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不完美受害人》編劇：漫長而艱難的女性之路

任寶茹和高璿，二人在電影學院就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姐妹，畢業前後，老師給了一個寫劇本的機會，兩個人互相拉扯著就去了，然後一搭就搭到現在，整整26年。

2017年開始，國內外女性受性侵害案件的報導和女性平權事件層出不窮。編劇觀察生活和社會是創作習慣，又是與女性相關的事件，兩位編劇自然關切，任寶茹和高璿看了許多新聞之後開始討論，討論焦點集中在“這麼多受害者，為什麼都是很多年以後才說出真相？”

“當時，我們都認為這是因為女性困於性的恥感。”任寶茹說道，“但有一天，高璿推給我一篇文章，裡面有句話讓我們醍醐灌頂，它說‘職場性侵的本質不是性，而是權力，它是權力的不對等’。”隨後，兩位編劇開始思考，在性侵事件中，受害者的心態是如何的百轉千回，一波三折，又是怎樣的想要反抗，卻不敢反抗。

“為什麼漫長的時間里，一個女性她的身心都已經成熟了，她完全可以正確的看待性了，但她還是無法面對自己受到的傷害？其實是因為權力的不對等，弱者被碾壓的感覺更屈辱，更慘痛，就算你有一天強大了，你都很難自洽。”高璿說道。

任寶茹越來越覺得，應該去呈現在模糊地帶髮生的性侵案中，受害者的心態變化。“受害人為什麼懼怕權力？權力能給她帶來的正面利益是什麼？一旦違抗權力後，你失去的是什麼？”她聊道，“把這些東西說清楚，我相信能讓很多人對‘不完美受害者’有一個認知，認知‘不完美’存在的合理性。”這便有了電視劇《不完美受害人》。

《不完美受害人》，講述了一場處於模糊地帶的性侵，一個並不猙獰甚至魅力十足的施害者，一個並不純善甚至滿身瑕疵的受害者，各方視角和敘說之中，一點點鋪開人物和事件的皺褶與暗面。故事有深度的同時，對社會現象和問題提出了質疑，毫不掩飾作者表達上的鋒芒，在當下電視劇市場上，是罕見的勇氣十足的作品。二位編劇表示，從大綱階段開始，平台方就已經進入，但整個創作階段沒有任何外力的干擾，兩位編劇的表達被充分保護和尊重。

澎湃新聞採訪了二位編劇，暢聊了這部作品的創作故事，以及二位編劇在自身成長中，對於女性處境的思考和經驗。

【對話】

趙尋和林闞

澎湃新聞：目前觀眾對於劇情有個很大的爭議點：趙尋有沒有從跟成功的關係中獲利，一旦她獲利過，是否就改變了事件的性質？這個爭議，二位是有所預料的嗎？

高璿：我們完全預判了目前社交媒體上所有爭議，包括大家說的趙尋收下的88萬信用卡和禮物。我們只能說，禮物是強迫給予并包裝了溫柔的面目，其實是成功圍獵趙尋的手段。以交際需求為理由，給高級助理配備50萬額度的黑卡，讓趙尋陪同他參與社交場合時去做一些支付工作。當然，趙尋被告知有權使用這張卡給自己買點東西，但從咱們第一場戲就能看到，趙尋平時就是襯衫牛仔褲帆布包，她逃走的時候，也是脫掉了成功給她購置的大牌服裝。

拍攝的時候，導演要求“88萬”相關道具，一定都是未拆封狀態，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只要這些禮物是打開過的，立刻會導致觀眾對趙巡的道德判斷髮生變化，所以我們為了讓觀眾準確捕捉到趙尋到底接沒接納利益這件事，我們在拍攝和道具準備上進行了精確的執行。

澎湃新聞：另外關於林闞這個人物也有很大的爭議點：她作為成功的律師，卻送趙尋去報案。也想跟二位聊一下這個人物的創作？

高璿：我們這個戲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司法和情感兩層邏輯。林闞前期所有行為都出於司法邏輯和職業倫理。前期作為代理人，她是在成功的授意和授權下，代表他去跟趙尋溝通和解決問題的，這時，他倆並沒處於對立的立場。在這個過程中，她看到了法律事實之外的另一種真相，但這個真相對定罪毫無意義，因為定罪只看證據和客觀事實。

而她跟趙尋的關係是動態的，當她建立起對趙尋的共情和理解後，她送趙尋去報警，注意，不是“慫恿”她去報警，這個行為從林闞的情感邏輯上是完全沒問題的。當趙尋走向派出所時，林闞依然只是代理人，履行的是代理人職責；當警察來給成功拘捕證時，她的身份才正式轉化為辯護律師，這是有法律上的嚴格規定的。

