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美國自己成了“印太經濟框架”的障礙

“印太經濟框架”跟經濟關係不大，而是政治意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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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北平客（專欄作家） 編輯/遲道華 校對/趙琳

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受阻一事，近日引發國際輿論關注。據參考消息網2月4日援引外媒報導，“印太經濟框架”在貿易領域的談判難以達成協議。美國政府表面上表示願意繼續談判，但執政黨民主黨著眼於國內選民，加大了內向型政策力度，對貿易領域談判持強烈反對態度。因作為IPEF“旗手”的美國自己正成為障礙，構建“新經濟秩序”一事已變得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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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經濟框架”本就是政治安排

媒體所謂的構建“新經濟秩序”一說，其實並不完全正確。“印太經濟框架”實際上是著眼於中國、意圖撇開中國，在印太經濟領域進行政治安排。因此，作為旗手的美國自己成為障礙，也是源於政治邏輯而非經濟邏輯。

“印太經濟框架”是美國“印太戰略”的組成部分，始自美國總統拜登2022年5月訪問日本期間，宣佈啟動的“印度-太平洋繁榮經濟框架”，意在尋求地區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共同努力，削弱中國在關鍵供應鏈上的主導地位，反製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印太經濟框架”有14個初始成員國，分別是美國、印度、日本、韓國、澳州、新西蘭、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斐濟，其中有7個東盟國家，共占全球GDP的40%。

“印太經濟框架”目的是替代“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而這個協定是在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後由日本主導的。但顯然，美國不可能讓日本來做主導，所以拜登政府迅速推出了“印太經濟框架”。這個框架共由四個構成部分，即供應鏈協議、清潔經濟協議、公平經濟協議，以及貿易協議。

但是，“印太經濟框架”不包括與上述所有國傢俱有重要貿易關係的中國，恰恰相反，是著眼於如何與中國有更少關聯、不讓中國有發揮影響力的機會。

作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構成部分，“印太經濟框架”跟經濟關係不大，而是政治意味十足。1月3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就美中關係前景發表講話。沙利文稱，在國際上，美國以諸多方式努力加強與印太地區盟友及合作夥伴的關係，啟動了澳州-英國-美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提升了四方機制，加強了與越南、菲律賓、印度、印尼等國的關係，啟動了與日本、韓國曆史性的三邊對話，並促成了由拜登總統在戴維營主持的曆史性峰會，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以及東盟領導人舉行了多次峰會。

換言之，沙利文所講的這些政治安排，與雖然名義上著眼於經濟，但實質上為政治安排的“印太經濟框架”相互印證，顯示美國遏製中國的戰略安排與戰術設計互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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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時刻民主黨格外謹慎

2023年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之前，“印太經濟框架”成員國簽署了三個協議，即供應鏈協議、清潔經濟協議和公平經濟協議，但是，貿易協議並未獲得進展。主要原因是，在近年貿易議題被高度政治化的美國國內政治環境下，貿易協議對拜登競選下屆美國總統具有不利影響。

“印太經濟框架”中涉及的貿易便利化問題，可能並不能獲得美國民眾的讚成。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共和黨人特朗普以退出TPP為競選綱領，贏得了中西部勞工的選票。特朗普雖然已經下台，但其“自由貿易剝奪美國的就業”說法卻深入人心。

當年特朗普政府各種“退群”，就是在自由貿易的方向上轉舵，其基本邏輯是給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市場準入，就會造成更多的美國工人失業。而美國國內有不少選民認同這一理念。對民主黨來說，在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中，在此方面的任何表態和行動都需格外謹慎，以防為此付出不可接受的沉重政治代價。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些國際媒體說美國自身成為“印太經濟框架”的障礙並不為過。而且，這項撇開中國這個貿易大國的做法，實在是政治意味過於濃厚，是一項不符合全球經濟邏輯的“霸王硬上弓”，出現問題也是自然。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此前所說，亞太經濟的成功受益於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無論什麼名目的區域合作框架，都應該保持開放包容，而不是歧視排他，搞保護主義。

當然，從美國國內政治而言，如果民主黨勝選，“印太經濟框架”中所餘貿易問題可能會繼續推進；如果共和黨勝選，這個框架恐怕凶多吉少，即使能夠推進，也會迫使其他國家作出更多讓步，實現“美國優先”的利益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