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孫中興 詐騙，寄生在情理之間

詐騙，未曾從人們的視線中移開過。如果不是家人或本人親身經曆，我們似乎也習慣了以為那隻是一些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的套路。

最近，多起詐騙相關的案件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也讓這個話題再次變為熱點。多年來，社會層面反複在宣傳“防詐反詐”，甚至可以說詐騙與反詐是一對十分古老的矛盾了，但為何此類案件仍時有發生？

身在我國台灣的孫中興先生也在持續關注相關事件的進展。社會學者出身的他更關心繫列詐騙案件之下，潛藏的結構性根源。2019年，他在台灣大學將“詐騙社會學”帶進了大學課堂，希望從社會學的視角回看日常生活中的詐騙事件。在孫中興看來，詐騙從來不只是單純地“騙”而已，它是寄生在信賴之上而成長的過程性事件。人們並非只要不貪圖小便宜，就不會上當受騙。對突破階層的渴望、對情感的潛在需求，這些都有可能成為如今詐騙事件中的誘餌。詐騙說到底，是一場關乎社會信賴的攻防戰。

詐騙的“生長”

新京報：孫老師。2017年，我們曾圍繞愛情這一話題與你有過交流。彼時你開設的公開課“愛情社會學”因智識和風趣在兩岸三地都頗受歡迎。如今時隔六年，你的關注領域在不斷拓寬，新書《詐騙社會學》繁體版也將在台灣地區出版。連日來，關於緬甸電信詐騙的新聞在大陸地區備受關注。不知道身在台灣的你對此是否有所耳聞？

孫中興：最近我也在關注緬北電信詐騙的相關新聞。如今這種大規模詐騙在組織分工上越來越嚴密，內部分工越來越細，有相應的激勵制度，話術也更加精密，就像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公司。這幾年就業情況不容樂觀，他們開出的高薪回報對於底層民眾而言具有很大誘惑力。

實際上在緬北電詐在大陸引起關注之前，台灣已經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很多年輕人會私自前往柬埔寨的KK園區，警方得知相關消息後曾在機場組織勸返，但還是有人去了。以前我們的新聞常說，台灣現在輸出了很多詐騙犯到東歐國家、東南亞國家，這讓我們覺得非常難過。

總之，我相信警方或有關機構一定掌握著具體資料，不然能寫出《孤注一擲》這樣的劇本的人，不可能僅僅是憑空構想的，只不過大部分學術研究沒有渠道接觸到這樣的資料。

新京報：前不久，“中科院博士被騙至緬北”曾引發了公眾討論。由於受騙者的“博士”身份，互聯網上有不少聲音感慨“博士讀了這麼多書，竟也這麼容易被騙”“連小學生都知道的，不要輕易相信陌生人的道理，博士都不知道？”且由此還再度引發了關於“讀書無用”的爭論。對此，你怎麼看？

孫中興：我想這本質上是否還是同個體的處境有關。如果他不為收入焦慮，緬北還能成為一種誘惑嗎？當然這也很難完全下定論，一旦失去道德底線，人就可能被更大的慾望所俘獲。這是道德底線的問題，它不是到大學才被教育的，應該從小就明確：“人到底能不能為了錢，去做虧心事”。

另外就是，新聞媒體只是報導了一位博士受騙，我們就不要認為所有的博士都會如此，進而上升到整個“讀書人群體”。至少我認為這可能是做評論該有的準則，也是比較好解決問題的方式。否則怎麼辦呢？因為一個博士受騙，所以撤銷所有高校？大概不能這樣因噎廢食吧。不要譴責受害人，也不要殃及無辜。有些被騙的人很容易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因受一個人騙而對社會上所有的人失去信賴。

如果我們真地想弄清楚這個問題，不如去看看他的成長經曆，他在求職過程中是否有過陰影？究竟是什麼事情導致他最終走上了那條路？我常常覺得，社會上發生的很多新聞背後，我們要不要去瞭解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要一下子就去下定論、貼標籤，“這是壞人，那是蠢人……”去理解他們才有可能在以後的防詐騙上真正獲得實效，要讓他們的經曆成為“教材”，而不是讓他們本人成為“替罪羊”。

