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髒話說起：日常語言中的性別偏見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如果你想羞辱一個女性，就罵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個男性，就罵他是個女人。”

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下意識的稱呼語和髒話佔據相當的比例。語言學家們經過多年研究發現，從最簡短的字詞到最廣泛的會話，語言的每個角落幾乎都與性別有關。漢語也不例外。長期以來，這些性別偏見在語言使用中相當隱蔽，且不太被在意，甚至人們可能還會覺得，“語言的作用遠不如更具體的自由實現形式和壓迫手段”。直到近幾十年間，它才日漸引起注意。

那麼，為什麼是“髒話”？作為正統語言使用的邊緣，髒話時常被認為是某種挑戰權威、乃至衝破常規的實踐。它看似不受強製干預，但為何在這樣的語言使用中，仍然出現了性別先行的跡象？也就是說，為什麼大多數髒話都與性和女性有關？

《語言惡女：女性如何奪回語言》，[美]阿曼達·蒙特爾 著，李辛 譯，明室Lucida|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4年6月。

在近日出版的《語言惡女》中，美國語言學家阿曼達·蒙特爾（Amanda Montell）嚐試回答的就是這個問題。以英語為例，她通過考察語言的使用曆史發現，如今使用的大多數“辱女詞彙”在出現初期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積極的含義。不只是英語，實際上語言本身並沒有“天生”的偏見，只是語言的使用者集體同意以一種強化性別偏見的方式使用著它。

髒話之外，我們可能還會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多數時候的語言支配並非借由髒話實現。它指向的是一種更廣義的女性言說方式。說話中穿插“嗯”“啊”、經常說“不好意思”以及頻繁在句尾用升調都會被指責“不夠堅定自信”。當沒有男性在場時，女性間的對話被認為是無意義的閑聊八卦。部分男性有時則會通過打斷、或使用“教你做事”的口氣與女性交談……但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在蒙特爾看來，在女性獲得發聲的權利前，我們首先需要理解的是語言支配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發生。

蒙特爾認為，並非每個人都要成為語言學的學者，但瞭解這些“言語迫害”，並學會使用“不合適”的說話方式和詞彙，正是女性主義的最小實踐。下一次面對質疑，或有人對我們使用性別歧視語言時，就能清楚知道對方的動機。語言，可以成為討論更大的性別平等議題的契機。

“他x的”：

為什麼很多髒話都和女性有關？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在魯迅於1927年撰寫的雜文《論“他媽的”》中，這三個字提煉了漢語中幾乎最常被使用的髒話。它省去了其中的動詞和名詞，並且轉換為第三人稱，其背後隱含的意思是“我與你母親發生性關係”。短短三個字囊括了髒話中最為常見的幾大主題：性、女性和長輩。無怪乎稱得上是“國罵”。

這些特點並非只在漢語髒話中出現。語言學家們認為，父權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語言都是如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曾進行過一項關於性別羞辱詞彙的調研，發現有關女性的俚語中有90%是貶義，而有關男性的只有46%是貶義。其中大多也與所謂的“女性特質”相關。與漢語中的“娘”語義類似的是，“woman”（女）一詞本身也自帶嘲諷意味。該調研同時還注意到，即便是一系列形容女性的“褒義”詞，大多也是基於“性”。

紀錄片《髒話史》劇照。

為什么女性和性會成為不同語言髒話中的核心內容？在阿曼達·蒙特爾看來，髒話中帶有性暗示並不奇怪，“女人即性對象”是父權製最古老的修辭手法之一。在這套觀念體系中，女性的個人慾望和性自由意誌本身就是壞的。但這種觀念並非從來就如此，它和人類曆史的進程深度捆綁。在智人時期的遊牧階段，男人和女人都曾有多個性伴侶。隨著人類停止遷徙，男性為了確認自己的孩子是誰以便傳承土地，女性的性自由才遭到集體性的抨擊。與之相對，用來形容女性的詞語也在語言使用曆史中，經曆了不同程度的“詞義轉貶”。比如英語中的“cunt”最初只是指女性的外生殖器，如今卻幾乎成了最具侮辱性的表達。

如果只是性暗示，或許還不足以達到如此程度的侮辱意味。在暗示並反複強化“以男性為性主體”的語言文化中，性不再是純粹的生理行為，而是映射權力不對等的場所。台灣學者林芳玫曾深入研究過“干”等詞語在中文語境下的內涵。她注意到這類詞描述的是男性主導下的納入式性行為，是男性作為主動一方對女性所做的事。這既不同於中立的“性交”，更談不上帶有情感積極意味的“做愛”。本質上“干”是通過性比喻個體間的宰製關係，目的在於欺壓和侵占。我們還能想像出，如果用“包裹”“容納”等詞語描述性行為，與之相關的世界會有多大的不同嗎？

