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人來,上海需要更緊迫

【編者按】

6月13日晚,《解放日報》旗下微信公眾號“獅子坐”刊發文章《吸引人來,上海需要更緊迫》。

文章認為,近年來,無論是落戶的社保年限放寬,還是對應屆畢業生、留學生可落戶範圍的擴大,都反映了上海正在積極擴寬高素質戶籍人口,試圖吸引更多的外來人才。但另一方面,上海作為人口淨流入超大城市,非戶籍人口遷入趨勢有所減緩。種種變化都在提醒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應當對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充分的認知。以下為全文。

這一個月來,各地樓市利好消息不少。

在杭州、西安等新一線城市全面放開限購政策之餘,很多城市還配合放鬆了落戶政策。如南京取消了積分落戶製,改為“在南京市擁有合法穩定住所且實際居住的非南京戶籍人員,可以直接辦理落戶”,在實際操作中,約等於買房即送戶口。

合肥甚至更為激進,一人買房,全家即可落戶。

就連一向嚴格的上海,也出台了“滬九條”,放寬購房資格年限,擴大重點區域人才和非滬籍單身人士的購房區域,直接拉動了近期二手房交易量的增長。

如果細看各地的政策工具,不難發現一個共性:抬樓市與搶人才,正在形成一種強綁定的關聯這一輪房地產去化過程,同時也是城市間搶人大戰的升級

如何留住人口,讓更多人在本地置業安家,正在成為連人口眾多的一線城市都繞不開的問題。

而這場競爭,早就有跡可循。這一點,從上海的落戶政策變遷就可以看出來。

早在2020年,上海官宣四所本地名校的應屆本科畢業生只要符合基本條件就可以落戶之時,當時便有媒體推論:按這個趨勢,四五年後新生畢業了,是否在上海讀本科就都能得到戶口呢?

如今四年過去,當初對上海落戶鬆綁的趨勢判斷,基本得到驗證。每一年,上海的落戶政策都有新動作,五大新城“居轉戶”的年限縮短到五年、高校應屆碩士生就業即可落戶、五大新城部分緊缺人才只需繳納社保滿6個月即可落戶……無論是落戶的社保年限放寬,還是對應屆畢業生、留學生可落戶範圍的擴大,都反映了上海正在積極擴寬高素質戶籍人口,試圖吸引更多的外來人才

落戶政策利好的拉動效應也很明顯。2023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1.56萬,為三年來首次正增長。其中,戶籍常住人口增加10.54萬人,為推動人口增長的主要力量。

對於曾明確提出“控製人口數量在2500萬人口以內”目標的上海來說,這一變化頗有意味。如果說過去上海一直焦慮的是轉入人口太多,以致於城市資源難以承接,那麼之後,上海真正迫切需要考慮的或許開始變成:人不夠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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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問題上,上海的焦慮有著嚴峻的現實因素。雖然上海的常住人口實現了由減轉增,但實際上,非戶籍的常住人口增量一年也就增加了一萬多人。

把時間拉長,從2010年至2020年,上海非戶籍常住人口增加了150.27萬人,平均下來每年可增加15萬人。兩相對比可以發現,上海作為人口淨流入超大城市,非戶籍人口遷入趨勢是在明顯減緩的

更嚴峻的是上海本身人口結構的變化。一方面,36.8%老齡化率已經讓上海邁入深度老齡化階段,遠超周邊其他城市;另一方面,不久前公佈的生育數據顯示,上海全市總和生育率僅為0.6,出生人口數的減少,又進一步提升了老年人口的占比。

經濟和產業政策的變化,也進一步加劇了各地對人口的爭奪。最近各地將房地產政策和落戶政策綁定的做法,只是表現之一。就上海周邊來看,各地產業政策佈局的積極主動對人口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特別是一些新興產業,有力提高了上海周邊城市的人口吸引力。

特別是合肥,不僅人口增長數量和漲幅都超過上海,而且是去年全國人口遷入冠軍,常住人口達到985.3萬人,比2022年增加了21.9萬人,2.3%的增幅遠大於去年上海0.5%的增幅。

其他城市和一線城市的差距似乎也在逐年縮小。特別是各類所謂“新一線”城市名單,每年都會引起一番討論,大家漸漸意識到,在產業佈局、城市功能和醫療教育等資源各方面,隨著二三線城市的後來居上,曾經一線城市的獨特優勢並非完全不可替代

現代交通的發展,也在時空意味上縮小了城市間的差異。尤其是對於一體化程度較深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而言,各城市間資源優勢共享已經愈來愈成為現實。這樣一來,超一線城市的生活壓力、住房壓力等劣勢因素,反而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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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變化都在提醒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應當對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充分的認知。人口政策的窗口期有時候很短,政策製定不能有路徑依賴,更不能以固化思維來看待,而是要快速適應形勢的變化及時動態調整。

從2023年上海戶籍新政對城市常住人口數量的顯著拉動作用來看,釋出政策紅利,對於一線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口,依舊頗有作用。

這也意味著,在城市的搶人大戰中,不同於傳統的人口推拉模型認為城市的人口增長動力主要來自城市區位條件等自然吸引力,一個有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在被強化。

這種“強化”,具體到政策工具的出台上,可以進一步提高力度和速度。就拿落戶政策來說,雖然逐步在放開,但畢竟還有一定限制,落戶政策是不是可以更為大膽一些?此外,人口形勢變化很快,政策調整的速度是否慢了一些?不能因過長的政策滯後性失去本可以彌補的機會。

在上個月舉行的第五屆上海創新創業青年50人論壇上,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就呼籲,上海應帶頭把戶籍制度再放鬆一些。他直言,要吸納年輕人來到上海來創業,但事前沒人知道什麼樣的人能創業成功,現在的打分落戶制度未必是最好的制度。

換句話說,要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曆、唯獎項”,不要過多預設什麼是人才,什麼不是,因為隨著產業轉型升級,人才的種類和特質也一直在變,人才本身也是在競爭中不斷成長的。對上海來說,應該秉持的是海納百川的精神,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賦予人才更加多元的定義,讓不同專業的人才都能在這裏找到棲身之所,更能人盡其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不同行業的人才,都應當得到尊重。

從更深的角度來說,我們對於“大城市”的態度,或許也應有所轉變。公共服務供給的壓力固然客觀存在,但不能因此為城市發展設限,甚至人為劃定過高門檻,反而抑製了城市發展的生機和潛力。

就像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曾在《大國大城》里所寫,“人們習慣於用一個數字來表示城市的人口承載力,卻看不到人口規模不斷突破‘承載力’恰恰體現了城市的‘生命力’。”說到底,城市的核心,還是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