我在教書期間也反複和學生說，不要因為一時的利益作弊，如果真的過不去，坦誠講出來，學習上遇到什麼障礙，我們一起想別的辦法。順著這個邏輯，有時候我們其實真正希望的是人們能有多一些的路子可以走，而不是只有唯一的選項。

新京報：你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講愛情其實是在談平等”，那麼，透過詐騙這個現象，你主要想探討的是什麼？

孫中興：這裏我最想談的是“以不騙應萬騙”。詐騙是很實際的問題，人們常常會困惑，為什麼我們天天講“防詐”，依然還有那麼多詐騙現象存在。這既與觀念相關，本質上恐怕還要靠更大範圍的制度完善。

首先是從自我做起，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對他人保有起碼的尊重，尤其在家庭環境中，父母不要總是以“為你好”之名就把孩子的一切需求堵死，這樣下去親子關係也不會改善。特別是這個時代，今天年輕人受的教育和父母一輩是很不一樣的。其次是制度層面，公權力如何讓守法的人不覺得吃虧？這歸根結底仍然是一個“平等”問題，如果作弊者得高分，行騙者錦衣玉食，這不是把人逼上樑山嗎？越是在公平的制度下，詐騙就越沒有容身之所，大家各憑本事，這是良性的生態。

詐騙不只是“騙”

新京報：談及詐騙，可能很多人會下意識覺得，只要不貪圖小便宜，就不會上當受騙。據你的觀察，事實如此嗎？“是否陷入詐騙”會受到哪些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孫中興：在談這個問題前，我先講一件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故事。說起來也不算太丟臉（笑）。有一年冬天，我和朋友吃完飯出來，剛下公交車，旁邊有個西裝筆挺的老先生，他拿著電話在跟另一邊講：“糟糕，我的皮包拉在出租車上，今晚回不去了，趕快想辦法。”他不是在跟我講，我只是碰巧在旁邊而已。當時我也沒有多想，就覺得你聯繫你的朋友幫忙就好了。前後相隔不遠走了一段路後，我們停在紅綠燈路口，老先生還在講，他的“基本信息”我幾乎都聽到了，就有些動了惻隱之心。

我就去詢問他目前怎麼樣了。他遞給我一張名片，說自己是某電子公司的副經理，著急地說今天必須要趕回去。於是我問他大概需要多少錢，當時台北還沒有通高鐵，他說他從高雄坐飛機來，需要2000多新台幣。我追問是否這麼多錢就能解決問題，他扭捏說：“不瞞您說，我的旅館費用還沒結，您幫我就幫到底吧。”我後來一共給了他5000新台幣，對方還一直強調說“不是給我，我會還的”。言語間他上了一輛出租車，揚長而去。那時我才反應過來，這錢他怎麼還給我呀？

後來得知，這樣的事件在當時附近的大學城屢有發生。所以你看，其實不貪圖便宜的人也有可能上當受騙。這樣的說法還是將責任全部轉嫁到受騙者身上，是對“完美受害者”的想像，但關注點其實應該是施騙者的騙術。

話說回來，我也會自責當時自己為什麼這麼“傻”。這本書中，我不斷在講不要譴責被騙的人“傻”，我們的社會有時候就是需要這樣的“傻”維持信賴的運轉。這些事情就像是生活中的“蒼蠅”，很難完全杜絕。但類似緬北詐騙導致家庭傾家蕩產的事件，公權力一定要介入，才能夠讓生活在社會的“老實人”覺得這個社會有在保護他，不然這個社會就難維持，可能會變成“人吃人”的社會。

新京報：這就需要回到關於“詐騙”的界定上。詐騙是一個內容駁雜且相對模糊的範疇，在你的研究中，你是如何定義“詐騙”的？為什麼說“詐騙不只是‘騙’而已”？

孫中興：我往往會在第一堂課上做一些語言層面的辨析。說起“詐騙”，回看《說文解字》時我們就會發現，裡面並沒有記載“騙”這個字，不過其中有“欺”字，另外還有一些言字旁有關的字。“騙”這個字實際上大約到明朝時期，才普遍流行起來，但依然令人覺得奇怪，“騙”和“馬”或“扁”有什麼關係。另外我也結合了有關專家對詐騙或說謊的定義。綜合看來，“詐騙”指的是與事實不符的事情。一方面是語言和現實世界不符；另一個方面是語言本身前後不符，自相矛盾，這也叫“詐騙”。有研究還會將詐騙範圍進一步擴大，當事人所說的話和心中的本意不符，比如客套話也算一種“詐騙”。

