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一次回望和思考,蔡翔《1980年代:小說六記》出版

曆史上總有一些時代讓後人懷想和憧憬。在20世紀,前有“五四”,後有“80年代”,總給人鬱鬱青青、壯懷天下的青春氣象。

對談現場對談現場

6月9日,“兩個‘80年代’:社會思想與文學使命”座談會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舉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蔡翔、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四位學者共同重返一代人的“精神家園”,在共和國七十五年的曆史中再定位80年代,重新激活那些曾經耳熟能詳的概念、作品、思潮和人物,探討文學與時代、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以及追問,到底什麼是“文學”?為什麼說80年代是20世紀唯一無二的“文學的時代”。

本次座談會的契機是新書《1980年代:小說六記》近日由三聯書店推出。該書作者蔡翔1953年生人,曾經插隊務農、工廠務工,在技校擔任教師。1980年初期進入《上海文學》雜誌社,曆任編輯、執行副主編,2002年調入上海大學。數十年來,除了從事當代文學和文化的批評與研究工作,兼及散文隨筆寫作。

蔡翔蔡翔

在新著《1980年代:小說六記》,蔡翔以小說和文學為媒,給世人呈現了一個比之懷舊要遠為複雜真實、充滿張力乃至自我悖反的火熱年代。他以85“文化熱”為界,提出“兩個80年代”的說法:第一個80年代,圍繞社會領域中的改革、啟蒙、現代化等觀念展開,文學以現實主義手法依然擁有飽滿的社會政治功能與曆史使命;第二個80年代,源於對第一個80年代的反思與質疑,改革與現代化的發展主旋律既帶來勃勃生機也帶來問題與危機,尋根文學和先鋒派小說的出現即是時代精神的反映。80年代末,新寫實小說與王朔作品輪番登場,從而終結了80年代,開啟了90年代。

《1980年代:小說六記》《1980年代:小說六記》

“這本書再次啟動了我們對80年代的關注和討論”

“經常有人問我,80年代對我意味著什麼?”戴錦華在開場白中自問自答,“對我來說肯定是最好的年代。也有人問過侯孝賢導演,對你來說什麼是最好的年代,他說不可替代的,不可重現的都是最好的年代。80年代對於我們這代人而言,是我們生命最好的年華,那時候我們正年輕。”

“有時候我也會誇張一點說,80年代對我們親曆者來說幾乎是一個心想事成的年代,那時只要你敢想,敢去嚐試,你就有可能做到,有可能開啟,有可能成就。因為它是中國社會和曆史的一個轉折點,某些舊的東西在鬆動,某些新的東西開始生長,尚未被種種利益、種種權利所完全佔據和玷汙。我喜歡用一個說法‘未死方生’,舊時代未死,新時代方生,在這樣一個轉折點上就會形成這樣一個機遇。”

戴錦華戴錦華

談及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圖景,戴錦華認為跟今天完全不同。“當年幾乎每部文學作品的發表都會引發全社會的轟動效應。那時候在公共汽車上會看到各種各樣階層的人在閱讀文學期刊,每一本文學期刊最後都會被讀得破破爛爛,因為發行量是有限的,可閱讀者則是無窮的,一本期刊會不斷到處流傳,而且被社會各階層的人們所閱讀。那時文學刊物的編輯也是重要的角色,他們扮演著篩選者、命名者、開啟者、終結者的角色,他們倡導了什麼可能意味著一個全社會性文化想像空間的開啟或者封閉。”

“而文學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產生那麼大的轟動效應,不僅是共和國的曆史塑造了文學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同時還因為在那個中國社會所經曆的特定轉折年代,文學是高度超載的。當時的文學作品同時也是社會學報告、是政治論文、是檄文、是宣言,大家在閱讀它們的時候絕不僅僅是文學的閱讀,是在獲取審美的快感,在文學作品里有我們共同背負的、期待的、夢想的一切。”

