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米蘭·昆迪拉維杜華唯一中國學生：「小說在他的手裡變成了哲學」

據新華社報導，收藏米蘭·昆迪拉維杜華個人作品的捷克摩拉維亞圖書館表示，歐洲知名作家米蘭·昆迪拉維杜華於當地時間7月11日因病在法國巴黎的住所去世，享年94歲。

昆迪拉維杜華1929年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1975年起他移居法國，成為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主要作家之一，並從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用法語寫作。

昆迪拉維杜華的代表作有長篇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和短篇小說集《好笑的愛》等。捷通社將昆迪拉維杜華譽為「上個世紀最重要的捷克作家之一」。

昆迪拉維杜華生前只有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1988年，通過一個中法教育部的合作項目，畢業於北大法語系的董強通過一年在武漢大學的培訓進入了巴黎第八大學。隨後，他申請成為昆迪拉維杜華在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如今董強已是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傅雷翻譯獎組委會主席。

談及與昆迪拉維杜華的相識，董強對新京報記者表示，那時只是想碰碰運氣，想獲得昆迪拉維杜華這樣大師的認可，在求學過程中，一開始是被他的名聲所吸引，後來才逐漸意識到昆迪拉維杜華作品的深刻性。小說在他手裡變成了一種哲學，同時沒有哲學的枯燥，又有生活的滋養。

昆迪拉維杜華的逝世對於董強也是一個沉痛的消息，「疫情使得我好幾年沒見他。原本想著如果最近有機會去法國的話，我一定要去拜訪他。但如今昆迪拉維杜華去世，我永遠都沒有這個機會了。」

上昆迪拉維杜華的課既讀了書，又聽了音樂

新京報：你曾形容與昆迪拉維杜華相識是「撞上了」昆迪拉維杜華，最初是什麼契機讓你想到去申請昆迪拉維杜華的博士研究生？

董強：初到法國的我很是困惑。與我一起去法國的人都先後改行，文學顯得好像沒有什麼出路，法國文學看起來又那麼「高大上」，在這種情況下，我給了自己一個機會，去做一個選擇——給昆迪拉維杜華寫一封信，如果這樣一位大師接受我的話，那麼對於我而言也是一種認可，我可以繼續搞文學。其實，在當時那個特殊的情況下，某種程度上也是逼我去碰碰運氣，所以我總說自己「撞上了」昆迪拉維杜華。

2010年11月30日，歐洲知名作家作家米蘭·昆迪拉維杜華(中)在巴黎參加法國哲學家巴爾納-亨利·列維的書評《遊戲規則》出版20週年紀念派對。圖/視覺中國

新京報：大眾對於昆迪拉維杜華的印象多是來自於他的文學作品。作為授課老師，昆迪拉維杜華有著怎樣的風格？在與昆迪拉維杜華日常相處和課堂互動中，你看到了怎樣的昆迪拉維杜華？你對他印象最為深刻的細節是什麼？

董強：昆迪拉維杜華上課的時候幾乎不講什麼，就讓我們這些學生聽音樂。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將小說創作和音樂創作對標，這給他現代的寫作帶來了全新的視野和形式，增加了可能性。作為學生，我們最大的快樂就是既讀了書，又聽了音樂。

昆迪拉維杜華的法語還有很重的捷克口音，而我說話沒有口音。當時昆迪拉維杜華還曾開玩笑，說我的法語比他還好。

新京報：你曾在其他採訪中提到沒有與昆迪拉維杜華照過相，甚至還要寫一篇名為《不跟昆迪拉維杜華照相》的文章，這個玩笑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

董強：我的確這麼說過。因為昆迪拉維杜華本人很拒絕與別人照相，他被法國記者弄得實在厭煩，便做出決定不跟任何人照相。我也是一直尊重他這一決定。有時中國的記者總是問我，希望我能有一張和昆迪拉維杜華的合照，我也的確有許多場合和機會可以合照，但我還是忍住了。

我覺得我應該尊重這位老先生的個人選擇，別礙於情面或為顯示我們關係的親近，去拍一張照片，所以直到現在我都沒有一張與昆迪拉維杜華的合照。對於我而言，不合照反而成為我們之間心靈溝通的一種（方式）。

「他啟示我，儘可能用一種不學究的方式做學問」

新京報：你曾談到真正喜歡上昆迪拉維杜華的時刻，不是在法國求學期間，反而是在回國後。那時昆迪拉維杜華的哪一方面最為吸引你？

董強：讀書的時候，我和所有人都一樣，主要是學習。對於昆迪拉維杜華的很多理念都是一知半解，或者一邊學習，一邊讀其他人的書，昆迪拉維杜華的內容也是眾多課程之一，沒覺得很特別。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發現昆迪拉維杜華小說的理念和創作的獨一性。

昆迪拉維杜華作品珍貴的地方在於，他有很多獨一無二的想法，和世界上很多通俗大眾的想法背道而馳。這些內容也讓我們對文學能進行更好的思考。所以，昆迪拉維杜華到後來越來越吸引我。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那時的昆迪拉維杜華回不去他的國家，而我還回得了中國，從某種程度來說，人生境遇的對比也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昆迪拉維杜華。昆迪拉維杜華對於我來說，是具有引領作用的人物。