新京報：前些年，大陸流行有“拍花子”的說法。受騙者稱自己在走路時被“拍了一下”，對方用噴灑、塗抹、捂悶迷幻藥的方式讓自己失去了判斷能力，這種說法經媒體大肆報導渲染，逐漸在傳播過程中走樣，甚至衍生出當事人被“拍”後“丟了魂”的說法，但後經證實，最初其實是受騙者編造的故事。台灣是否有類似的新聞？受騙者為什麼會編造這樣的說法自我欺騙？

孫中興：台灣早些年爆出許多有關“金光黨”的新聞。受騙者在路上偶遇一袋假的金飾，此時騙徒出現稱“見者有份，五五分成”，但黃金不像錢一樣，還需要去兌換，而當受騙者回家拿錢交給騙徒後，帶著金飾去兌換才發現是假的。後來有新聞報導披露，這些受騙者都覺得當時自己被“迷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於是有人去諮詢醫生，特別是麻醉科醫生，是否存在類似武俠小說中的“蒙汗藥”，醫生回饋說應該是不可能。之所以有類似的說法，大約是受騙方覺得很丟臉，自己因為貪財被騙，多少有些說不出口，但如果是受“矇蔽”性質就完全不同了，好歹是個“受害人”。

不僅是受騙者，施騙方也會有一套和常規不同的想法。我曾聽過一個相當誇張的說法，作弊的學生稱“如果考試不作弊，老師會不高興”。當時聽後我十分震驚，那個學生解釋說，如果不作弊導致考試分數低，老師會覺得自己沒有教好。顯然這套邏輯是有悖於常識的，但這的確是當事人為自己行動辯護的邏輯鏈條，他（她）必須如此才能為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

新京報：廣義而言，詐騙是謊言的一種實踐。你在書中從曆史的角度闡述了謊言的流變，以及人們對於謊言所做過的思辨性討論。即便時至今日，當我們談論謊言時，“善意的謊言”都仍處於一種道德善惡上的模糊地帶。而值得懷疑的是，引入道德主義的視角看待謊言本身是否恰當？

孫中興：這涉及詐騙研究中的“動機”問題，也就是常言道“為你好”。日常生活中我們熟知的詐騙大多是惡意的，但通常在最開始階段，這種惡意是很難被識別的。我們大部分人沒有學習過如何判別對方是否存有惡意，更何況如果對方有心騙你，他（她）剛開始一定是表現出“善意”的。

前些天有學生也問起我，事情是奶奶疼愛的孫子離世，家裡人決定瞞著奶奶做一個AI語音，騙這個奶奶說孫子到美國了，然後隔三岔五給奶奶發個“語音”，這個學生是被要求負責技術層面的操作。他問我說老師這個算詐騙嗎。我說這是標準詐騙，只不過這是所謂的“善意的詐騙”，欺騙的是對方的情感。

剛剛我們忽略的是，詐騙中還要具體看兩人的關係。如果是很好的關係，需要用到善意的謊言嗎？不能告訴對方真相嗎？你覺得他（她）承擔不起嗎？回到這件事，我反問說你決定什麼時候告訴奶奶真相，難道要到她臨終時意識模糊的刹那，在她耳邊大喊“奶奶，你的孫子已經在那邊等你啦，你放心去吧”？這聽起來有些黑色幽默。但真的要這樣嗎？那時奶奶心中在想什麼呢？我個人覺得不需要通過謊言來維繫關係。

上升到社會層面，如果我們都彼此維繫你好過、我也好過，久而久之還有人願意說真話嗎？而且所謂的道德有時是具有很強的迷惑性的，當真存在不得已而為之的謊言嗎？當我們談論道德主義時，還需要增加一種對“權變”的考慮，真正的大仁是，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古人也常說“行權有道，可以自貶損以行權，但不能害人以行權”。現在我們所講的很多藉口，都還沒到那種地步，但已經開始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了，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采寫/新京報記者 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