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談電影《誌願軍》：命運和史實交融在一起

9月28日，由陳凱歌執導的電影《誌願軍：雄兵出擊》正式上映。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1950年，為了捍衛和平，為了讓祖國獲得長久的安定，中國人軍民一心，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70年倏忽而過，許多親身經曆戰爭的人早已不在人世，對於年輕一代來說，“誌願軍”也似乎成為書上和耳邊一個模糊的概念。

電影《誌願軍》立意通過影像的方式，致敬“最可愛的人”，致敬當年為了祖國獻出青春和生命的先輩。導演陳凱歌表示：“我希望這部電影所承載的意義，能使年輕人對那個時代有所認知，也可以讓年輕人們理解、追思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誌願軍戰士們所做出的貢獻。”

“三部曲”呈現抗美援朝，全景、多維、更大規模

陳凱歌很清楚，抗美援朝的題材不是第一次拍，而且也有珠玉在前的例子。“但這一次，我們和其他影片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要拍一個全景的、多維的，更大規模呈現抗美援朝戰爭的電影，這實際上是有很大困難的。《誌願軍》這部戲除了能夠找到大量國際抗美援朝的資料外，沒有任何可以借鑒和參考的小說文字，所以我們要做各方面的研究思索，而且在此過程中，結構設計始終是最困擾的一個問題。”

“所以歸結到一點，和其他的抗美援朝戰爭影片不大一樣，我們此次的創作呈現，不僅要有規模浩大的曆史場景，同時還要融入人物個體的命運，只有當命運和史實交融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夠產生非常巨大的爆炸力。”陳凱歌介紹說，最初設想是拍上下兩部，但最終決定要拍一個三部曲。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故事展開的時候，兩部的格局無法容納所有的內容。譬如我們會展現五次戰役、領袖的艱難決策，以及中國人民誌願軍首次出國作戰的宏大場面，包括整部影片所涵蓋的人物角色，上到領袖將帥，下到無名戰士，都需要多位演員的配合來完成。而在決定基本構想之後，還會遇到各種實操方面的問題，管理如此龐大的一個劇組，讓整個攝製組像重型機器一樣有效地持續運轉。我們拍攝了13個月，實際上在電影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三部曲”的首作《誌願軍：雄兵出擊》講述了國際博弈的大形勢，因為當時處在剛剛立國、百廢待興的時刻，常年的戰亂影響下急需恢復休養生息，但來自外敵的威脅是不可迴避的，所以在此曆史依據下，最終做出了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決定。“從誌願軍出兵過江，兩水洞首戰告捷，到第二次戰役38軍奔襲三所里，在鬆骨峰展開阻擊戰並解放平壤，所有的將領、戰士作為作戰的主體，都做出了戰爭史上蔚為奇觀的貢獻，在曆史的天幕之下，我們看到這些戰鬥，真的都綻放出非常燦爛的光芒。”

而在續集第二部影片中，整體視線轉向了誌願軍第63軍，焦點落在鐵原阻擊戰，而鐵原阻擊戰正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關鍵一戰，不僅對美軍的作戰能力有了新的評估，也更加堅定了誌願軍守住陣地、堅持到底的決心。終章第三部內容則是打仗與談判同時進行，在呈現戰爭重要史實的同時，灌注情感，給予角色人物完整的結局。

相較於之前的同類型影片，《誌願軍》三部曲的一大故事亮點便是設置了戰場搏殺和外交戰線並進的兩條線索。選擇伍修權這樣一位經曆諸多傳奇事件的老將軍、革命家作為代表團團長，更是代表中國表達立場，發出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去進行有力的回擊。

“在這場戲的最終呈現上，不管是演員的表演，神態、動作造型，還是整個聯合國安理會的場景，其實都是對比著當時的紀錄片，對曆史做了一次還原。比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銘牌上的細節，也是想表達外交無小事，所有的事項都必須準確，也希望借此讓在場的這些人物感受到驕傲，我們所代表的是一個全新的國家。”陳凱歌說。

角色眾多，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皆有亮點

毋庸置疑，要全景式地呈現抗美援朝“立國之戰”，“三部曲”中出現的曆史人物必將角色眾多。其中彭德懷作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在軍事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在當時朝鮮戰局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彭德懷作為統帥對全局瞭如指掌，看到了在運動中殲敵的可能性，並甘冒自己的生命危險，身先士卒摸清戰況。”

“而我們的領袖、將帥同時也是很有人氣的，他有他的方式去喜悅，也有他的方式去悲傷，包括他在平常的生活中會看上去像一個普通人，是和藹可親的，再有就是他會得到大家情感上的擁戴。例如當鄧嶽率118師首先到達誌司時他像孩子般的反應，以及得知毛岸英犧牲後身體向下一軟的動作設計，都能看到他在那一瞬間的情感。”

“而反觀麥克阿瑟、李奇微，他們是沒有笑容的，透著傲慢、目中無人的美式價值觀，包括當時美國將領對中國軍隊視若無物的狂妄態度，都可以看到中美雙方統帥在性格上的對比。”陳凱歌說。

在陳凱歌看來，毛岸英的命運是非常坎坷的。“他1922年出生，8歲的時候母親就被國民黨殺害了，被送到上海後一個弟弟得病了，一個弟弟丟了。在黨組織被破壞後，他就帶著他的弟弟在街上給人擦皮鞋，這些流浪兒的事情他都做過。之後被送到蘇聯時又遇上了戰爭，等再回到父親身邊的時候，已經完全失去了跟父母一起長大的機會。所以我覺得他在對父親很敬仰的同時，也有某種生疏感，因此設計了在臨行前隔窗相望默默告別的一場戲。”

