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是人區別於AI的特質，對話《我和媽媽的最後一年》導演

2022年上映的電影《媽媽！》《臍帶》再次引發了觀眾對於關注老年人問題的關注，在剛剛落幕的第十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日本導演川村元氣帶著他的處女作《我和媽媽的最後一年》也來到了中國觀眾面前，該片曾獲第70屆施巴斯坦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銀貝殼獎，今日影片已經開啟預售，並將於5月12日正式在國內院線上映。新京報此前採訪了導演川村元氣，聽他分享創作心得，以及對於人類和AI關係的思考。

電影《我和媽媽的最後一年》講述了主角葛西泉與妻子葛西香織的孩子即將出生，但與此同時，媽媽百合子被確診了阿爾茨海默病。隨著病情逐漸惡化，連兒子都快要忘記了的媽媽，卻奇怪地要求泉帶自己去看「半朵煙花」。當泉帶著媽媽最終看到「半朵煙花」的時候，他終於明白，原來媽媽心底最美好的記憶一直和自己有關。

同樣聚焦阿爾茨海默病，該片卻有著導演獨特的思維方式。它基於導演的小說原作，卻又不拘泥於文本，而是加入了一些富有時代氣息的元素和風貌，令該片自有一番韻味。身兼數職的導演川村元氣既是一位小說家，也是插畫家和電影製片人，這部電影讓他又成為一名新晉成功導演。5月12日該片將在中國大陸正式上映的契機下，新京報採訪了導演川村元氣，聽他分享創作心得，以及對於人類和AI關係的思考。

導演川村元氣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與觀眾交流。

創作緣由

為了讓人們知道如何面對阿爾茨海默

「8年前，我奶奶得了老年癡呆症，她完全不記得我了。」川村元氣導演回憶著創作原著小說的緣由。

為了知道奶奶還記得什麼，在那之後他經常到奶奶家，跟她談一些他小時候的事情。電影里，男主角葛西泉跟媽媽回憶小時候兩人一起去釣魚的情形，泉認為是在海里，媽媽堅持是在湖里。「有一次我跟奶奶說，小時候我們一起到海上釣過一條大魚，你還記得嗎？奶奶就跟我說，那不是在海上，是在湖里。我想奶奶還是忘了，所以當時很難過。回到家我翻開相冊一看，當時確實不是在海上，是在湖里。也就是說其實奶奶的記憶才是正確的，反而是我忘了。」川村由此發現，即使經歷同樣一件事情，兩個人的記憶也可能有偏差。這樣的記憶偏差，可以成為懸疑作品的劇情，也可以變成令人感動的內容，於是他寫就了小說，拍成了電影。

劇照。小時候的泉和母親。

在寫小說的時候，川村採訪了約100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還採訪了約50位治療該疾病的醫生。「我希望通過我的小說能夠告訴大家應該怎樣去面對。」採訪中讓他記憶深刻的是一位醫生的一段話，這段話也被他用在了小說里：「從前人類的壽命還不到五十年，後來活得長了，就出現了癌症。等癌症能被治癒，人能活得更長了，這下阿爾茨海默病又多了起來。無論什麼時候，人類都必須跟某種疾病做鬥爭。」

劇照。母親發病後泉（右）帶她去了醫院，並與醫生進行了溝通。

為了讓人們覺得阿爾茨海默病並不是一切的終結，川村元氣讓電影有了區別於原著的新內容。

主題思考

記憶一切的AI還是不斷遺忘的母親？

電影里出現的AI歌手KOE，在原著里是泉所在公司的人類女歌手。電影里的AI被置入無數人類歌手的記憶，公司試圖把它打造成一個完美歌手。與這一電影情節形成對比的，是泉的母親的病情每況愈下，她的病讓她逐漸失去自理能力，可以預見之後會慢慢喪失所有健全人的行為能力。

