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離開學術界》：打破邊界的指南，還是新自由主義雞湯

【編者按】據估計，93%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的研究生無法獲得終身職位，但許多人仍然將終身教授的職位視為自己博士學位獲得成功的唯一結果。在學界競爭如此激烈的當下，是否要離開學術界、如何在學界外獲得自己滿意的職位已經成為許多人需要思考的問題。澎湃新聞·思想市場與本書譯者何嘯風邀請到清華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生胡桃楸，碩士畢業於魯汶大學文化研究的詭譎子，以及精神分析師、法語譯者小柏Boo結合他們的學術經曆與對學界的觀察與思考，共同討論學術界的一些現象與問題。

澎湃新聞：今天，就讀於美國研究生院的人中只有7%能從搶手的教席中佔據一席之地。儘管競爭如此激烈，但大量的研究生、剛畢業的博士生都下定決心，堅持留在學術界。如果反思博士以及各類學術培訓項目，我們會發現研究生與博士生均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建立了以學術界為主的人脈。作為對比，尋找新職業似乎有著極高的風險，這或許成為了堅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學術研究也常常被視作學者的“天職”，離開學術界似乎又與單純的轉業不盡相同。在幾位看來，學術界的競爭為何如此激烈？為什麼離開學術界又會成為一個如此困難的決定？

詭譎子：學術界總體上來說還是一個僧多粥少的情況，我比較熟悉的歐洲學界的情況，歐洲的教職體系不同於英美系統，在後者的系統里主要看某些系所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來僱傭一位新的教師。換言之，教授職位的空缺或增加取決於這個系所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招人，因此學術界的職位（position）跟經濟因素直接掛鉤。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例如學校破產，系所招不到足夠的學生，都會面臨裁員或院系合併的情況。

但歐洲學界，總體上還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樣子。比如我有一位教電影理論的老師，他2012年就博士畢業了，但依然在我們學校（KU Leuven）做了將近十年的博士後（post doc），直到去年才在另外一所學校找到了一個助理教授的位置。然而在美國或加拿大，從博士到助理教授似乎並不需要這麼長時間，很多優秀的學者被招進來就已經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但是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需要很長時間，從副教授需要八年再到正教授（full professor）還需要八年。

但另一方面，學術界里的學術熱點變換得也很快，我在美國讀比較文學的朋友告訴我，前幾年後人類和新唯物論很火，一堆人跑去做這個，但是到了這兩年，做這方面的博士已經很難找到工作了。因為學界的興趣已經轉移到媒介理論了。大家對於這些歐洲中心的批判理論已經感到了厭倦。所以，儘管追熱點確實有機會幫助個人在學術界里找到位置，但這種做法也有著很大的風險，而且學術界的興趣轉向也不好預測。但總體來說，還是跟政治有關。

至於為何決定離開學術界如此困難，其實也很好理解，人都是有慣性的。布爾迪厄說這是慣習（habitus），長期做一件事情久了以後，思維習慣，身體感知，價值判斷都會順應自身的這個習慣。而學者長期以往養成的習慣，習得的知識，實踐的方式只有在學術場域內才是有價值的。走出了這個學術參與，他所積累的那些東西很可能就變得一文不值。

小柏Boo：法國的高校也是僧多粥少的情況，職位非常有限，但是研究生、博士生的數量又很多。法國教育部下發的《2023年財政法案》（其中包括對學院的資源分配）規定，從2023學年開始，國立教育機構將削減1500個教職，合同製私立教育機構將削減500個教職，這一決議背後的原因是法國學生人口的減少（這或許也會是將來其他國家要面對的情況）。在法國，公立大學一般只會收很低的學費，這也和老師、研究員的資金掛鉤。跟一些經濟、理工科項目不一樣，因為文科研究缺乏經濟相關利益驅動，申請博士有時候需要自己尋找資金支持，而未來的前景卻並不光明。另一方面，法國高校老師收入在歐洲排名並不理想，他們要比德國老師一年多工作100小時卻只能拿他們一半的年收入，因此從事學術的心理和經濟成本都非常高 。

很多學術專業因為資本主義分工結構的原因，都偏向垂直且細化的特徵，因此越往上走，課題就越精小，這就是書中所說的“盲點”問題，一是廣度的盲點：看不到世界上其他職業可能性的局限；二是深度的盲點：並不瞭解別的工作細節是怎麼樣的。陷入到這樣的視覺盲點中，再加之有些人會因研究取得的小小成功而目無旁人，不虛心求教於社會各行各業的經驗，只好一條路走到黑，因此加重了被困在學術界的困境。