而後，這兩個女性即使處於司法對立的立場，情感依然在推進。林闞身上體現的是兩種邏輯，一個是職業倫理，一種是情感邏輯，隨著事件推進，她的職業倫理和內心情感越來越撕裂，越來越無法忍受，當最後成功要絞殺趙尋時，她才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

為什麼連承認“受害”都如此艱難？

澎湃新聞：趙尋前期對於自己被性侵的否認，除了她自己還沒理清思緒，除了對於權力的恐懼，她是否有一種不願承認自己被性侵的心情？

高璿：有。一是她自我認知還沒理清，也不願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這讓她羞恥。二是她其實在遮蓋她人性的瑕疵，因為她也不能100%面對自己的選擇和猶疑，所以她第一時間是想遮蓋自己被侵犯的這種羞恥的烙印。她後來的撒謊，也是為了掩蓋自己過去三個月無法解釋清楚的內心的小九九，但後來這個過程被披露在公眾面前，她就為這三個月的猶疑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到那一刻她才完全清楚了自己內心真正想要和不想要的，才完成了最後的成長。

她雖有私慾，卻不是唯利是圖，出了這件事，她是站在十字路口的，往一邊走，她會成為李怡，往另一邊走，她會成為林闞。在選擇的過程中，有懦弱畏懼算計，但同時也有反抗和勇氣。

我們也呈現了她遭受蕩婦羞辱的內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她受到的傷害，以及經受蕩婦羞辱的程度，和她自身的瑕疵是否對等？她是否罪有應得？當然你可以繼續審判她，你也可以選擇共情她，都可以，這是觀眾的選擇。

澎湃新聞：為什麼對於一個女性來說，連承認自己是受害者，都是一件這麼艱難的事情？好像涉及某種“不願成為弱者”的尊嚴？

高璿：我覺得“慕強”跟“恐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每個人都有“慕強”的本能，我們是崇拜權力的，只要權力不傷害我們，我們是希望能沾權力一些光的，社會中走走關係找後門，難道不就是想抱權力的大腿嗎？趙尋在暴露“恐弱”的一面時，也暴露了她的“慕強”不是嗎？如果她承認自己是受害者，她就必須面對過去三個月她“慕強”的一面，她如果沒有慕強的一面，可能一開始就直接拒絕成功了。

澎湃新聞：所以她確實是有沾光的心理，她在“走鋼絲”，但她並不想真的掉下深淵。

高璿：對，所以有人說她又當又立，或者“糖衣吃下炮彈打回”，也沒錯。她自我辨識是有過程的，我覺得這裡面有一點是我能體會的，我二十多歲時是見識過捷徑的，雖然後來我堅持用實力成就自己的事業，絕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二十多歲時，一個在北京沒有家，沒有事業也沒有錢的年輕女性，能突然靠捷徑獲得穩定的居所或者一個工作，那我要不要？最後雖然沒走捷徑，但回想起那時我心裡有過的搖擺，依然如鯁在喉，非常羞恥。

澎湃新聞：不能面對曾經想要自我物化去置換一些資源的自己？

高璿：對，那個“自己”存在於林闞的過去，也存在在趙尋的當下。所以後來林闞有一段話，她最不能忍受的是自我厭惡，厭惡在自己不強大的時候，曾經掂量過——我是不是該拿自己換點什麼？

澎湃新聞：可是我們在影視劇里，在曆史書中，對於男性拿尊嚴換利益的敘事並不陌生，只要達到目的，就是成王敗寇。怎么女性哪怕有這種想法就會羞恥和自我厭惡？

任寶茹：當然了，你想《紅與黑》於連這個人物，評價他是野心家，這要換成個女性，會是什麼評價呢？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的審判，絕對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把趙尋這樣一個人物掰開了揉碎了，放在大家面前，讓大家去評價她，去審判她，是為了什麼？是希望大家看了以後想想，當一個人一身的大窟窿小眼睛，瑕疵像篩子一樣時，她有沒有權利反抗？我們認為她仍有反抗的權利，因為她再有錯，也是受害人，我們還是該把質疑加害人放在第一位吧。

我們的善意和幫助是否有道德門檻？

澎湃新聞：趙尋這個人物有著非常複雜的面相，因此引起爭議是正常的，但在所有的爭議中，一個讓我覺得需要警覺的論調是把她開除出女性隊伍，“她現在的不反抗，讓其他女性的抗爭化為烏有”？