落到具體語境，影射女性和性的髒話看似並不是在攻擊某個具體的女性，而是面向對話中的另一方。但為何不在場的女性卻會被拉入交鋒的中心？台灣學者蔡珮認為，在父權製文化中，女性的貞操被視作父權重要的私有物，甚至關乎家族血統純正與否的尊嚴，如果家中的母系長輩被他人侵占，則意味著父權的被奪權。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能與對方的母系長輩發生性關係，還意味著在輩分體系中算作對方的父輩，這種輩分變動也直指對個體身份的貶低。這套推演只有在父權製文化下，才能達到最大程度的侮辱意味。

儘管這些髒話帶有明顯的“厭女”傾向，但實際生活中，使用它們的女性其實不在少數。為什么女性也會使用這些髒話來攻訐？

阿曼達·蒙特爾提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猜測。她認為這一現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長傾聽。理論上講，這原本是件好事。但問題在於，這通常給男性更多表達的空間，讓他們將自認為合理的隱喻加入文化的集體表述中。“一個人對與自己不同的觀點越關注，就越可能通過理解這些觀點而趨於認同。”

紀錄片《髒話史》劇照。

我們大概很難接受，女性是因為善於傾聽而成了被壓製的一方。一個更加合理的推測也許是，女性說這些髒話時的動機和男性是不同的。愛爾蘭阿爾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者凱倫·斯特普萊頓（Karyn Stapleton）曾做過一項調查，研究男性和女性說髒話的習慣。研究發現，大約一半的男性受訪者稱他們說髒話是為了符合“社會期待”，因為在男性群體中，說髒話被預設為是“正常”的。而大部分女性則表示，說髒話是顯示個性的方式，因為這在女性群體中被認為是“反常”的。也就是說，說髒話是她們自定義女性氣質的一種方式。且囿於社會對女性的“淑女規訓”，女性只有在關係親近的群體中才敢“自由”地說髒話，這也成為女性群體間表示友愛的方式。而在男性之間並非如此。

在語言學家們看來，這往往意味著一個詞語經曆“收複再定義”的開端。正如魯迅在文末描述鄉間父子吃飯的畫面：

兒子指一碗菜向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嚐嚐看！”

那父親回答說：“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

在這裏，“媽的”似乎已經成為時興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這並非是要重寫所有髒話的用詞規則，而是提請我們不斷思考，當這些髒話脫口而出時，我們希望傳達的信息究竟是什麼。

“讓她說話”：

語言如何成了控製的工具？

在更為廣闊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時候的語言支配行為並非借由髒話發生。3月下旬，獲得多個獎項的電影《墜落的審判》曾在北京大學舉辦中國首映禮，導演茹斯汀·特里耶專程來到現場。放映結束後，主持人陳銘因多次在會場長篇論述個人觀點，遭到現場觀眾喊話“讓導演多說”。放映禮上的相關細節也在社交媒體引發持續討論。也許時至今日，依然還會有網友不解為何這樣的行為會引發如此激烈的不滿，覺得他不過是試圖分享自己的看法而已。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墜落的審判》劇照。

阿曼達·蒙特爾在書中提到另一起與之相似的案例。早在2008年，美國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就在文章中回憶稱，曾有一位男性在一次聚會上喋喋不休向她解釋一本曆史書中的內容，索爾尼特甚至沒有機會插話告訴他，這本書其實是她寫的。不久後，陸續有網友使用“mansplain”（男性說教）評論此事，該詞也成為當年的年度熱詞。這個詞在英語世界也是新造詞，它描述了一個很多女性都曾經曆過、但一度無法明言的場面。

但當該詞條出現在由網民提供釋義的頁面時，投票最高的釋義卻是：“男人向女人解釋某件事，卻因此受到指責。” 多年之後，這條釋義與今時今日放映禮引發的部分男性的困惑遙相呼應。正如阿曼達·蒙特爾所說，這些共同印證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壓迫群體，是有能力想出新詞來表達曾經無法明言的經曆的，但有時反對的聲音往往大得蓋過了進步的聲音”。

不只如此，阿曼達·蒙特爾還注意到，近年來類似的語言支配行為只增不減。以男性常年佔據絕對比例的庭審現場為例，我們可能會覺得如果女性法官更多，女性發言就更容易被聽到。但事實是，1990年，當奧康納是法官席上的唯一女性時，女性發言被打斷的次數占比是35.7%；2002年，當金斯伯格加入，庭審席擁有兩位女性時，這一數字升至45.3%；2015年，當三位女性入座後，這一數字則達到65.9%。這再次印證，打斷髮言的背後很大程度出自性別動因，而與資曆、經驗等無關。

那麼，“讓她說話”就意味著改變嗎？也不盡然。一名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會無數次面對外界的質疑，認為她的說話方式不夠“自信”。很長時間里，甚至不少語言學家也認為，相比於男性而言，女性在日常對話中會使用諸多模糊限制語，比如“然後”“我是說”“所以”“嗯”等，或在句尾使用升調，這會給聽話者一種“猶豫”的感受。