學術在廣義上的意義不僅僅是一種praxis，即實踐、行動、達成某種內在理論的完善，更是一種poiesis，即詩意的創造，從無到有的生產。這兩個語義的區分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瞭解學者的天職到底是什麼。

胡桃楸：今天在美國，只有約1.2%的藝術類和人文類博士項目的學生可以在頂尖院校獲得終身教席，在各類學術院校中，73%的教職工是兼職。國內沒有這麼具體的統計數據，但肯定也是人多崗少。從2017年開始，國內博士招生每年的增幅都在10%左右，而另一個趨勢卻是，近10年來高校事業編正在逐步收回。從美國引進的預聘制度被大家形象地稱為“非升即走”。除了就業市場持續走低，項目削減、任期審查、教學任務……都是博士畢業需要考量的現實，有的人厭倦了“不發表就出局”的競爭，選擇了離開，有的人已經接受這就是學術機制的一部分。困難的是在這兩種選擇之間舉棋不定，《離開學術界》的作者卡特林認為，待業博士生首先要克服的是從事其他工作的恐懼（或許還有脫離學生身份的恐懼）。

不管是哪種心理原因，一旦選擇了離開，就無需顧慮學術界內的標準話語，也沒必要輕信社交媒體上唱衰高學曆者的說法。根據卡特林的調查，學術界以外的博士生對工作滿意度更高。學術訓練所培養的好奇心和批判性，有助於獲得工作所需的其他特質，在掌握了特定主題或工作環境的知識後，學術界以外的博士生往往能得到很好的發展。

澎湃新聞：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博士群體面臨著身心健康問題。《Nature》期刊2019年發表的文章指出，研究表明博士們出現心理問題的幾率是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兩倍以上，三分之一的博士有出現精神疾病的風險，其中抑鬱症的風險格外高。許多博士生表示，讀博的壓力來自各個方面：包括研究的壓力；經濟的壓力；上課、做助教的壓力等。據哈佛的一項研究表明，博士生也很難定期接受精神問題治療，許多人表示每週的工作安排甚至讓自己擠不出時間去參加免費的心理諮詢。但即使讀博帶來如此大的壓力，但仍有大量的博士生選擇堅持，幾位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在各位看來，學校應該給予博士生怎樣的援助？博士生又應該如何應對學術工作的壓力？

小柏Boo：首先，博士群體確實面臨身心脆弱且不被社會認可價值的問題，許多看似是formation（當助教、參加講座論壇等等）的安排實際上是在做免費勞動力，為學院的期待完成超額工作。

作為一名兼職學者的精神分析師，我提議從成癮性享樂的角度重新梳理一遍“關注心理健康和工作安排的衝突”問題：因為讀博是我們付出代價（金錢、論文、各項指標）的選擇，尤其對於收到微薄工資或資助進行研究的人來說，我們像是把身體抵押給了一個跟我們相比更高的機構，而許諾之後自己會給學術界回報。古法語將個人在欠債不還時受到的人身限制稱為“癮”（就是我們現在說的addiction），債權人有權扣押債務人（l’addictus）的人身，並將其視為自己的財產，債權人征服並奴役債務人，而“成癮”意味著負債人就只能提供他的存在來作為抵押。如今，博士所感受到的負擔究竟在多少程度上與這一意義上的成癮相似呢？

面對這一問題，利用（學校能提供的）醫療保險或其他資源進行專業的心理或精神求助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同意在某些情況下心理諮詢的重要出發點是宣泄，那麼多找朋友抱怨、聊天，甚至發泄情緒都非常重要。其次，我上文所陳述的成癮概念並不是一個鐵定如此的悲劇性命運，有許多可以破局的點，有些甚至不涉及改變現狀，而只涉及觀看角度的改變：比如，我們能否想像自己並不欠別人任何東西？

胡桃楸：如果感受到心理壓力過載，可以先停下手頭的活兒，尋求他人的幫助。我不太清楚國內外提供的免費心理諮詢有多大差異，我自己會通過和朋友交流、運動，來緩解學習和工作的壓力。