戴錦華介紹說,自己在閱讀《1980年代:小說六記》時很順暢,且帶有某種鄉愁,以及很多共鳴和思考。“傷痕文學的文學含量確實可疑,它有時候真的像是一個小的社會問題的提出,語言蒼白而貧乏,它敘述的單純和單調確實都可以被質疑。但我覺得自從進入到反思文學後,當時的文學已經開始具有了文學的力量、文學的質素,直到今天我們閱讀它仍然能獲得審美的愉悅和收穫。”

上世紀80年代,戴錦華從北大畢業後開始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我當時不在文學批評的圈子裡,但在電影場域中在做同樣的事情,和前者對純文學領域的關注相似,當時的電影評論關注的也是電影美學的成就。我們談電影語言、談電影美學革命,拒絕討論諸如《人到中年》這樣同是小說也是電影的作品,雖然這部電影當時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引發各個領域的社會討論,但我們不屑一顧。這就像蔡翔在80年代作為文學編輯,他喜歡的是先鋒文學,用當時的話說是純文學,把文學從政治教化和傳播價值中區隔出來,認為文學不要承擔那麼多的社會使命,文學就是審美的、是藝術的、是語言的。”

“當時每一個民眾仍然有強烈的公民自覺。電影學院一個燒鍋爐的工人,晚上沒事兒也會和電影學院老師對話。因為當時在電影學院燒鍋爐是非常好的工作,有了這樣好的工作其實沒必要去考大學,而且他的閱讀和思考跟我們實際上沒有多大的區別,更不用說他那種對文藝作品評論的介入感和參與感了。他會說這本小說太差了,沒勁,你怎麼還看這本小說?我給你推薦一本看看。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狀態。”

“整個二十世紀的文化主調我以為並不是焦慮,而是急迫感。這個急迫感表現為我們此刻就要終結舊世界,此刻就要讓天堂降臨人間。今天看起來如此地虛幻和如此地遙遠,但當時的人們認為就是此刻,就是現在。這也是全球性青年文化的一個普遍基調,就是一種急迫地要去行動,要去反抗、要去改變。”

“在這樣一個意義上說,蔡翔的新書攜帶著當時我們真切的生命體驗,當很多信仰變得如此空洞、如此遙遠,大家更關註明天我會怎樣,我的生活會怎樣,我個人會怎樣。但80年代直至90年代前期的文化中,所有的‘小’,誇張一點說就是個人主義,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小時代’、‘小確幸’。那時候‘小’的背後都對應著‘大’,所有的‘小’都攜帶著自身的理想性價值。事實上直到90年代中後期,個人或者說個人主義才在消費主義和獨生子女政策的雙重助推下真正成為一種個體生存的真實樣態。”

在戴錦華看來,現而今討論1980年代似乎總覺得是在中國發生的,“容易在自己內部的曆史中展開敘述。”“60年代全球的反抗浪潮在70年代依然波瀾詭譎,但80年代則是一個整體的收場落幕。80年代從全球範圍來看,羅納德·里根、撒切爾高票當選,開始新自由主義。而隨著薩特、羅蘭·巴特、阿爾都塞等的相繼謝世,人類曆史在這一時期開始大幅向右轉。中國80年代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很大程度上可以同歐洲左翼運動的總退潮形成某種觀照。”

“《1980年代:小說六記》的意義簡單來說不是提供一份現成的答案,它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或者說它使得這一系列問題讓我們得以去感受,關於文學的問題,關於中國社會世紀轉折時我的曆史選擇,進而可以形成我們的回答。當80年代從我們的記憶和知識結構中滑落以後,我們其實就錯失了造就我們今天現實的重要曆史環節,蔡翔用這本書再次啟動了我們對80年代的關注和討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大家共同分享對曆史年代的重新叩訪,把它重新鎖回到我們的曆史記憶中。同時,這本書也展示了一種學術的可能,展示了一種思想的可能。”戴錦華說。

“80年代要成為曆史的圖書館以供我們反複閱讀”

