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獻協調員 在生與死之間,搭起愛的橋樑

蔣娜在辦公室工作 蔣娜在辦公室工作
蔣娜在和家屬溝通

蔣娜(右)和同事走出手術室 蔣娜(右)和同事走出手術室

5月24日淩晨,重慶陸軍軍醫大學西南醫院不複白天的喧囂,靜悄悄的手術室里,只有儀器在嘀嘀作響。眾人圍成一個半圓,向著中間手術台上的趙偉(化名)的遺體莊重地鞠躬,器官捐獻協調員蔣娜也站在其中,低垂著頭,心情一如既往地複雜。趙偉的捐獻是蔣娜一手促成的,巧合的是,她讓趙偉成為了重慶開展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以來的第1000例捐獻者,而趙偉生命的星星之火將照亮這世界上另外5個人的生命。

6月11日是第七個“中國器官捐獻日”。據重慶市紅十字會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介紹,截至2023年5月,重慶累計登記人體器官、遺體、角膜捐獻誌願者30萬餘人。2022年,重慶市人體器官捐獻173例,全國百萬人口捐獻率列全國第8位,創曆年新高。

她獨自在殯儀館送別捐獻者

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蔣娜承擔的是整個捐獻流程中“中心節點”的工作。從發現潛在捐獻人、收集臨床信息、協助醫學評估、講解捐獻流程,到協助維護捐獻器官功能、見證捐獻器官獲取……可以說,一例器官捐獻的全過程,都離不開她的協調。從業6年來,她成功促成180例捐獻,至少幫助600餘人重獲新生,曾獲評2020年度全國優秀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

“我是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你願意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病人的生命嗎?”自從當上器官捐獻協調員後,這句話慢慢成了蔣娜的口頭禪。在ICU外,她對很多家屬都說過。在避談生死的中國傳統家庭面前,這句話說出口,意味著蔣娜將背負很多情緒和責任。有時是沉默,有時是質疑,有時是謾罵,有時則是請求。

2018年夏天,23歲的小夥子李兵(化名)因搶救無效,進入“捐獻狀態”。他是獨生子,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但意外開明,捐獻進行得很順利。綜合醫學評估結果和家屬意願,李兵捐獻了部分器官。手術結束後,遺體等待送去殯儀館。手術室外的長椅上,李兵的父母互相依靠著。倆人神色憔悴、佝僂著背,短短幾天,就像老了十歲。

接到通知,倆人誰也沒動。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巨大悲痛,讓他們無法面對接下來的一切,無聲地抗拒著送兒子去殯儀館。他們知道,去完回來,一個具象的人就要消失,從此只剩摸不到的想念。“你能不能幫我們送他過去?”沉默良久,李兵的媽媽小心翼翼地開口,佈滿紅血絲的雙眼看著蔣娜,目光滿是哀求和悲慼。嚴格來說,這不是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範疇。但面對一位母親的懇求,蔣娜還是答應了。

蔣娜個子瘦小,紮著俐落的高馬尾,平時走起路來風風火火,馬尾辮隨著腳步一彈一彈的。她膽子大,曾經被十幾個家屬圍著質問,都沒犯怵。但這一次她卻“慫”了,24歲的小女生頭一回經曆這些,心裡到底還是害怕的。她沒敢搭著靈車走,而是打了輛出租車,跟在靈車後面進了殯儀館。手續辦完,蔣娜坐在大廳等候。淩晨一點多的殯儀館靜悄悄的,空調開得很足,蔣娜胳膊上的雞皮疙瘩一陣陣地“立起”,即使用手搓下去很快又會“站”起來。她不敢抬頭、不敢看窗外,只低頭看著手機。如坐針氈地等了兩個多小時,一切終於辦妥,蔣娜坐上了返程的出租車。看著手裡的火化證明和車窗外不斷閃過橙黃色的路燈,她腦海中突然浮現出李兵母親那雙哀求的眼睛,所有恐懼隨之消失了。“我忽然意識到,他不僅是一個陌生人,他還是一個偉大的捐獻者,是一個媽媽做夢都想再見一面的兒子。我只希望他能順順利利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那一刻,蔣娜如此清楚這份工作的意義。

李兵不是個例,每年都有兩三位捐獻者是蔣娜送去殯儀館的,但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害怕過。

淋過雨的人,總想為別人撐把傘

雖然從業以來,蔣娜挨過不少罵,但對於人體器官協調員這份工作,她始終存有一份使命感。因為她也是一名器官受捐者的家屬。多年以前,她的母親接受過眼角膜移植。蔣娜的媽媽曾是個醫生,失明對於一個醫生而言意味著所有的職業理想付之一炬。看著媽媽的眼神日漸失去焦距,看向她的目光里不再出現以往那種或嚴厲、或疼愛的情緒,蔣娜心都碎了,年幼的她整晚整晚地睡不著覺。