儘管我同意卡特林的出發點，譬如要正視心理上的“恐懼期”，但也對他的提議形式抱有疑慮：從150多人那裡學到的道理，有多少可以經過書面化，然後以指南的形式傳達出來？他的建議在哪些方面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卡特林說，自己的出發點是提供個人層面的實際幫助，但另一方面，教育系統不是個人就業數據可以覆蓋的，它的運作模式本身也值得反思，對此，布爾迪厄做過傑出的社會學研究。像他這種通過高等教育完成身份遷徙的知識分子，寫作中往往透露著更加複雜的情感，他/她們對學術壓力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繼承人》《再生產》《國家精英》等研究法國教育系統的著作中，布爾迪厄經常會有幾筆精準得有些刻薄的分析，像是在批判社會，又像是在剖析自己。

詭譎子：精神壓力大的問題確實存在，但是我對於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有一些不同看法。作為一個離散身份的學者，我首先看到的更多是族裔方面的問題，而不是一種普遍性的研究壓力。很明顯，像《nature》這種期刊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可能並不是少數族裔的博士生，而少數族裔在學院內的壓力與主流白人相比是多重且複雜的。

首先，亞裔本身在學術界內部就存在被區域化對待的問題，這牽扯到學術界內部的認可機制的問題。史書美，周蕾等人都批判過美國學界內將亞裔學者限制在區域研究的知識範圍內，而不允許非西方學者進入更加主流和普遍性的知識領域。後殖民理論家算是突圍比較成功的一批，但我們亞裔目前還是面臨著相同的情況。你做自己區域和民族的研究會稍有認可度；但你要做西方的知識，就很難有機會找到教職的。這是學術體制內的知識與權力問題。

其次，我所接觸的學習比較文學和東亞研究的學生，有精神壓力的實際上不在少數。主要原因在我看來還是學術生活過於孤獨，單調和閉塞。這類學科的研究過於鼓勵一種關起門來讀書的狀態，社交活動的機會相對較少。對於海外留學生群體來說，這種個人的原子化狀態也很常見，生活的範圍也不外乎學院內外的一畝三分地，這種長期孤獨的狀態就很容易導致抑鬱症，我就有過這樣的經曆。

另外，地理原因也會影響人們的心理狀態。我之所以不喜歡在北美待著就是因為這裏出行太不方便了，出行基本離不開駕車，公共交通遠不如歐洲方便。另外就是地理面積過大導致交通不便，從美西飛美東都要好幾個小時，而在歐洲出門坐火車想去哪就去了。此外，例如巴黎等城市其實並不大，地鐵出行也很方便到達，朋友都住在周圍，約起來很方便。

然後，除了環境因素外，我這幾年跟朋友們思考的新結論是，作者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知識史與藝術史的書寫觀念也會導致極端的個人主義，從而忽略了在知識生產過程中團體，社群，以及共同體的關鍵作用。如果我們把個人放到曆史和社會脈絡之中，我們會看到觀念都是在相互交流和影響之中的，而並不是一種純粹的獨一性。但是作者中心和個人主義的書寫觀念，會僅僅強調知識與個人之間的綁定關係。這就會導致許多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願意跟他人進行觀念的交流和分享，藏著掖著的情況也很常見，這最終導致他們放棄和忽略團體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據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的報告顯示，73%的大學教授是兼職，這些教授按學期簽合同、工作不穩定、沒有可靠的醫保等福利。另一方面，許多美國學生背負著學生貸款，而博士項目所提供的工資金額也不盡如人意。2022年，加州大學就曾爆發大罷工，要求提高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工資；增加兒童保育福利；增加更多的公共交通報銷額度，擴大員工家屬的醫療保健等福利範圍等等。在長期從事低收入、缺乏保障的學術工作背後，許多人仍然憧憬著爭取到終身教職之後的生活。在幾位看來，為什麼如此多的人願意忍受學術界艱難的工作條件？

胡桃楸：卡特林在書中給出了一些解釋，譬如受困於天職陷阱、其他工作經驗不足、家庭負擔較大等等。如果是為了謀生，“願意忍受”也可以理解，如果是為了獲得別人的認可，“願意忍受”就有些荒誕感了。有一本叫做《倦怠社會》的書現在很流行，作者韓炳哲指出，21世紀的社會是一個功績社會，人們都不想被否定，都渴望肯定，為此甚至會對自己進行剝削，會在一種病態的倦怠感中“積極生活”。結果就是，抑鬱症、注意力缺陷多動症、邊緣性人格障礙、疲勞綜合徵越來越多。《倦怠社會》推演出了一系列理論，雖然也可以解釋當代的某些現象，但作者並沒有分析，工作如何從被賦予意義，演變為賦予我們意義？一味追求績效的工作會不會其實毫無意義？

