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方法論｜聚餐會：我們的快樂大本營

編者按：媒體與往事，大家與回憶，文字裡的新聞歲月，新聞里的實踐方法，榮耀往昔，啟迪當下。澎湃評論部出品。本文與《讀書會：我們的快樂大本營》，均為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李良榮教授為澎湃撰寫的系列文章。

我和學生們的聚餐會從什麼時候開始，具體時間已記不得，只記得聚餐會和讀書會相伴相生。但聚餐會的起因並不因為讀書會，而是我的導師王中（1914-1994，新中國第一代新聞學家、新聞教育家，編者注）留給我的“遺產”。

那時我由王中老師指導讀研究生（1979年秋-1982年夏），隔三差五去王中老師家。有一次臨到吃飯時，王中老師說：“陪我吃飯。”王中老師家長年請一名保姆，燒的是老家山東菜，七、八碗，稱不上豐盛，但足以讓我垂涎了。那時，我一天三頓吃食堂，早吃膩了。在老師家吃了幾次以後，我臉皮也厚了，到了吃飯時間，不等王中老師招呼，坐下拿起筷子就吃。王中老師扒了幾口飯就不吃了，坐在一旁，點起一根菸，笑眯眯地看著我狼吞虎嚥。王中老師家客人多，人來人往，到了吃飯時間，就留客人吃飯，有時還特地打電話，讓我陪客人吃飯。這實在是快樂的時光。由己及人，到90年代後期，一個月一次，我請同學們到家裡聚餐。買幾樣滷菜，我下廚房燒幾樣菜，大家吃得有滋有味，桌面上所有菜都橫掃一空。開始時，聚餐還找個理由，比如節日、學生生日，到大家吃上癮了，“嘴上沒有味，來個聚餐會”。聚餐開始，同學們齊聲高喊：“吃窮李老師，乾杯！”

聚餐，本來是我們小圈圈內部的自娛自樂，卻因為李金銓老師的故事而名騷海內外。李金銓老師是我老朋友。他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時，請我去當訪問學者（1990年秋），對我的照應無微不至，後來應聘到香港科技大學當教授，是海內外公認的傳播學大家，是我很崇敬的一名學者。記得2003年春，他來上海講學，我當然得熱情招待。剛好那天，我們有聚餐會，我就請他來我家和同學們見見面。我知道李金銓老師很能喝酒，就拿了四瓶好酒。聚餐會上，出於對李老師的敬重，同學們都輪流向他敬酒。我叮囑一名很能喝酒的女學生多多關照李老師，陪他喝幾杯。席間，那名女學生坐在李老師旁邊，負責給他倒酒，陪他多喝了幾杯。那天李老師興致很高，來者不拒，一口一杯，確實喝了不少，但實在是很平常的聚餐。不久，有人添油加醋編出“李金銓酒醉小美女”的故事，風傳海內外。同時“李良榮經常下廚給學生燒菜，燒得一手好菜”的故事也傳到各地。

其實，會燒菜是上海男人的本色，並不稀罕。複旦大學教師在家裡買、汰、燒全承包很普遍。八、九十年代，國年路上有露天菜場，四周全是複旦教工宿舍。早晨，熙熙攘攘的人群裡，拎著菜籃子在菜攤前挑挑揀揀的校、系領導、大牌教授多的是。我曾形容，一個巴掌搧過去，可能打到一個名教授，三個副教授。當時我擔任新聞學院主管教學的副院長，七點鍾上菜場買菜，常常遇見頂頭上司、副校長嚴紹宗，兩人一邊買菜，一邊談工作。

說我燒得一手好菜，實在言過其實。我只是燒家常粗菜。開始時，以“老四樣”打底：蔥烤大排、筍乾燒肉、油爆蝦、干煸帶魚，加上現買的熟雞、醬鴨，都是大葷，濃油赤醬。後來稍稍精細些，蘿蔔燒芋頭、干煸白鯧、芹菜炒墨魚、五香牛肉、醋溜帶魚，也是寧波土菜。早期，蔥烤大排是學生最愛，每次燒30塊以上。學生們還鼓動我去五角場開飯店，店名都想好了：李教授大排店。後來，蘿蔔燒芋頭成學生最愛，稱它為“新聞學概論”，那是我自創的，花費不多，但費時費工。滿滿一大鍋，上桌5分鍾搶光。

