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場所·人 那些是村落嗎？——山西沁河流域城堡群

當代人棲居於網絡之上，通過編碼、指尖、屏幕與世界取得聯繫。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此“不接觸”。當我們感歎起“人離不開社會”時，既是在說人的行為受社會規則、習慣影響，無法抗拒，也是在說人生活在某個地點：它載著我們某段經曆的記憶、某次與家人告別或重逢的情緒、某組抽像的符號，凡此種種，將人與地點聯繫起來。與人失去聯繫的，或者從未有過聯繫的地點，才是那“非地點”（Non-Places）。

在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那裡，任何地點都可能成為其筆下的田野。

“田野”這個詞常被人類學、社會學用來特指實證調研的地方，如部落、村落、社區、街區等，其實就是人類的各種聚落。不過對於學者自身來說，田野觀察不一定就是學術行為，有時候只是一種職業習慣。

過去多年，作為社會學家的陳映芳一直致力於對中國城市性、城市化與中國社會興起邏輯的研究。她向讀者展現了她兼具實證與思辨精神的學術文本。前不久，她退休了，我們邀請她開設專欄，換一種身份和視角，去思考在旅行、探訪和查找資料中遇到過的聚落、場所，還有人。我們把專欄叫作“聚落·場所·人”。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關人的聚落和場所，並無特定的撰寫章法，不過是有感而發。本文為第一期，作者遊山西沁河流域城堡群，反思作為概念的“城”與“鄉”。

遇見

2011年的暑期，應一位名號“大俠”的攝影家邀請，我跟著老公在山西省晉城地區遊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其間在陽城縣，我們被帶到了當地的一處名勝——“皇城相府”。因為事先沒有瞭解，當時就有點驚訝——那不只是一個明清官宦家族的宅園（其代表人物為清代康熙年間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那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建築群，是一座由城牆、城郭、內城區等構成的成建製的巨大城堡。

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往返皇城相府的沿途，還看到了幾個雖不如皇城相府那樣保留完整，但同樣氣勢不凡的古城堡。那景象完全迂迴於我們印象中的山西村落，當時真讓人有不知身處何域、今夕何夕的感覺。

出於好奇，趕緊蒐集各種資料來補課。這才得知，包括皇城相府在內，當地的一批古城堡多始建於明末動亂年代。那些堅實的城牆，城內高高聳立的塔樓，還有如皇城相府里的藏兵洞、其他城內的地下通道等建築形式，都是為了抵禦當時亂兵的侵擾、搶奪。據稱曆史上在沁河兩岸先後修築有五十四座軍事與民用相結合的城堡。

原來，在明末農民起義時期，晉城地區因地處秦晉相鄰之地，還因為沁河流域豐腴的土地形成有充裕的農耕經濟，繁榮的工商業亦造就了一方的富庶，加之聚集有眾多富貴的官僚家族，遂成為各種亂兵的劫掠目標，農民軍曾五次進入這個地區。（張廣善《古建攬勝》，中華書局，2010年9月，第254－256頁）

據當地曆史記載，在沁河流域最早建築城堡的是明代萬曆年間的兵部尚書張五典（抗清名臣張銓之父，明末山西守將張道浚之祖父）。張五典於天啟三年告老還鄉，因預感到大亂將至，就將自己家族的居住地竇莊改築成城堡。得益於此，當後來崇禎年間陝北農民軍在陝西、山西一帶攻城略地，沁水、陽城一帶遍遭災禍時，張五典的後人憑藉了竇家堡，得以一次次擊退亂軍，保得一地平安。由是，城堡便成為周邊地區避禍自保的倣傚模式。

從相關的研究資料看，以建城主體區分，它們可以大致有三類：

一類是公有的堡寨。這類城堡面積不大，大多在原有的社產（廟宇）四周圍以牆垣。遇到戰亂時村人躲進去。多數是相對貧困或無領袖人物主持的村落。多以“堡”相稱。第二類是圍村而築的堡寨。這類建築群多以“城”相稱。面積較大，有常住人口，生活設施齊全。它們的建城，需要一些條件，如有官紳富賈為領袖；村鎮富裕、百姓充裕、市井繁榮；有專門的規劃和經營管理人員籌材集資。第三類即是如皇城相府那樣的以家族為主體的堡寨。（參見張廣善《古建攬勝》258－260頁）