小柏Boo：人的意誌有自己的部分，但個人意誌不盡然是自由選擇（顯然已經有新自由主義的陷阱存在），也有被家人和週遭環境影響的一部分。如此多的人忍受艱難條件，不一定是全然自願，而是無法選擇的選擇。在我國有些人把學術圈和教學教職工作已經想像成像公務員一樣“穩定”的職位。很少有人能夠有力量不去追求穩定——如果我們把它理解成讓存在的虛無不頻繁出現、使得身體可以成形而立、感官與情動不錯亂的一種狀態——人的脆弱需要借助固定的追求來穩定，但問題在於什麼因素使得穩定只能從目的導向的工作中獲得？以及頻率固定的朋友關係、諮詢關係是不是穩定？堅持的興趣愛好是不是穩定？

澎湃新聞：作者對於離開學術界探尋一份新工作提出了幾點建議，包括評估自己是否具備該職位所需的技能；觀察擔任這一職位的人們有著怎樣的職業發展。這兩條建議似乎能幫助打算離開學術圈的人們，更清晰地瞭解社會上工作的職位要求和發展前景。在幾位看來，學術界內外的工作是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社會上為什麼會存在“學術界內”對其他工作“知之甚少”的觀點？

小柏Boo：我並不認為學術界內外的工作差異非常大，在很多我朋友的職業里，我看到了和我工作類似的技能點：信息搜尋能力、口才、文獻綜述能力、調研精神等等，甚至通俗地說，寫一句漂亮的話、想到一個創造性的問題意識，嗅到當下流行的氣息，這難道在我們的論文中不需要嗎？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名垂直結構的學者，而是從事橫向延展、跨學科工作（我主要從事法國理論研究工作，在巴黎聖-安娜醫院做精神分析臨床，而我又關注酷兒理論、美學哲學和影像）的學者，因此不同“界”之間的差異並不能成為排斥的理由，反而可以像德樂茲在《千高原》中所述的胡蜂和蘭花之間解域、又界域的偶然性契機。我和我的藝術指導朋友Dou一起完成過一個法國時尚雜誌的封面拍攝，在我看來，他的工作和我的區別在於他是用視覺化的方式表達他的調研，我則是用文字和理念，而我們都關注如今精神病人的特異性創造和精神病理場域醫生和病人的權力顛覆問題，因此達成了一個小的短暫共同體。在我看來，虛心求教別的職業的思路和創造方式，不畏懼未知、不排異，對於非學術界和學術界的人都很重要。

胡桃楸：在《離開學術界》中，卡特林把“研究”分成了兩類，一類指實驗、田野調查、查閱圖書文獻等具體的研究方式，另一類指“寫作”，寫作是一名研究者應該具備的最基礎的技能。寫出清晰而準確的文字，也是學術訓練的一部分，卡特林強調，這項技能在許多工作中都非常重要。

我是一名文藝學專業的博士生，在日常的學習和研究中，會攝入並輸出大量的“文科黑話”，這對書面和口語表達都有惡劣的影響。語言和寫作，不僅會製造學術界內外的壁壘，也是學術內部進行知識交流和傳播的壁壘。為了改善這一點，我會參與一些新媒體的製作與運營，通過網絡平台進行自我訓練。有一些前輩老師在求學時也這麼做過，譬如把自己的筆記、譯作、評論等文稿直接傳到豆瓣上。如果按照常規流程，公開發表一篇文稿會耗費大量不必要的精力（這也間接導致了對其他工作“知之甚少”），而且在這樣的過程中，往往還會忽視寫作能力的培養。

詭譎子：我認為這本書里講的東西不太符合中國語境……

澎湃新聞：作者在書中提到自己的一段求職經曆：招聘者預設了作者想做的工作類型（學術工作：在圖書館讀書，獨自工作，不受截止日期限制地工作），最終招聘者表示作者不合適這份工作。各位如何看待這種僱主的預設？在應聘中，如何讓學術界所培養的經曆和技能具備競爭力？