《墜落的審判》劇照。

這種評判標準取決於，我們的主流文化究竟是如何看待語言的功能的。阿曼達·蒙特爾認為，我們可能忽略了語言表達並不總是為了亮出觀點或傳達信息，它也是為了建立聯繫，不只是讓自己被他人理解，還需要試著理解他人。從這個角度而言，那些所謂的“不自信”的表達，可能是出於緩和語氣、像對方展示“積極的傾聽”，而句尾升調或許是讓對話更加開放，邀請聽話者加入其中？

由此，女性間的對話往往有獨特的輪轉結構。話筒會自然地在幾個人之間流轉。阿曼達·蒙特爾稱之為“即興演奏會”。相較於此，一個全男的會話場景中，往往是長髮言的交替獨白，其間沒有任何打斷，這種氛圍使得說話者自然覺得“成為專家”。這樣的對話通常需要一名主持人、或某種預設的發言序列結構來約束，以防止有人違規搶奪話語權。

除了女性個體的表達方式可能面臨質疑外，長久以來，私下裡女性之間的交談也被貼上“閑聊八卦”的標籤。但事實的確如此嗎？其實男性之間也存在所謂的“更衣室閑聊”（Locker-room banter），通過物化兄弟情誼之外的人，來建立某種內部的團結。阿曼達·蒙特爾還提示說，這種（男性）團結甚至並不需要通過真誠的坦白才能建立，有時只要語言粗俗、明確異己就能實現。但女性由於本就在社會結構中沒有多少權力可以失去，於是她們建立聯繫的方式只能是對現狀的反抗。而這種陳述必定是真實的，否則很難成為一個值得分享的秘密。即便拋開內容的真實與否暫且不談，那同樣都是瑣碎的對話，“gossip”（八卦、說長道短）有何理由一直被誤認為是女性專屬？

當“爹”成為形容詞：

“母語”還是“語言女性化”？

上述從性別角度重思語言使用，折射出女性主義發展史上的一種在地實踐。如果說語言的確影響著我們對現實世界的內在固有感知，那麼假使語言中長久缺乏描述某些現象的詞彙，我們是否也就無法想像、或至少無法確認並描述相應的現象。不少語言學家開始提出，女性是否需要發明一種全新的、以她們自己的世界觀為中心的語言。

阿曼達·蒙特爾在書中介紹了曆史上發生過的振奮人心的嚐試。1984年，語言學家蘇奇特·黑登·埃爾金（Suzette Haden Elgin）出版過一部名為《母語》（Native Tongue）的反烏托邦科幻小說。書中塑造的一批女性語言學家嚐試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語言——拉丹語。這套詞彙囊括作者能想到的所有女性共有的、但未曾被講述的經曆。比如用不同細分詞彙描述“月經提前”“痛經”“經期情緒波動”等現象。這套語言還包含了一些有趣的發明，如“radiidin”（非假日），指的是由女性負擔的假日，她必須獨自承擔做飯、招待客人、維持家庭日常運轉諸多事宜的工作。

但這一嚐試最終以失敗告終。有反對聲音認為，我們可能很難界定，這套所謂的“女性語言”究竟代表的是哪部分女性。“女性經曆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光譜，而‘姐妹情誼’並不意味著同一種經曆。”

這些失敗背後還隱藏了更實際的問題。在阿曼達·蒙特爾看來，我們其實無需顛覆、也不可能顛覆現有的語言體系。“讓一門語言女性化並不是從元音、輔音甚至詞彙的女性化開始的，而是從改變語言使用者的意識形態開始的。”

這些實踐正在世界各地陸續出現。“mansplain”的流行就是一次成功的探索。回顧漢語語境，近年來，“爹味”作為形容詞幾乎融入了人們日常的語言表達，它情感鮮明地諷刺那些“整天想當別人的父親、自我感覺良好、以自我為中心的”言行方式。這無疑是一場始終處於進行時的實驗。對此，阿曼達·蒙特爾態度樂觀。在她看來，無論人們選擇努力參與其中、還是置身事外，“語言都會沿著它自己的道路快樂前進”。性別包容的一代人終將乘車遠去——

“我希望能在遠方見到你，聽說那裡會有一場盛大的聚會。”

參考資料：

1. 林芳玫，《走出“干”與“被幹”的僵局——女性主義對色情媒介的爭議》．《女性主義經典》，顧燕翎、鄭至慧（編），台北：女書文化1999年版。

2. 蔡珮. 《從汙化女性髒話看父權在語言使用的權力展現》.《新聞學研究》82 (2005): 133-170.

3.《無法消失的她：為何髒話離不開女性？深度剖析髒話背後的父權意識》，繆斯夫人，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913A01IWA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作者/申璐

編輯/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