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反映生活:美國基層社會生活的空心化與極化現象的侵入

英國近世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曾在其作品中反複強調地方基層社會對於實現人類榮景至關重要,對柏克來說,最好的生活始於“一小群人”(“little platoons”)——比如說,家庭、教會和居住地的基層社區——這些“小群”能有效引導人們走向節製和堅韌等寶貴美德。正是在基層社區,也特別是在基層社區,我們才能公正且公義地生活。用柏克的原話說,“我們當緊密聯繫於經細分後的更小社會,愛我們在社會中所歸屬的小群,這是公共感情的首要原則(也可以說是萌芽之基)。這是我們走向愛我們的國家,乃至於愛整個人類的一系列旅程中的第一個環節”(To be attached to the subdivision, to love the little platoon we belong to in society, is the first principle [the germ as it were] of public affections. It is the first link in the series by which we proceed towards a love to our country and to mankind)

最近,筆者讀到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卡恩(Paul W. Kahn)新著《我們美國的民主:我們還能管理好自己嗎?》(Democracy in Our America: Can We Still Govern Ourselves?)一書(耶魯大學出版社,2023年),圍繞著他生活了25年的一個新英格蘭地區小鎮—— 康涅狄格州的基靈沃思(Killingworth)的基層日常社會生活經驗而展開,向我們呈現了當代美國的一種不易為人察覺和洞悉的空心化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卡恩此書可算是將柏克政治思想的舊視野投射到了當代美國實際社會生活的新經驗上。

《我們美國的民主:我們還能管理好自己嗎?》書封《我們美國的民主:我們還能管理好自己嗎?》書封

正是源於他來自於基層的觀察經驗, 卡恩認為自治的基礎應是鼓勵更多的誌願服務,而不應將焦點都聚集在投票行為上。誌願服務的核心其實也就是對公共生活的積極參與。能有一種“全民廣泛投身於公共性服務”的氛圍是很重要的。如果這種氛圍趨於消失,就很可能會導致基層社會生活的空心化,而隨之乘虛而入的就很有可能是原本已經高度極化的美國聯邦整體層面的政治,那麼基層社會的政治狀況就會漸漸變得和聯邦中樞層面一樣的極化。

如果沒有積極參與,公民們就失去了來自於與他人合作以解決實際問題的良好判斷能力。而誌願服務在今天的美國正遭受到是否能繼續有效存在下去的威脅。在公民社會、商業、就業和輿論形成機制等領域和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正使各個家庭彼此隔離,並與他們所在的社區隔離開來。即使是中產階級家庭也生活在很大的經濟和財務壓力下,無法確定其孩子的未來前途,也得不到公民社會的有力支持。基層地方性媒體已逐漸趨於消失。居民們沒有時間,缺乏相關信息,或者乾脆缺乏興趣和動力去做誌願服務者的工作。

此書特別說明了美式民主制度在不同發展階段可能會面臨到的不同問題。第一階段是關於自治的規範和制度不能被普及到每一個人,特定群體(如基於財產,性別和宗教信仰等因素)被排除在參與的門檻外;第二階段是形式上的參與性權力被廣泛賦予,但和其具體的有效落實相關的各種機會未能被廣泛地供給;第三階段的問題則既不是排除在外,也不是缺少機會供給,而是來自於最根本的社會秩序的變遷,隨著這重大變遷,原有政治制度和公民社會之間的映照和聯結開始逐漸被打破,二者間產生了一種錯配和失諧。在這第三階段,政治上供參與的制度和體系都是完備的,但人們卻往往對參與毫無興趣,也不願花時間精力去給予注意,而那些積極參與的人又往往無法代表整體人群的面貌和狀態(以及其關切之點),因此那些人所主導的地方基層自治的質量就非常成問題(甚至有些時候那些人幹脆就是陰謀論者)。美國現正處於這第三階段,其基層社會呈現的情況是:人們不願做誌願服務,人與人之間所共享的常識在消減,仇恨乃至於互相攻訐則在增長,競選的選戰活動變得越來越不像公平競爭,而是有著黨派之爭立場的人們互相耍著不可公開的試圖增加票數的各種小把戲。這些其實是在削弱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同時也不斷讓誌願公益服務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低。不過,卡恩完全不認為試圖回到前兩個階段會是有效解決當前第三階段所面臨問題的正確方法。第一階段帶來的排除在外和第二階段帶來的歧視行為都是明顯的民主病徵,絕不值得懷念。

此書認為,由於公民社會組織的衰敗,以及對政府治理的參與型機制的低落,當代美國充斥著一種無序的所謂“平等化”過量氾濫的氛圍。這種氛圍雖貌似處處事事皆“平等”,但是卻很不幸地既缺乏大眾都普遍信任的權威,缺乏彼此間本應有的尊重,也缺乏廣泛意義的責任感。人們不再關心自己日常生活的社區里的公共事務,或者即使參與,往往也是在尋求更大自身利益和好處的前提條件下進行。此書很直接地說,如果所有人的意見和看法都被認為是完全平等且等價的,那麼“常識”就有可能演變為暴民們所具有的意見,並因此其實就變成了無稽之談。當人們受到這種無稽之談的帶動與影響,他們以為是在自行做決策,其實卻很可能根本是喪失了自行做決策的能力。在美式民主的情境中,這類現象的累積將很可能產生民粹主義。對權威的美式民主的反感和質疑情緒可能最終製造出的不是審慎思考和精心選擇,而恰恰是其反面。美式民主若想要發揮效力,必須要有一個積極有活力的且人們普遍熱衷於參與的公民社會的存在,只有在那樣的環境下,權威和尊重相互間的機制才能被立起來。這種公民社會能夠抗禦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of self-regard)的影響,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範暴民政治的出現。而如果完全離開了這種公民社會的結構,一味地空談所謂自治,到最後就會像是運轉著一所學校,但卻從來不僱傭任何老師,這種模式將是異常荒謬的,因為學生們在終極意義上是無法僅憑他們自己實現自我教育的。