胡桃楸：卡特林是維珍尼亞大學古典學博士，曾經的職業目標是成為某個冷門羅馬詩人的專家。在《離開學術界》中，他分享了許多求職案例，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博士生不得不克服預期不符所帶來的“文化衝擊”。早在1979年，美國社會學家柯林斯的《文憑社會》就研究了這些現象。柯林斯指出，大部分工作技能都是僱員在相應的崗位上，通過非正式訓練獲取的，對於職業的實際需求而言，學校提供的大多是“過剩教育”。最後，他得出結論，高等院校的功能已經轉向生產文憑而不是知識。

柯林斯給出的建議非常激進，要麼公開承認教育系統製造了學曆的通貨膨脹，要麼幹脆禁止在僱傭過程中要求正式學曆。有意思的是，在出版了《文憑社會》後，柯林斯從大學里辭職了，但出於經濟原因，幾年後他還是回到了校園。就人文社科專業而言，出版一本有影響力的書，也是具備競爭力的體現吧。

詭譎子：我覺得這可能是個誤解，如果說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工作是大衛·格雷柏認為的“狗屁工作”，那其實學術界裡面的工作很大情況下也是“狗屁工作”，只不過可能是稍微有點思想性的“狗屁工作”。

小柏Boo：我覺得僱主的預設特別有道理，哪怕談戀愛都這樣吧：幻想對方需要的條件，自照時覺得雙方需求並不相通，所以第一步就斷了。我僅有的幾次求職的經曆（實習）都是在我還呈現“不完備”狀態的時候，對方幻想這段實習可以各取所需互相補足才雇我的。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上海一對夫妻同時在幾十個公司入職的事情，單單從他們面試的成功經驗來看，我覺得對於學術界的人還是非學術界的人來說都一樣，就是得學會蒐集信息、匹配崗位、明確自己能給這個崗位提供什麼。但說句實話，我的夢想里不包括當員工，所以我不是很想應聘。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完成實際任務的重要性，似乎實際的項目落地和抽像的學術研究之間存在著距離。在各位看來，學術界是否存在動腦過多，動手不足的情況？未來的學術趨勢，是否會更加強調實踐與理論的結合？

胡桃楸：有的學術研究非常抽像，譬如哲學、理論數學、理論物理等等，然而，有的研究可以不那麼“抽像”。之前看過一條推送說：國內的專家學者研發了一個叫做Diviner的甲骨文校重助手，在輸入了18萬幅數字化搨本後，Diviner不僅複現了數萬組重片，還發現了三百多組未被前人發現的校重新成果。即便是在人文領域，也有越來越多的基礎工作正在被技術替代。

未來在人工智能面前，很難說誰是動腦過多、怎樣才算動腦過多。對於人文學科的研究者來說，無法規避的問題又回到了什麼是“思考”，如果沒有新的答案，學術研究遲早會變成一項與腦力無關的體力活。有時候我在電腦面前碼一天字，會感覺寫論文成了一項肌肉運動，看到一些能寫小說、詩歌、音樂的同學，也會覺得自己挺沒勁的。就我這個專業而言，希望未來可以更好地結合文化理論與創作實踐吧。

詭譎子：這點我確實同意，學術界裡面動嘴不動手的人太多了，也就是沒有實踐和行動能力的人太多了。反倒不如做點實實在在具體的事情來得有成就感。至於未來的學術趨勢，我不好判斷。

小柏Boo：這個距離是肯定有的，畢竟理論是在塑造一個理想型（idéal），而現實世界是歪瓜裂棗。康吉萊姆和福柯都認為，人文科學在很大程度上都與實踐有關，諸如生物統計學、心理統計學之類的學科，也要從非科學性的實踐出發，轉化並提供與數學同質的材料才能進行觀察、研究，並且我們的解讀也會被政治和社會的實踐影響。我個人認為這兩者並不是涇渭分明或者對立的關係，而是無法解綁的。好的學者對這兩者的混雜關係應該有足夠的嗅覺，而不是困在玻璃溫室里。

至於未來的學術趨勢，我覺得重點倒不是這個二元論的問題，而是打破學科壁壘的問題。我直覺性地認為，女性主義運動帶來的附加性結果是，未來的研究會走出垂直的菲勒斯秩序，更加跨學科、橫向發展，而且不得不借助視覺和聲音的個人媒介去傳播自己的研究模型和成果。當然，這也是基於研究者想讓自己獨特的問題意識可以打破學科偏見的前提。