川村說他想用這個對比給觀眾提供一個思考角度，「一方面是不斷被加深各種記憶的人工智能，一方面是逐漸喪失記憶的母親，這兩個最終誰更像一個真正的人？」對川村而言，把什麼東西都不斷往里添加，不如不斷地喪失，「有的時候你有過忘卻，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為什麼我覺得AI不像人，就是它不會忘記。人會忘記、會失去，所以才會覺得愛情、親情那麼美好。我希望通過我的作品告訴大家，不要把阿爾茨海默病當作一個悲劇來看，而要把它當作一個重新審視人生的契機。」

採訪中川村提到日本文化中的一個詞——物哀。這個詞有很多解讀，川村導演用其中一方面去詮釋自己的思考。「我們對一件東西的失去的感覺，在日本就叫作物哀之美。這種物哀的感覺令我非常感動，無論失去的是記憶也好，還是失去的生命或愛情，這些都令人動容。通過失去，你才會知道它應該具有的價值。比如在我失了一隻襪子以後，我會發現原來那隻襪子對我來講多麼重要。所以當（主角）母親打電話說自己生病的時候，那一瞬間（泉）才知道原來媽媽在自己心中的價值這麼大。」

劇照。泉和妻子挑選要送給母親的花。

導演說他很喜歡花，這也是原著小說叫《百花》的緣由。「但是我並不喜歡假花，因為假花不會枯萎。為什麼很多人都喜歡花？就是因為你知道盛開的花早晚有一天會凋零，所以大家就會非常珍惜它。我覺得像母親百合子這樣，她如果是一個AI，完全不會有任何的記憶喪失的話，你就感受不到她的美了。」

——Q&A——

新京報：電影最後看煙花時母親忘記兒子的情節讓人印象深刻，本片哪個情節讓您感到震撼？

川村：確實就是那一幕。媽媽問兒子「你是誰」的那一幕很不好拍，所以令我非常難忘。其實這部電影的一個主要的拍攝手法就是一個場景一個鏡頭，所以它完全是由長鏡頭構成的。那個場景所有鏡頭大概長約7分鐘，我們大概拍了20次。從白天一直拍到天黑，一直拍到半夜。主要就是講述一個母親，（因為阿爾茨海默病）突然間就變成像小孩子一樣，然後一下子又變成一個老人。

等待半個煙花的母子。

通過幾分鐘的情節，你能感受到一個母親由3歲到70歲的過程，它其實對於演技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對於拍攝也是非常艱巨的挑戰。所以最後當我們說「好，可以了」的時候，全場都在鼓掌。

新京報：本片中母親年輕時的情節你使用了技術處理，讓現年65歲的演員原田美枝子重回青春。為什麼會採用這種方式，而不是找一位年輕演員飾演年輕的母親呢？

川村：原田美枝子女士早年在黑澤明導演的作品中就擔任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說她是日本演技實力派的傳奇人物。其實她的母親得的也是阿爾茨海默病，她曾拿起相機給母親拍了一部紀錄片。所以，我覺得她對這種疾病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我認為如果讓她來扮演的話，一定會演得非常真實，所以我這次才特意邀請原田美枝子女士加入。

黑澤明電影《亂》劇照，原田美枝子飾演Lady Kaede。

在電影中當我們想要還原過去情節的時候，經常會用一種褪色的或者黑白式的風格去描繪它，但其實在我們的記憶當中未必就是這樣的，記憶未必真的就變成褪色照片。尤其是在我們的主題下，我希望給觀眾製造一種混亂，讓他分不清楚到底是現在還是過去，讓大家去體驗大腦當中混亂的感覺。所以我這次才沒有故意選用一個年輕女演員，如果選用一位年輕演員的話，反而讓大家感覺到過去和現實分得很清楚，這樣是不好的。