高璿：每個人骨子裡都有懦弱和貪婪，面對權力高位者給你的利益時，是否能完全不動搖？當誘惑你的條件和砝碼足夠大的時候，你是否能無慾則剛？當一個威權的代表，以溫柔的方式誘惑和施壓，你能否明確拒絕和立即割席？當然有很多道德感很高的女性，我為這些女性喝彩。但我們想提供一個不完美到極致的範本，把一個女性的貪婪也好，懦弱也好，把她的褶皺全部打開，任人去討論和批判。

如果這樣的受害者也能獲取到理解，都不用共情，就理解就行，就可以幫助更多女性在受到侵害時，不會由於自己已犯下的道德瑕疵，由於害怕面對惡劣的輿論環境而不敢舉證。而且其實社會多一點包容和理解，她們在說出“不”的時候，猶豫的時間也會短一點，這就是我們寫這部戲的意義。

澎湃新聞：所以，我們的善意和幫助是否該有道德門檻？

高璿：道德門檻之下，哪怕她千真萬確是受害者，也要被討伐，可我們不願意給受害者設置這樣的雙標。我就在想，大家一寸一寸地分析受害者，怎麼就沒人分析施害者，怎麼沒人給施害者劃邊界？我們審視受害者因何受害，而不問責加害者為何加害？

咱們先不談法律，拿公序良俗道德衡量，在道德上，趙尋還會比成功更無恥嗎？成功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不知道嗎？一已婚男性，利用自己的權力“閱女”無數，怎麼不討論他的道德？成功口口聲聲自己沒犯罪，如果你們都不去討論一個權力上位者，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以及邊界在哪裡，那我們就想拆除對於不完美受害者身上的邊界劃定，為什麼要劃定？給成功先劃一個啊。

任寶茹：第一場戲從酒局出來，趙尋明顯是喝醉了的狀態，雖然她嘴上說我沒醉，但在場的人都心知肚明。怎麼不討論：你成功憑什麼不送人回家，而是把人帶你那去了呢？大家是覺得這很正常嗎？包括在現實中，男性出軌，我們看到更多的也是對“小三”的攻擊。

趙尋這樣一個人物的複雜性，只有大家心態平和的情況下，你才能真正的去理解她。她從一個管培生突然被不合規地調到董事長高級助理的位置，她知道這件事反常，但這個位置誘惑嗎？誘惑，那怎麼在第一時間拒絕？我要辭職嗎？或者我不肯調動？都不是容易做出的決定。那到了這個位置上，董事長沒有直接傷害她，送禮也是說“因為你要跟著我工作，你必須要像樣”，“這些東西體現的是我的面子”，你怎麼拒絕？也很複雜。那這麼複雜的處境，最後有人能簡單粗暴的說，她是一個“接受了88萬的妓女”，這種評價我只能說是一種語言暴政。

加害者背後的女人們

澎湃新聞：李怡這個人物也很有意思，作為成功的情人，她卻對趙尋毫不留情地貶低和羞辱？

高璿：李怡進入這個公司的軌跡跟趙尋一模一樣，年輕貌美，進入了成功的圍獵範圍內，你可以把她理解為：多年前她就是趙尋的處境。不同的是，當她受到這種誘惑包裹下的侵害後，她迅速辨識了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她選擇去攀附、接受成功給予她的一切，並且為了自洽，她把自己的情感也調動起來，不去分清，也懶得分清到底愛的是成功的人，還是他的權力和地位，總之這個人整體讓她迷戀。

所以我們也有過一個設問，當成功被辛路趕回家，褪去一切光環並身敗名裂後，李怡還會不會像從前那樣？我覺得會變化，她至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肝腦塗地為他做一切。我們覺得這就是李怡，她一定是迷戀權力本身。

澎湃新聞：所以，成功的性侵害隱蔽和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受害者要不要認定它是一種侵害？

高璿：對。但不能因為李怡選擇了接受，就改變了他侵害的本質。對於李怡也好，對於趙尋也好，成功都是施害者。但確實比較困難的是：只有受害者的主觀感受才能去追究他是否違法犯罪。成功侵害的方式就是這樣，柔軟的、含情脈脈的，還讓你覺得“為你好”，偽裝得好像你還該對他感恩戴德似的，實際上他的行為都是利用錢和權對年輕女性性資源的掠奪。他在春風得意的時候溫柔如水，但我們也會讓大家看到他濫用權力時，那種傲慢碾壓，無理蠻橫，淩駕於所有人之上。我們只寫了一個李怡，但用其他員工的嘴說了，他身邊有好多這樣的女高層，誰給他這樣的權利？