澎湃新聞：在各位看來，離開學術界是否意味著離開學術研究？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離開學術界能帶來更寬廣的視野，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胡桃楸：今天的“學術研究”不再像以前那麼罕見了，在去年，國內的博士招生人數已經超過了13萬，在讀博士生有55萬左右。對我們而言，離開學術界當然會開啟另一種可能，正如進入學術界也曾意味著一種可能。但是，寬廣的視野不是任何一個界域能提供的，接觸了150多人的卡特林肯定知道，這種視野也不是一本書可以提供的。

詭譎子：這是一定的，學術研究是自己的事情，跟在不在學院或學術界沒關係。反過來說，就算在學術界，那些研究也不一定就是學術研究。離開學術界之後，我認為一定程度上確實是可以拓寬視野的，但是對於眼界狹窄的人來說，在哪裡可能都無法拓寬。

小柏Boo：就像上面二位所說，在學術界也不意味著在進行學術研究。我不認為離開學術界就等於離開學術研究，如果在這裏學術界指的是由一系列學院、雜誌、論壇等元件所組成的一個話語機制的話。

在第17本研討班《精神分析的反面》中，拉康區分了不同的知識的類型，在大學話語中，S2佔據支配的位置，意味著這一話語發聲的時候，總是聲稱自己在傳播著客觀的、中立的、抽像概念化的知識。這一話語總是謊稱自己具有完美的中立性，但是卻無視了能述的地位，即話語的發聲方式、風格、說話者的真實慾望。大學話語的他者——學生（以後要成為老師的人），他的身體就受製於這種追求知識的鐵腕要求，處於被動接受地位，他的主體性被抹去，棄絕。

而真正對知識的渴望是從“離開”這種話語的動作開始的——注意：這裏的離開是一種比喻性質的，而不是教義性質的。我自己很欣賞別人追求知識的狀態（當然，我也是這麼自我要求的）就是以自己症狀的混亂為出發點，去尋找讓它穩定的一些幻想。人文學科理論學者總是膽怯地想要在硬科學面前自證學術的客觀性和實證性，彷彿預設了這樣的等級秩序，但殊不知，知識的盡頭是未知（如同赫爾墨斯、托特神所寓意的那樣），也就是不確定性，學術研究的開始便是應對這一未知的焦慮的幻想式。

澎湃新聞：縱觀全書，作者給出了許多在學術界外求職的實際建議，但這些建議頗有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努力的意味。幾位如何評價本書作者的建議？對本書的“實用指南”性質又有何看法？

胡桃楸：我們在網絡上很早就討論過類似的話題，譬如“躺平”、“佛系”……這些姿態大概也類似於“離開”。對我來說，卡特林的建議並沒有很實用，可能是地域差異，也可能是個人性格的原因。相較而言，這本書的譯者對我幫助更大一些，他是學術界的編外人員，日常工作之餘，一直在進行西方文化理論的譯介（大概累計有四五百萬字），他這種無用的愛好給很多“圈內人”提供過實用的幫助。

詭譎子：整本書讀下來，作者的語氣頗有成功學雞湯的味道，好似一個美國中產階級產品推銷員，推銷自己退圈的理念和方法，最後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個幫助別人找工作的諮詢師，倒也頗為符合這本書的寫作意圖，“把自己作為方法”推銷出去。

小柏Boo：我覺得這本書是面向高校體制內“青椒”或未來“青椒”的實用建議，對於不滿現狀但是又對學院外部世界瞭解甚少的人來說，甚至是對這個環境（書中作者待在古典學圈的一些感受值得玩味）惡性競爭和人心惶惶受夠了的人來說，有些建議還是值得採納的。我覺得這本書有兩種讀法，第一種就是把它當作求職的一份描述性手冊，它的任務並不是為了反思學術界結構性的毛病，而是教你適應社畜世界的規則。第二種就是，你把它當作“以不一樣的方式留在學術界”的指南：就像作者做的那樣，創建自己的個人網站、分享自己對很多內容的創造性見解、譯介一些自己感興趣的理論（就像這本書譯者何嘯風的熱情一樣）都會在鍛鍊你整合信息能力的同時，帶來一定的影響力，說不定會讓你在學術界的生命更加豐富。

總的來說作者的態度還是謙卑的，雖然忽略了社會批判的視角。對我個人而言，重要的還是找到留在學術界的動力，當然在整個環境的系統性阻礙面前，推動自己一直以來追求的事情，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離開學術界》；作者： [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出品方: 薄荷實驗；譯者：何嘯風；2023年9月版。圖片攝影by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