儘管粗菜土菜 ，學生們確實愛吃，學生形容每個人“扶著牆進來，扶著牆出去”：晚上聚餐，學生們肯定不吃中飯，餓得扶牆進；吃得太撐了，扶著牆回。吃剩的菜全部打包帶走，真正“光盤”，有幾個同學還懇請大家嘴下留情，讓他多帶點回去，“我宿舍的夥伴還眼巴巴等我帶東西回去。”

燒菜，基本上是我一個人。但同學們喜歡“幫廚”。早上陪我出去買菜，菜太多太重，我扛不動，得請學生幫忙，一般兩三名學生。我先領他們去菜場附近早餐店吃一頓，豆漿、油條、生煎、鍋貼，吃飽喝足去菜場。“幫廚”的另一個活是端菜上桌。學生站在鍋前看我怎麼燒，學點手藝，但主要是可以嚐鮮，煎大排，先吃第一塊再上桌，煎魚先吃幾條再端上。這些年聚餐，我掌握了學生的飲食“規律”：瘦的比胖的更能吃，葷的比素的更受歡迎，味重的比清淡的更受青睞。餐前，男同學都告誡自己：酒不能喝太多，女同學會告誡自己：肉不能吃太多。但一開席，早就把告誡拋到九霄雲外，今天吃了，明天再說，只比誰吃得多，誰喝得多。

聚餐會，最瘋的時候是新姑爺（女婿）、新媳婦第一次來我家。我的學生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學生們找的男朋友、女朋友都得上我家，讓同學們點評過。這當然不過是找個藉口，湊湊熱鬧。但新姑爺上門，必須不醉不歸，新媳婦不飽不歸。餐桌上，大家猛幹杯，猛夾菜。飯後唱歌跳舞，新姑爺、新媳婦跟著一起瘋，那就算是進入李門大家庭了。

早期聚餐，只有10來名學生，一桌就夠了。到後來，我指導的學生越來越多，一到聚餐，在校生就20來名，畢業的學生聞訊也趕來蹭吃蹭喝，家裡容不下了，就形成“制度化”：一年兩次去酒店大聚餐。一次是6月底左右，由剛畢業學生主辦“謝師宴”，請所有學生都過來。名為“謝師”，實則我向全體學生推介剛畢業的學生，要已工作的師姐師兄多多關照，再介紹新考入小師妹小師弟。另一次是年終辭舊迎新聚餐會，默許帶家屬，這是最熱鬧的，許多外地工作的畢業生都千里迢迢趕來赴會。大家都盛裝出席，尤其結了婚有孩子的學生都精心打扮自己的孩子向同門亮相，在台上表演；新進來的學生都備好節目，唱歌跳舞，向師兄師姐一展新同學的風采，一片歡騰。隨著學生逐年增加，年終的聚餐會從六、七桌到2019年最後一次聚餐十桌。名義上年終聚餐會由我和夫人請大家，但每次我結賬，都由經濟寬裕的同學搶先支付了。可惜，疫情爆發後，這樣的歡聚會不得不停了。

酒店裡的菜餚當然比家宴豐盛得多，精細得多。早期，在我家裡聚餐，確實出於慳錢考慮；到後期，我不差錢了，在飯店請大家刷一頓無所謂。但學生還是更願意到家裡聚餐。一聽說來家裡，沒有不到的。我知道，那並非我燒的菜有多美味，而是可以自由自在。飯桌上，談笑風生；飯後一起神侃，無論年齡大小，學位高低，說古論今，縱論天下，談夢想，談生活，談歡樂，談憂傷，談成功，談挫折。大家敞開心扉，扯開一切偽裝，坦露心聲。

家裡聚餐，桌面上有20來道菜，除了幾樣現成買的，大部分是我現燒的。那倒不是圖慳錢，而是圖新鮮。燒一桌子菜，忙碌一整天，畢竟還是挺累的。等菜燒完，我坐上桌子，扒幾口就不吃，只是靜靜地看著同學們肆無忌憚地盡情地吃，盡情地喝，盡情地說，盡情地傾訴，盡情地享受快樂時光。

然而，此刻，我比誰都快樂。我盡情地享受著學生們的快樂。

快樂是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