新京報：每一個人在不同階段閱讀昆迪拉維杜華都會有不同的思考和感悟。你在閱讀昆迪拉維杜華的作品時，對於昆迪拉維杜華文學的理解是否也分作不同的階段？

董強：最早的時候，我和很多人一樣，都是被他的名聲所吸引，被他最負盛名的作品，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內容吸引。後來才意識到昆迪拉維杜華作品的深刻性，他對於西方，尤其是西歐的一些所謂「核心」「正宗」的說法敢於說「不」，這展現出他非常獨特的個性。

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發現昆迪拉維杜華的許多思考十分具有賽前分析性。或許可以說，現在歐洲遇到的這些問題，其實與他們意識不到昆迪拉維杜華的遠見有一定關係。

簡單舉例來說，一般都有一個正統的文學史，認為19世紀是小說的高峰，包括巴爾沙哲等系列作家。但昆迪拉維杜華獨具慧眼，認為真正的現代來自於塞萬提斯，來自於18世紀的一些法國哲學家、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小說創作。他又從音樂中汲取了大量的思考，包括「結構」「動機」等專業名詞，一旦接受了他的新想法，就會對現代文學有全新的瞭解。

新京報：昆迪拉維杜華對你個人的生活，以及治學研究有著怎樣的影響？

董強：我認為，昆迪拉維杜華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在法國的文學道路對我啟發很深。我也搞過創作，用法語寫作、研究等。他啟示我在研究方式上，儘可能用一種不學究的方式做學問。

新京報：作為昆迪拉維杜華的學生，同時也是長期深耕中法文化的學者，你如何看待昆迪拉維杜華在文學上的貢獻？

董強：昆迪拉維杜華最大的貢獻在於其小說的理念，可以說改寫了人們對小說歷史的認識，重寫了一部小說史。然後通過利用音樂等元素，對小說由內到外的創作都進行了真正的創新。在他的文本中還有許多捷克式的幽默和智慧，這都形成了一種對人生的獨特的思考。小說在他手裡變成了一種哲學，同時沒有哲學的枯燥，又有生活的滋養。

昆迪拉維杜華認為「小說要研究生活的複雜性」

新京報：昆迪拉維杜華的文學作品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中國掀起了一陣熱潮，你覺得昆迪拉維杜華的文學作品與中國讀者契合、共鳴的點有哪些？

董強：其實，昆迪拉維杜華會在中國受到大家的歡迎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他經歷的捷克和中國有許多相像的地方，同時，他的作品中有一種幽默和智慧，這與東方人，或者說中國人的幽默與智慧很接近。中國人對於生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與他契合，所以比較容易產生共鳴。

1981年7月3日，米蘭·昆迪拉維杜華（中）與法國作家讓-皮埃爾·費伊（左）等人參加文化活動。這一年，昆迪拉維杜華拿到了法國總統親筆簽署的公文，正式成為法國公民。圖/視覺中國

新京報：每一代人都能從昆迪拉維杜華的書中讀到不同的東西，你認為，現在年青人為什麼還要繼續讀昆迪拉維杜華？

董強：昆迪拉維杜華的一種重要思想在於，他認為小說要研究生活的複雜性。生活並沒有我們想像的，或者如它表面呈現的這麼簡單，讀小說會更好地幫助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複雜性，一切並不是非黑即白，其中有很多更為細膩的存在。

昆迪拉維杜華的去世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沉痛的消息。此前，由於工作繁忙以及新冠疫情，最近四五年都沒能去看望老師，原本想著如果最近有機會去法國的話，我一定要去拜訪他。但如今昆迪拉維杜華去世，我永遠都沒有這個機會了。

昆迪拉維杜華於1983年出版的著作《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Un Occident kidnappé Ou la tragédie de l’Europe centrale）已由我翻譯成中文，將在下個月發行簡體中文版。這本書篇幅也不長，其中濃縮了昆迪拉維杜華對於捷克作為地理上的中歐國家，與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不同處境的思考。未來希望這些書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這位作家。

【簡介】

董強，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博雅特聘教授，原法語系主任。法國道德與政治科學院通訊院士，傅雷翻譯獎組委會主席。2009年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教育騎士」勳章，2013年獲「法語國家聯盟金獎」，2015年獲法國總統頒發的「榮譽軍團騎士」勳章。1988年赴法留學，師從米蘭·昆迪拉維杜華。著作、譯著三十餘部，包括《梁宗岱——穿越象徵主義》、孔子《論語》法語版、昆迪拉維杜華《小說的藝術》、德勒茲《感覺的邏輯——論培根》、普利東《娜嘉》等。2021年，與法國2008年盧保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共同創作法語作品《詩歌的長河將奔騰不息》，2022年以《唐詩之路》的題目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新京報記者 欒若曦

編輯 張磊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