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玨玶讀《傳統內外》｜女性文學的舊話與新題

古代女性人口占了人口總量的半壁江山，女性創作的文本數量與留存情況卻嚴重不匹配。這是結果，不是原因。女性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身影較為稀少，其原因非常複雜，國內外學界在長達百年的研究中，提出了多種觀點。這些觀點互為補充，有時甚至彼此矛盾，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領域研究的複雜性與艱巨性。民國時期，一度出現了多本女性文學史，使得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創作受到一定的關注。自1990年代起，特別2000年之後，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創作受到不同學科研究者的重視，成為了重要的學術增長點。張宏生教授的力作《傳統內外：清代閨秀詩詞研究》彙聚了他二十幾年來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與這一研究的逐漸興盛幾乎同步，堪稱一種時代的見證。

清代文壇的詩詞創作與文藝批評一向由男性詩人佔據主導地位。一方面，他們的詩詞創作是詩學研究的主要文本；另一方面，基於其創作而生成的詩學批評體系，也是學界的主流文藝思想和權威標準。上述兩方面內容，構成了清代詩詞研究領域和具體議題的“大傳統”。此為舊話。

那麼，清代女性文學創作是否在題材、藝術形式以及詩學思想方面有自己特別的貢獻？女詩人們是否有自己偏愛的主題和藝術手法？在研究時，是否應當思考有別於男性文學傳統的評價標準乃至評價體系？此為新題。

對於上述舊話和新題，作者在書中一一進行了頗具洞見的解答。

應當看到，上述這些問題至今在學界仍存在重大分歧。有的學者高度肯定女性書寫的獨特性；有的學者則持相反的看法。本書作者通過對清代女性詩詞創作的具體觀察，站在文學史發展的角度，認為古代女性寫作可以“看到一條有所傳承並不斷髮展的軌跡”，“特定的生活環境和性別感受”也會讓女性作家們在向男性為主的雅文化傳統靠攏的同時，保持一定的“疏離”，從而說明了她們文學書寫的價值和特質（《前言》）。

例如，對於一般被認為是炫才的詠物詩，通常學者們更關注其用典的特色，以及寄託的追求等。作者卻往往能從這些傳統的角度跳脫出來，另闢蹊徑，比如通過女性對新鮮事物的細膩描寫、對日常生活從自身體驗上升到藝術描寫的文本剖析，肯定了女性作家在詠物詩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貢獻，也為學界提供了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領域，即對同一事物的吟詠如何貫徹於不同性別的具體寫作中。再如“一些和閨閣相關的物事”，以駱綺蘭的《女伴中有以香奩雜詠詩見示者戲為廣之得十六首》為例，所寫題材“部分在清代已經成為詩壇共同的題材，……有時也被男性詩人用來描寫豔情”（第5頁）。這也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通過對文本廣泛而細緻的解讀，觀照性別寫作及評論的一些重大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以小見大，來引發進一步的討論。

作者涉及的層面較廣。如關於女性詞作中出現的一些豔情詠物題材，該書從雅俗之分與傳統內外、普泛之情與切身書寫、觀看角度與自我意識等幾個方面探討了產生這類題材的具體原因，認為“她們不斷介入一些反映男性性別觀念的題材，有時還加以擴充，多方開掘”（165頁），不僅是受到男性文人的影響，同時還有自己特定的創作追求。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開拓了女性詞的題材，而且與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中身體與寫作方面的學術探討不謀而合。

與以往的婦女文學研究成果不大一樣的是，這本著作在研究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創作之外，還研究了敘事文學中虛擬的女性寫作問題和女詩人形象的敘事想像。作者以最著名的長篇小說《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為例，研究了這一被小說作者虛構出來的女詩人形象，從她的詩學見解及其實際創作之間的差異性入手，討論了詩學研究領域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作家的詩學思想與其創作實踐之間，往往存在著差異性，“林黛玉身上出現的這個現像其實也是實際生活的某種反映，及批評和創作之間的不平衡”（256頁）。

追源溯流，比較異同，作者將這種經典的文學研究方法嫻熟地運用於女性文學的研究，很像當年胡適用經史考證的方法來研究小說。例如，作者認為，同樣描寫迫切想要見到情人的題材，沈彩的《千里鏡》比柳永的《八聲甘州》“更近一層”，但二者的心理並無二致：柳詞之迫切，在欲識而誤，欲見不得；沈詞之迫切，在欲借千里鏡第一時間見到情人而不得。二者殊途同歸。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於明清女性作家在詩詞領域的創作成就給與了較高的評價。例如，清代的不少詩詞作家都對新事物很敏感，但同樣是描寫新事物，作者認為歸懋儀的《千里鏡》，其“想像力和表現力，放在同類作品中，是非常出色的”（11頁）。結合本章的相關研究，這種評價無疑很有說服力。

作者進一步指出，明清女性作家除了投向外部的眼光和詩性考量之外，也會把目光轉向自我，審視自己的人生，抒發自我的身世之慨與才名焦慮。本書即以清代著名女詩人沈善寶為例，不僅翔實地研究了她的詩作，而且剖析了她的詩學論著《名媛詩話》。在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過程中，沈善寶不僅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中集中體現了她的生活觀和審美觀，而且通過求師和求友，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社交範圍，鞏固了自己的文學聲名和社會影響力。在明清女性作家自我表達與價值實現的研究中，這些看法是非常富有啟發意義的。

其他諸如寄外書寫、行旅書寫、女詞人與李清照等以往不為學界重點關注的問題，本書都進行了以點帶面式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本書里，記載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同於傳統的案頭閱讀與研究，作者和曆史學家杜芳琴、羅溥洛（Paul Ropp）兩位教授曾一起去探訪了賀雙卿的故地。賀雙卿是古代女性文學史上的一個著名謎題，有的學者認為此人是被杜撰出來的，用來滿足那些社會底層男性文人對自我價值被認同的渴望；有的學者則認為她是真實存在於曆史中的，她奇特的人生遭際以及與男性文人的唱和交往，都證明了蒲鬆齡闡述過的一個觀點：“膩友”可貴，“色授魂與，猶勝於顛倒衣裳”（《聊齋誌異·嬌娜》）。這次探訪並沒有得出確切的結論，但其意義並不因此而減少。幾位教授用行動說明了女性作家聲名存世的不易，肯定了對女性作家及其創作進行研究的學術價值，呼籲需要用更多的途徑和更複雜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必要性，同時也為古代女性文學探索了一個或許更貼近曆史真相的研究方法。這次探訪，不僅是史學與文學的交融碰撞，也是對這一文學現象本身價值和意義的實踐驗證，至於賀雙卿其人是否為真實，反而退居其次了。

當然，還有些可以進一步展開研討的問題，本書可能限於篇幅，未能充分討論。例如，張婉儀所作《除夕》詩，描寫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印象的除夕夜家庭團聚場面：女詩人的兒子一家、兩個女兒及女婿都到父母這裏來相聚。是當地風俗如此，還是有什麼更為具體和幽微的原因，作者沒有進一步探討，略顯遺憾。另外，明清之際著名文人錢澄之，因家境貧困，無力為子女成親，他的兒子最終選擇了入贅。他的二兒子入贅當日，錢氏寫詩慶賀，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類似這種富含社會學和民俗學問題的詩作，也是值得深入細究的。

通讀全書，我的總體感受，誠如作者在這本著作的“前言”所說，“多側面、多角度地去考察清代閨秀詩詞作家的創作”，“不僅能夠對這個特定的群體有更多瞭解，同時也能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某些面向，有更為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