戰爭是殘酷的，卻從來沒有讓女性走開。談及片中三位性格各異的女性形象，陳凱歌介紹說，“張子楓飾演的李曉是一個貫穿始終的角色，第一部里她在聯合國出現；第二部中，她其實是作為主要人物的女兒與妹妹，將家庭間的關係，從不同的方向，聚合在朝鮮戰場。而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是‘萬嬰之母’，她自己沒有結婚，也沒有生育過，但是把無數的孩子帶到了這個世界，是母性與和平的象徵。而章子怡飾演的唐笙，是海外中國女性的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同聲翻譯的經曆，讓她最終選擇回到自己的國家。這三位女性年齡各不相同，但我覺得她們都是整個故事結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影片公映後，知名演員辛柏青飾演的高級參謀李默尹和朱亞文飾演的歸國軍工專家吳本正，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談及這兩個虛構人物，陳凱歌表示，“因為曆史上有很多支部隊赴朝作戰，如果將呈現形式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在某種程度上就很難把故事串聯，所以依託一定的根據。李默尹在戲中承擔著兩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一是他架構起一個家庭，是我們情感的寄託所在；二是李默尹受命奔赴朝鮮戰場，他深入前線去深度瞭解敵我雙方整個兵力、士氣、武器裝備的對比狀況，並從現代戰爭中間學習新的戰略戰法，也因此會被司令部不斷派到不同部隊去瞭解、執行各方面的情況，出現在不同的場景中。”

吳本正的設計，則是用懷疑的聲音回答現實的問題。“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決定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做出的，面對現實諸多困境，也存在著很多反對的聲音與意見。吳本正以一個有國外武器製造留學背景的愛國人士的視角，說出一些不同的看法：第一點是戰爭不僅在地面，還在空中進行，製空權是現代戰爭獲勝的核心；第二點則是以什麼為根據來確保和美軍作戰可以打勝？吳本正最初的角色形象就是一個懷疑論者，但當他去到朝鮮，真正參與戰事後，他的心境發生了改變。”

“我手寫我心”，鬆樹像征戰士的節操、屹立和勇敢

談及此次創作的方法論，陳凱歌認為，導演的工作應該先演員一步去瞭解這些人物。“先在你的腦子中把這些人物捏泥人般地先捏了一遍，再將自己的感受傳達給演員，換句話說導演是人物和演員之間的一個導體，通過我自身把這個電流傳達給演員。同時這也是一件很有樂趣的事，有時候在和演員交流時聊到應該怎麼演、怎麼處理，我覺得都是很好的現象。而且在選演員上，我的方法其實也非常簡單，就是見一見。這個角色或演員再大再小都不是問題，見一見就能幫我判斷。這麼多年以來，我也都是秉持著一個誰合適誰來的標準。”

“我手寫我心”。陳凱歌從事影視創作至今，依舊堅持用筆書寫。“筆連著心，連著文字，才能寫出好東西。所以我一直保持著這個習慣，喜歡寫在紙上的感覺。為了《誌願軍》這個戲也寫了好多本，比如分鏡、計劃、感想，與其說是個筆記本，不如說把筆記作為對話者，自己在創作上的一些想法、依據、數據等等都可以放進去。”

談及《誌願軍：雄兵出擊》中的重場戲，鬆骨峰戰鬥中的精神意義，陳凱歌不無感慨：“‘鬆骨峰上的三連已經被新中國和中國人記住了’這句台詞其實就是想通過電影告訴了如今的年輕人們，魏巍筆下最可愛的人們就是三連的戰士們。我們以電影來完成激情與事實的交流，傳達出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民心士氣上下同欲，將保衛國家轉變為全民的意誌。”

“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影片最後，三連全體官兵幾乎全部犧牲在鬆骨峰陣地上，唯有一棵青鬆依舊傲立迎霜。“這棵鬆樹在曆史上是沒有記載的，但鬆樹在我們的文化內涵中是勇敢與堅貞的象徵，就像陳毅元帥著名的詩句。於是我們就在那種了一棵鬆樹，直至拍完戲，鬆樹還活在那裡。在曆史中鬆骨峰並不是很巍峨的山峰，但這樣一個名字，會讓人感覺它體現著這些戰士們的節操、屹立和勇敢。所以我希望可以將它視覺化，這個山坡上必須有一棵樹，一棵活著的樹，它和這些戰士們一起經曆了戰火。”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對於影片中犧牲場面的展現，陳凱歌談了自己的看法：“通過戰爭的方式去爭取和平，是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國作戰的根本目的。毛主席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講到，要奮鬥就會有犧牲，這是一個事實。同時，‘我們幾十萬大軍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情況之下，會有多大的犧牲，我不是沒猶豫過，我不是沒考慮過。’片中毛主席其實也談了自己的憂思，因此我們對於戰爭要有理性的認識的，絕對不能讚揚無謂的犧牲精神，在電影中也點點滴滴地表達了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

“38軍軍長梁興初講到，‘我想準備準備，準備好了再打，想儘量地減少傷亡。’，這就是我們的態度，包括彭總說到，‘我們生活在這個年代，犧牲也許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陳凱歌想強調，當時犧牲的戰士們其實都是非常年輕的，某種意義上，可能今天在看這部電影的觀眾就和70多年前的誌願軍戰士們年齡相仿。“所以我希望這部電影所承載的意義能使年輕人對那個時代有所認知，也可以讓年輕人們理解、追思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誌願軍戰士們所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