卡恩並不否認當代美國存在相當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也不否認這種經濟不平等現像已經相當嚴重地切入和影響到美國國內政治進程,但他認為這些事情仍不如仔細探究當代美國人如何生活和工作,如何面對他們的家庭、宗教、工作和政治來的重要。因為在當代美國的實際情況下,事實並不直接產生政治上的回應,而是政治上的回應選取哪些事實重要,哪些事實不重要,以及那些重要的事實究竟以怎樣的方式顯現其重要性,又究竟具體重要到怎樣的程度。美國選民在做政治選擇時,主要是基於他們的預期,和他們自身所持的價值觀,而這些事情,本質上關聯到他們是如何看待他們自身和他們所處的基層社區的。因此,歸納而言,卡恩認為,當代美國令人不悅的政治首要地反映著當代美國人平時並不開心和愉悅的生活狀況(unhappy politics reflects unhappy lives)。

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法國大思想家托克維爾曾反複強調了“民眾彼此分裂、自我封閉”,“社會各階層彼此分離”,“人們在長久的相處過程中逐漸趨同,卻一點兒也不關注對方的命運”等現象可能會帶來的極大危害和風險。卡恩認為,當代美國人很有必要記取當年托克維爾對民主制度的分析:當民主是一種政府治理形式的實踐之前,它需要首先是一種普遍意義的社會狀況才行。它應當是一系列信條,這些信條會促使人們基於自願地進行合力協作。單憑政府之力,是無法使社會變得具有民主氛圍的,而單憑一個完全平等化的社會也無法獨力支撐起一個民主政府,良性運轉的民主政府需要公民社會這樣的中介型機構和組織,它可以在政府權威與平等的人民之間進行有效溝通和調和。而如果這種公民社會的中介機制失靈,基層社會生活就很可能像當代美國這樣走向空心化。因此,卡恩教授在書里總結說,為了拯救當代美國的民主,美國人需要找到能將參與公共生活之機會與美國人今天的生活方式兩相匹配的方法。如果借用托克維爾當年的原話,大致就是“我夢想有一個社會,那裡的人們視法律為自己的創造,毫無困難地熱愛它、遵守它;在那裡,政府的權威作為一種必要而非神授而得到尊重,對於政府領袖的熱愛是出於冷靜而理智的情感而非激情。每個公民都擁有其權利,而且能確信保有它們,一種堅強而互動的信心在階級之間建立起來,還有一種互利的謙遜,既非驕傲也非謙卑。在學習其真正利益的過程中,人們將會懂得,想要通過社會的祝福而獲利,也必須要有所付出。公民間的自由社團將會取代個人顯貴的權力,國家將會免於暴政和特許。社會內部的變革將會是穩定而漸進的;如果說比之貴族製社會更少區別的話,那麼也將更少貧困;享樂不會那麼奢靡,但是幸福更加普遍。”(轉引自【英】布羅根:《托克維爾傳》,盛仁傑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227-228頁)

很大程度上,卡恩教授書中所講的這種問題機制是真實存在的。亨廷頓曾在其名著《美國政治》中指出,美國社會充斥著“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從根本上講,“美國人的社會觀是洛克式的、個人主義的”,個人主義的相關元素傳統上就一直穩穩處於“美利堅民族認同的核心”,這與西方很多國家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有效抵禦基層社會生活的空心化現象,自非簡易之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者Nick Romeo 在其近期的研究中也指出,美國當前政治生活的一大核心問題就是,沒有足夠多的人以實用和健康的方式參與到政治領域的運作中,而許多參與程度最高的人反而變得最為極化。 美國政治學者Jacob M. Grumbach在2022年出版了《反民主的實驗室:聯邦層級政黨如何改變州層級政治》(Laboratories against Democracy: How National Parties Transformed State Politics) 一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2年),其中也詳細談到了在今日美國,聯邦層級的政治衝突是如何越來越多地影響到各州層級的政治生態和制度體系。隨著美國國會變得日益易生僵局,聯邦層級的兩大政黨和其下的各類積極活動型團體都已將其目光轉向州一級,在此過程中將州層級的政治行為模式逐漸聯邦化,並將州層級的政府轉變為美國整體決策的策動引擎。Grumbach所描述的這種情況,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和卡恩所論相近,他們都論述了當代美國聯邦層級的政治極化現象向其下的基層逐漸蔓延和散播的趨勢。基層越是空心化,這種散播就越容易。 在他們看來,極化現象都是起自聯邦中央層級,並隨後逐漸下移侵入到更為基層的美國社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