發現

城堡群的種種信息，引出了我的一些好奇心。

首先很有意思的是，已經矗立於山西大地上幾百年的明清城堡群，居然是本世紀初才被考古學家們“發現”的。據當時媒體稱，“近日，考古專家在考察山西晉城市沁河流域時，竟然發現當地有極其罕見的古城堡群落。據瞭解，目前這座古城堡群已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考古專家還表示，古城堡群內中西合璧的建築特色和走廊式的藏兵洞，在中國北方十分罕見。”（“山西沁河驚現北方最大明末清初古堡群” http://www.enorth.com.cn 2004-08-04 15:02 ）如今被稱作“中國北方第一古堡群”的存在本身，在很長時期內不僅不被外面人所知，在山西也是由考古學家來“發現”的，這事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想來，這樣的城堡群，在當地人眼裡早已視若無睹。而在當代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中，它們又被覆蓋在了“農村”之中。大概是因為政府對當地旅遊業的規劃和開發，它們才得以在媒體上浮現出來，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之中。

還有，在明末的沁河流域，用今天學術話語來說，當地民眾曾自發、自主地興起過一場聲勢浩大的聚落再造運動。這是怎麼可能的？山西地區在中國，通常被視為農業社會和傳統文化保留最多的地方之一。可是，在興建那些城堡群的過程中，有貧困村落的抱團合力；有多姓家族之間的、跨階層的通盤合作；當然還有名門大戶的舉族自保——那樣的工程亦需要有相應的家族資源和具備卓越領導力的家族首腦。無論如何，不同形式的大規模造城運動，無不需要強大的社會動員力，以及社會合作的有效方式。

另外，細看有些城堡的資料，還可以發現，那裡面有秩序井然的建築規劃——有些城堡內的民宅建築，至今仍然保留著以“坊”“第”等為單位的合理規整的佈局。其他的建築，像竇家堡（因為它的形狀類似紫禁城，昔日曾被稱為“小北京”），城內除大量民宅外，還有廟宇、樓閣、祠堂、書房、校場、法庭、地牢、城牆、城門樓、牌坊、店舖和大量的碑刻等。當然，沁河流域原是冶鐵業發達之地，聚居有一大批富商巨賈，一些城堡內曾有規模相當的工商業建築。這樣的城堡的形成，需要有居民之間、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公共協商，需要有相應的規劃方案和建築技術的支持，還需要基於理性的日常生活秩序的管理系統。它們完全超出了我對北方地區傳統堡寨的想像。

定義

與這些相關，還會聯想到另一個問題：如沁河流域城堡群這樣的人類聚落，我們該如何定義它們的屬性？

關於古代的“城”，日本學界一般比較直接、籠統地用“城寨聚落”“城郭聚落”或“圍壁聚落”等來定義。而涉及中國夏商周時代的各種城址遺址，國內外學術界則有不同的定義及觀點（涉及聚落的社會屬性及國家形態等，主要有“城市國家”說與“邑製國家”說等的分歧）。不過，在早已經進入領土國家時代、近世工商業文明也有了顯著發展的明清時期，山西沁河流域的城堡顯然不同於上古農業文明時期的“城”或“邑”。另一方面，它們與希臘城邦及中世紀歐洲古典城市亦有種種差異。

有一陣我饒有趣味地尋找與明清各地“城”“堡”等相關的學術成果。發現已經有學者對貴州省的屯堡村落作了比較成熟的研究。邊地屯堡的形成曆史和內部結構雖然與山西城堡群有不同，但它們都明顯不同於一般的農業村落。由貴州安順師範高等專校的孫兆霞老師帶領的課題組，出版有學術專著《屯堡鄉民社會》，給屯堡聚落提煉出了一個社會屬性——“鄉民社會”，在此框架下描述和分析了屯堡社會的演變過程和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特徵，包括公共空間和村民自治等，給人以啟示。但“村落”“村民”等概念框架，多少還是遮蔽了曆史上和現實中屯堡、城堡所具有的“城”或“鎮”的屬性。

諸如此類，新鮮的見聞可以讓人打開視域，不斷調整知識積累和認知方式。只是，研究者個體即使對許多個案充滿好奇，終究無法一一去做深入的調研。後來我曾用沁河流域城堡群的資料製作了一個教學用小課件。在課堂上有時會用它來啟發同學們，如何用社會建構主義的方法去認識人類各種聚落的形成機制；嚐試用“連續統”的視角區分城鄉之間不同的社會形態；如何從具體族群或地域社會的變遷中發現“社會的能動性”；提醒大家避免以民族國家為單一的維度，去將社會本質化，等等。

這些，正是個案所具有的可能性，當然也是社會學教師的樂趣所在。

□陳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