蔡翔在發言時表示,《1980年代:小說六記》這本書不是嚴格的學術著作。“有點類似隨筆,有點漫談。書中的描述性多,論斷性不多。我想嚐試一下,如何在文學文本中發現思想。某個時代的開始,其特點往往在於它的無序和混亂,我想只有在這個時候,文學才會充分體現出它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作家通過他的感性,在無序中間產生出很多想法。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喬納森·卡勒所謂的‘文學就像雜草一樣’,野蠻生長。按照孔子的說法,‘質勝文則野’,但真正的思想活力恰恰是在這個‘野’的裡面。所以孔子還有一句話,‘文勝質則史’,也就是完全秩序化了。”

“回到文本,我們要看通過‘野蠻生長’的作品中間,到底提供了哪些東西。只有在這個階段理論家和學者才會從文學作品中提煉出思想,重新構造一個未來的思想途徑,而文學的先鋒性也體現於此。我特別重視文本的無意識層面,從這個層面里我們能夠重新來討論哪些話題。站在今天回看80年代,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傷痕文學是反傷害和反歧視的開端,為什麼這個開端的時代會導致之後時代更加嚴重的歧視?現在流行的‘顏值即正義’,就是赤裸裸的歧視。這是我一直沒有搞明白的,也是促使我回到80年代的動力。”

“今天我們討論80年代會說它是第二個‘五四’,對此我很同意。80年代是和‘五四’有相似、相同的地方,但我覺得今天要進一步做的工作是討論80年代跟‘五四’不一樣的地方,這更重要。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五四’以後我們的知識是一路向下走向民眾的,包括知識者的自我反思。我就想問80年代以後的文學里,我們的知識分子有過自我反思嗎?有過魯迅的《在酒樓上》這一類作品嗎?所以80年代和‘五四’的差異性,才應該是我們今後研究的重點。”蔡翔說。

在《1980年代:小說六記》中,蔡翔提出的兩個觀點令人深思:“1980年代,新見頻出,沉渣泛起。各種力量糾葛在一起,激進的、保守的,相互攻訐,又在合力打開一個新時代的大門;1980年代,是當代中國曆史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年代,它預示了中國將重新進入‘世界體系’。1980年代的結束,也宣告了20世紀的終結。” 

羅崗羅崗

羅崗在發言時將《1980年代:小說六記》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2006年出版)做了比較。“後者通過建構‘85新潮’的圖景,曾帶動了80年代懷舊熱。蔡翔老師則在這本新書里提出,如果要重新回到80年代,不能僅僅看到‘85新潮’,或者說‘85新潮’只代表了80年代的一個面相,還有其他的面相。他在書中強調了所謂‘前三年’,這不是指具體的1980年到1982年,而是一個泛指,是講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一個變化,而這個變化也就是他特別強調的,我們要找到80年代的起點和起源,要從這‘前三年’開始找。”

賀桂梅 本文圖片/三聯書店提供賀桂梅 本文圖片/三聯書店提供

賀桂梅在發言時認為《1980年代:小說六記》是蔡翔聚焦80年代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她也提及了自己近些年在影視作品中觀察到一個現象:為什麼90年代會成為今天書寫當代曆史記憶非常重要的時段?“《漫長的季節》《平原上的摩西》《狂飆》《風吹半夏》《繁花》等等不一而足,它們都是在打開90年代的記憶,而且很多是以一種懸疑的方式打開。而我們談到80年代,會說它是黃金時代,多種可能性的時代,卻好像在關於當代曆史記憶的需求中消失了。”

“我自己非常重視蔡翔在這本書里談到的一句話。他說,‘1980年代提供了多種曆史機遇,為我們打開了開闊的思想視野,但我們必須對80年代重新思考。’

“他的第一句是肯定80年代的意義,第二句是他的基本態度,要重新思考80年代。然後他說,‘80年代不能成為80年代人的紀念館,而要成為曆史的圖書館以供我們反複閱讀。’我想用這句話分享給大家,希望大家通過讀他的書,也把80年代作為我們閱讀的對象,把它作為我們‘曆史的圖書館’,從中去尋找我們面對、思考、探索今天的一些問題和包括自我問題的思想資源。”在座談會的最後,賀桂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