新京報：為什麼選擇菅田將暉作為男主角？

川村：我的原著小說面世後過了不久，菅田將暉給我打電話，說他看了我的小說非常感動，一直在哭，他說希望能夠演這部小說的男主角。我覺得應該是那個時期，他正好馬上要結婚，之後也面臨做父親，所以他多少和男主之間有一種共鳴的感覺。

菅田將暉20出頭就開始工作了，到現在非常有成就，我覺得他是一個特別可愛的孩子。這次我們通過導演和主演的關係一起來拍電影之後，我就發現他原來這麼的「不聽話」，嚇了我一跳（笑）。

在他心裡有一個自己的泉的形象，我作為小說和電影的主創，我當然對泉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我們進棚第一天，我們就開始吵架，之後我們討論了三個小時。三個小時之後，我覺得泉一定是得這個人，這個人非常好。

劇照，川村說泉一定得是菅田將暉演。

當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的時候，有的地方我就會覺得「這樣演也可以，這種想法也很好」，他的這種對我固有的框架的一種破壞的感覺，反而令我覺得挺有新意。

新京報：原著為什麼叫《百花》？你喜歡中國上映的電影名《我和媽媽的最後一年》嗎？

川村：剛才我也講到，我覺得花其實跟人的記憶非常相像，所以我才起名字叫《百花》。我奶奶得了老年癡呆症，在最後一年忘東西忘得特別快，特別多。我覺得最後組成我奶奶的東西，對於她來講，最重要的大概有100來個回憶。

其實我對奶奶是非常羨慕的。因為比如你看手機里有很多你再也不會想去看的照片，或者還有很多再也不會去聯繫的人，我們感覺自己什麼都不想忘，永遠都希望能夠記住。對我自己來講，我最重要的記憶到底是什麼？奶奶這件事情給了我非常大的啟發，就是我要去思考這個問題。確實，我也喜歡中文名字，因為對於我來講，我最後這一年看著奶奶的記憶在不斷喪失，（以此為契機）一點一點地和她進行交流，這一年非常寶貴，我很喜歡《我和媽媽的最後一年》這個名字。

新京報：原著里出現過不同顏色的花，但電影里主要出現的都是黃色的花，為什麼會這樣呈現？

川村：因為這是我的處女作，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希望有一些只有我能夠拍出來的東西，我就在想我可以使用什麼樣的手法，比如通過長鏡頭的方式，或者是通過一些具體的方式來表現。所以為了表現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他們頭腦中的感覺，我就會把原本不應該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鏡頭當中出現的過去與現在，或者是不同的空間感放在一起，通過這樣的手法去描寫。

劇照。川村元氣用了動畫中色彩管理的手法來安排角色的衣著。

另一方面，因為我有創作動漫的背景，所以我希望能夠把動漫當中的一些，比如說色彩管理方面的手法用到電影當中。所以你會發現母親穿的全都是黃色的衣服，她收到的花也全都是黃色的；然後泉穿的都是紫色的。如果去看顏色圖譜，黃色和紫色是對角線上的兩個顏色，它們兩個之間是離得最遠的，但是放在一起就會變得最好看。所以我使用了一種隱喻，母子之間，兩個人能夠重合到一起的時候，其實是最美好的，但是他們其實卻是最遙遠的。媽媽穿的衣服，在年輕的時候黃色就非常鮮豔非常深，然後等到她老的時候就逐漸地趨向白，就是通過這樣的一種感覺去描述它。

新京報：接下來，你希望以哪種身份繼續工作？導演？製片人？小說家？插畫家？

川村：我覺得我的本職工作就是去講述故事。要是覺得需要有畫面的感覺，可能我就會和畫師一起畫出來。如果是一部動畫電影的話，我可能就會找新海誠導演或者是細田守導演，一起去做一個動畫電影。如果這個故事適合由真人來演出的話，覺得我自己適合當導演，我就做導演；或者如果有其他導演適合的話，我就和導演一起來拍，我來做製片。

新京報記者 吳龍珍

編輯 吳龍珍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