排隊等待移植的每一天都是煎熬的,每個響起的電話,蔣娜都盼望著是通知移植的好消息。然而一次次地失望,讓她漸漸陷入了絕望。直到有一天——“配型到你了,來醫院準備手術吧!”電話裡短短的一句話,讓這個日漸消沉的家庭重新煥發生機。因為這段經曆,多年後,蔣娜大學畢業,沒有選擇專業對口的護理行業,而是成為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她把自己變成了一座橋,讓無數生命在橋上通過捐獻實現流轉、新生。在這座橋上,蔣娜見證過很多震撼人心的感動。

2019年1月,44歲的劉傑(化名)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他捐獻出了全身可用器官和遺體。劉傑未婚未育,等在手術室外的是他年逾七十的父母。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得互相攙扶著才能站穩。手術結束,出手術室前,蔣娜罕見地猶豫了。看出蔣娜的為難,沒等她擠出安慰的話,劉傑的父親反倒先開了口:“兒子救不活不怪你們,捐獻也是為社會做貢獻,我們想得通。”蔣娜鬆了口氣,摟著他的肩膀,來回摩挲了兩下。“我現在就只剩一個願望,我想看眼我兒子的器官。我想知道他的器官好不好、能不能救人。”老人顫抖著聲音,問出這句話時,青筋暴起的手用力攥著蔣娜。

這是一個非常規的請求,但蔣娜沒有拒絕。她看著老人的雙眼,鄭重地作出了承諾:“手術室是無菌環境不能進。我跟醫生商量商量,等會跟你們視頻通話。”經過一番溝通,蔣娜取得了主刀醫生的同意,由手術室內發來視頻通話,她在外面接視頻,陪著兩位老人看。視頻里,主刀醫師面對著鏡頭,戴著無菌手套的雙手,捧著一枚處理好的肝臟,對著兩位人說:“您看,這是您兒子的肝臟,狀態特別好,可以救人,您放心吧!”

“好,好,那就好,能救人就好。”看著那枚健康的肝臟,忍耐多日沒有掉過一滴眼淚的兩位老人,瞬間紅了眼眶,一邊說著,一邊擺了擺手,顫顫巍巍地往外走去。空曠的走廊里,蔣娜立在原地,看著兩位老人緩慢離開的背影,心裡百感交集。

蔣娜的媽媽曾告訴她:“以後我走了,別把我埋了,埋在地裡都讓蟲子吃了。我也要捐獻,要幫助別人。”後來,蔣娜也進行了人體器官捐獻誌願登記。那個淋過雨的小女孩長大了,正努力為別人撐起一把傘。

“蔣老師,我想知道爸爸的器官好不好”

“我爸爸的器官救了幾個人?手術還順利嗎?”

“受捐者恢復得怎麼樣?有沒有排異反應?”……

2023年2月,葉菲(化名)的父親因突發腦出血離世,成為一名器官捐獻者。捐獻完成的兩個多月來,蔣娜多次收到她發來的信息。親人的離世不是一時的暴雨,而是此生漫長的潮濕。那場暴雨過後,葉菲在悲傷的沼澤里越陷越深,父親器官的所有動向,是拉她上岸的唯一繩索,蔣娜深知這一點。

“喂,您好。我是器官捐獻協調員,能麻煩你們幫我個忙嗎?”思索再三,蔣娜聯繫了受捐者所在地區的相關機構,請求對方跟受捐者溝通,寫一封信給葉菲,讓她能夠安心。在遵守器官捐獻雙盲原則的前提下,這封匿名感謝信,輾轉送到了蔣娜手中,她第一時間拍照發給了葉菲。

“恩人你好!十分抱歉,我們不知道您的性別,更不知道您長什麼樣子。我是腎移植患者,因為有了您的捐獻,不用再依賴每週三次的透析,每天可以大口喝水、暢快淋漓地上廁所,對生活也重新燃起希望。恩人的腎臟將會在我的身體里融合、生長、延續生命……”收到信後,葉菲第一時間發來感謝:“謝謝您。這些消息確實讓我心裡好受了一點,至少我爸還在,對吧?”

“他以另一種方式在這世間活著,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看這個世界,會有人帶他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風景。”蔣娜說。“是的,我也是這樣覺得。所以,這就是捐獻的意義吧。以後,我也會照顧好我自己的。”在蔣娜的幫助下,葉菲終於走出了沼澤,張開雙臂,準備迎接陽光。而橋樑上,關於生命和大愛的故事還在續寫。據華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