五歲就開始讀書寫字，再長大一些就要學習商賈之道，二十歲就會被送出國經商。正是在這樣的商業精神感召下，從北朝到隋唐，粟特人幾乎壟斷了歐亞大陸的貿易，是陸上絲路的貿易擔當。粟特人深諳金融之道，還會放貸生息。《冊府元龜》記載，長慶二年（822）“京師內冠子弟”多有“舉諸蕃客本錢”。很多貴族官僚子弟都欠了粟特人的錢，一度引起政府的關注。

粟特人也為唐朝帶來了多種多樣的宗教信仰。粟特人信仰的宗教主要是瑣羅亞斯德教，我國古代史籍把祆教稱為“拜火教”“火祆教”“波斯教”等，將其崇拜的神“阿胡拉·馬茲達”稱為“火神”“祆神”“胡神”等。日本汽車品牌“馬自達”的名字便來自阿胡拉·馬茲達。“馬茲達”（Mazda）與馬自達創始人鬆田重次郎的姓氏“鬆田”的英文（Matsuda）相近，其車標則是“法拉瓦哈”（瑣羅亞斯德教最為知名的標誌）的簡化。

粟特人極擅長幻術表演，教在中國風俗中也留下了不少痕跡。比如“七聖刀”，其實就是祆教的神幻術儀式。武周時期，睿宗李旦被人誣陷謀反，一位名叫安金藏的粟特樂工挺身而出，抽出佩刀自剖其胸，五臟並出，流血滿地，氣絕倒地。局面鬧大，武則天聽聞，趕緊命人把他抬入宮中讓禦醫治療。醫生把五臟放回他的腹中，又以桑皮線縫合併給傷口上藥。過了一晚上，安金藏又活過來了。安金藏的壯烈舉動激活了武則天的親情人性，她對安金藏說：“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下令停止審問，李旦躲過一劫。

睿宗景雲年間，安金藏多次陞官，最後升至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後，追思安金藏忠節，下製褒美，擢升右驍衛將軍，並且讓史官把他剖腹的事蹟整理記錄下來。玄宗破例封其為代國公，為其樹立烈士台。安金藏的忠心和壯烈給玄宗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許也是他信任安祿山的一個原因。

唐朝包容的特點，還能體現在對外來政治理論的吸收運用上。在人類曆史上，幾乎所有宗教都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統治者才是好的統治者。轉輪王就是佛教的理想君主，用中國本土的說法，就是真命天子。正如九鼎是天子的身份標誌，七寶是轉輪王的身份標誌。武則天登基後，就曾為自己加尊號“金輪聖神皇帝”，並在朝堂上設置七寶。這些都是武則天在強調自己佛教轉輪王身份的表現。“金輪聖神皇帝”這個尊號表明武則天既是儒家的皇帝，又是佛教的轉輪王，集兩大理論體繫於一身。武則天甚至把自己的皇位繼承人李旦的名字，改成了“武輪”。

三、被忽視的佛教

曆史上有兩次對中國文明系統全面的衝擊，一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入侵，另一次就要屬漢唐時期佛教的傳入。佛教改變了中國人的語言系統、生死觀、音樂理論、政治理論、宗教信仰等。比如唐朝人的詞彙中引入了很多佛教概念。“世界”本就是一個佛教詞彙，原指在一切時間、空間發生的事情。此外還有“因果”“導師”“天花亂墜”，包括我們現在表示笑聲的“嗬”，都是由翻譯佛經帶入中國文明的。

中國人慶祝生日這一風俗便是受佛教的影響。佛教講究眾生輪迴，因此一個人來到世界的時間點很重要。隋文帝也是中國第一個慶祝生日的皇帝。隋文帝慶生的原意是為了感謝父母生育自己的恩德，而到了唐代又出現了天長節，是為了慶祝唐玄宗的生日，現在日本人仍在天長節慶祝天皇的生日。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傳統政治合法性的論述，主要在天人感應、五德終始學說的框架下進行。統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於天子，天子順天命統治人民。君主是否擁有統治人民的符命，有賴於圖讖和祥瑞的解釋；君主受命於天，統治有方，致天下太平，則可以封禪泰山（或中嶽嵩山），向上天報告。在這一體系之中，“天命”可以轉移，若君主所作所為違背天道，則有災異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則天命會被上天剝奪，轉入異姓。佛教的傳入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佛教與功德有關係，如果累世修行積累足夠的功德，就可以獲得一定的果報。君主為什麼能當皇帝呢？就是因為累世修行積累的功德。佛教改變了中國人對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時間、空間）中，為世俗界的君主們提供了將自己統治神聖化的新理論，也為君主權力在世俗和神聖兩界的擴張提供了條件。

佛教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對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數百年中，對中土政治的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包括政治術語、帝國儀式、君主頭銜、禮儀革新、建築空間等方面。武則天正是在佛教繁榮的背景下，才能以佛教轉輪王的身份登上皇位。

孫英剛老師的“隋唐”系列不僅有對強勢外來文明闖入中華文明的反思，也有對大曆史背景下個體生命的探索。本書的創作初衷既是為了幫助讀者朋友們更好地理解現在和未來的演進脈絡，也希望大家能對個人在曆史中的命運起伏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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