澎湃新聞：那麼辛路和林闞導師的妻子，都是侵害者背後的妻子。她們在這個故事中存在最大的價值和作用是什麼？

高璿：辛路跟成功，他們倆是勢均力敵的。當她對婚姻和丈夫失望後，她做的不是討伐，而是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你哪兒涼快哪兒待著去。這不光是精神上的獨立，情感上也完全獨立了，所以後來他們倆從屬關係變化了。我們想通過這樣一個角色說，如果一個女性在婚姻里無法實現自己對於情感的理想，無所謂，只要你自己是完整的，不失去你自己就好。

另外一個妻子，師母，她問林闞兩句話，“你愛他嗎？你恨他嗎？”她期望聽到肯定的回答，因為這樣她才是勝利者，是她“擁有”這個男性，而別的女人沒能“搶走”。其實她特別迷戀她老公的權力，哪怕這種權力包括了掠奪性資源，她也能接納，只要“你們都愛他，是你們主動勾引的，他就是可以被原諒的”。

但一旦說她老公是加害者，而且還被人家拒絕了，這就傷害了她迷戀的男性形象，也傷害了她的自尊。她的個人尊嚴跟她老公的男性權力，直接畫了一個等號，她完全維護自己丈夫的體面和尊嚴，可以作為戰士去“絞殺”同性以維護她老公權力和體面，而這個體面和尊嚴是多麼的虛妄。生活中這樣的女性也不少，我們就把這種觀察放在了她身上。

“社會洞察劇”

澎湃新聞：成功這個人物設計很有意思，我很難看到一個性侵者，網上許多評論都是“心疼成功”，“有魅力”，“正常男人”。

高璿：我告訴你，如果網上都是這樣的言論，我就真的會懊悔，我們為什麼不簡單片面地把這個施害者寫成一個猙獰邪惡的形象。但確實，生活中我們看到很多處在權力高位的人，外表是如此體面，我們想說的是：即便他包裝如此，這種行為依然是侵犯；即便這種行為有99個女孩可以接受，有一個女孩說“我不願意”，這種行為依然是侵犯。

任寶茹：社會好像預設，男性想占領占有大量的異性資源是正常的，如果是一個有權有位的人就更正常了，這叫什麼，“多吃多占”“能者多得”，有人預設這個規則。所以你看有什麼辦法，這劇播出的時候，簡直照見現實。

澎湃新聞：這部劇的創作有兩個難點，一是對性侵犯罪的大量法律知識和案例的調用；二是模糊性，不管是人物的模糊，還是案件的模糊，都會帶來整個創作過程的難度。想聽二位聊一下？

任寶茹：法律方面肯定是巨大的難點。如果法律部分不堅實，這個故事就不成立了。從一開始構建故事，在落筆之前，我們就跟兩位法律顧問開始溝通了，他們會在關鍵情節的法理方面幫我們做推演，如果有些方向走不通，給我們提建議。我們也觀察和瞭解大量國內外類似案件，從裡面找人物的合理性，可以說，正式落筆之前我們的儲備就長達兩年的時間。

說到模糊性，為什麼這個劇宣傳團隊定位“社會洞察劇”，其實就是因為，熟人性侵，職場性侵，很多都在模糊地帶，人性的複雜也全藏在裡面，想把這個寫清楚的確是很難。我們為什麼能一個案件寫了29集，因為我們寫的不只是案件，而是案件前後，每一個在案件中的人，他們人性的複雜，只有這樣才能把模糊性寫清楚。當把一個人物的模糊性寫出來後，我們並不是提供給觀眾一個評斷：好與壞，是與非。我們只是想說：你看，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複雜性和模糊性。當然，審判是觀眾的權利。

高璿：另外，趙尋本身就是一個從認知模糊到逐漸清晰的辨識自己的過程，林闞年輕時其實也有這個過程。戲里這個案件司法上給出了清楚的定義，法律定義接近客觀真相，但不是我們最主要想表現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趙尋從模糊地帶走向清醒認知的過程，所以前面我們就要把所有的模糊攤開。並且劇中幾個女性，趙尋、林闞、米芒等，是有共同的心路軌跡的。

澎湃新聞：女性要走過一條好長的路，通過漫長的自我馴化、自我說服、自我掙紮，可能才能面對和接納全部的自己。

高璿：這就是我們倆為什麼要寫這個題材，因為我們清楚自己走過什麼樣的路，一談這個題材，我們就感同身受。女性創作者當然不用彰顯女性的標籤，完全不用局限在任何題材類型中，只是在《不完美受害人》里，以女性視角輸出觀察視角和價值觀，是我們的責任、義務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