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複旦院士眼中的“院士精神”

趙天潤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王燁捷

11月15日,楓林醫澤——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院士精神展開展。中國工程院院士、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教授聞玉梅在為展覽所寫的前言中這樣闡釋院士精神——當選院士不是學術生命的終結,而是更重要的終身使命的開始,生命不止,奉獻不停。

此次院士精神展通過陳灝珠、沈自尹、湯釗猷、聞玉梅、王正敏、周良輔、楊雄里等7位院士,以及韓啟德、桑國衛等15位複旦上醫校友院士的160餘件珍貴史料實物,展現他們在諸多領域的豐碩研究成果,也代表言傳身教、發蒙啟滯,繼先賢而啟後學的精神。

聞玉梅(中)與兩名院士合影。複旦上醫供圖聞玉梅(中)與兩名院士合影。複旦上醫供圖

“工作成果是評選院士的條件之一,成果會不斷被超越,精神卻是永恒的。”聞玉梅說,科學道德、科學精神、優良學風、表率作用、培養人才是院士精神的體現,“院士擁有最高學術稱號,理應有更高、更遠、更忠誠的為國為民精神”。

面對一個科學知識快速發展的時代,中國科學院院士、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教授楊雄里認為,院士要謹慎發表意見。“即使在自己從事的熟悉的研究領域,也要考慮到,所積累的知識,所做的研究成果,很快會被新知識海洋淹沒。”

中國科學院院士、複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教授王正敏分享了耳鼻喉科青年醫學科學家不久之前成功完成全球首例基因治療感音神經性聾疾病的喜訊。他希望能通過展覽為複旦新生代醫學科學家起到引領和推動的作用。

楊雄里院士的聘書。複旦上醫供圖楊雄里院士的聘書。複旦上醫供圖

在諸多展品中,有一本和學生證差不多大的證書,靜靜地躺在“腦的奧秘的探索者——楊雄里院士”的展櫃中。這本證書不大,卻來頭不小。

證書左側頁上寫著:“楊雄里教授於1991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這裏所說的學部委員就是現在我們熟知的中國科學院院士。

說起自己能夠獲得如今的成績時,除了學術成果突出這個最為基礎的因素外,楊雄里認為勤奮是必不可少的。

在他看來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是天才,沒有天賦異稟,走在隊伍前面的人,最後能夠成功的人,都離不開勤奮的工作。“我走得並不快,但是在別人停頓的時候我也在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走在了前面。”

楊雄里相信,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那個年代,大學里的第一外語是俄語,苦學之下,楊雄里可以用俄文閱讀高爾基、普希金原著,甚至可以在老師用中文講課時,用俄文做筆記。但他很快意識到要從事科學研究還必須掌握更多的語種,特別是英語。

隨後,楊雄里開始用課餘時間自學英語,而早起晚睡成了他大學生活的鐵律。每天天還不亮他就起床,當時,他還沒有手錶,只有教學大樓上的大鍾顯示時間是淩晨2點30分。後來,他用一年時間學會了用英語閱讀、交流。

此後,楊雄里還自學了日語、德語。1980年-1982年,他在日本進修期間獲學術博士學位。其間,他不僅完成了全日文的博士論文,並在畢業答辯的兩個小時里,全程使用日文,“兩個小時的時間,我沒看過一頁稿子,所有的內容,我都已爛熟於心”。

愛才、惜才、重才也成了楊雄里對學生培養的準則。深耕神經科學六十多載,楊雄里始終沒有脫離科研的第一線,60歲後他雖不再親手做實驗,但仍舊定期和學生們討論研究進度,並堅持親力親為,完成研究最後的定稿。

展櫃里還有一排整齊擺放的方印格外醒目。其中,三枚是沈自尹院士工作時常用的處方藥和膏方專用印。

沈自尹的印章。複旦上醫供圖沈自尹的印章。複旦上醫供圖

1947年,沈自尹考入上海醫學院。1953年8月,二次分配重新回到上海醫學院,任“助理住院醫師”。1955年,他服從組織安排,跟隨著名老中醫薑春華從西醫轉攻中醫,也開啟了與中醫結緣的半生。

“當時,他就覺得這是黨需要他必須去做的,是黨交給的任務,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了醫學,一直在這個領域里做研究,從來沒做過其他的事情。”沈自尹的女兒沈蔚說。

結合自己所長的西醫,沈自尹希望“能把中醫的理論用西醫能夠理解的方式表述出來,得到方方面面的認可”。他從腎的研究出發,率先揭示腎陽虛證者存在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功能低下和紊亂,並用現代科學方法證實其有特定病理基礎,成為中西醫結合學科的開拓者之一。

“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首先考慮的是收益更高的藥物研發的相關研究,對於基礎理論就不大重視。我父親還堅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很了不起。”沈蔚說。

此後,以“腎”為關鍵點,沈自尹開啟了對中醫髒象學說的發展性研究,是中西醫結合思路和方法、髒象學說和病證關係研究的核心開創者,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等省部級以上獎勵20餘項。

三枚工作印之外,還有兩枚方印是沈自尹親手書寫並刻章送給女兒的禮物。一枚刻著“梅花香自苦寒來”,另一枚刻著“君子以自強不息”。

沈蔚記得,父親作為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終身教授,一直堅持“只看普通門診”。父親89歲高齡時,還堅持在大年夜當天為病人看診。

在沈蔚的印象中,父親的桌案前總是整齊地擺放著這些文摘卡片。“他會從各處收集很多資料,然後分類清楚,彙總下來,覺得哪個更有意義就去做。一個課題結束,他就馬上投入到下一個課題當中。所以,他一直在不停思考,從來沒有間斷過,哪怕他已經89歲了。”2017年1月,他參與完成的《“腎精虧虛型慢性病”共同病理基礎與療效機制》還獲中華醫學會中華醫學科技獎二等獎。

在沈自尹院士展廳,第三屆獎學金頒獎儀式也同步舉行。2020年7月,沈自尹家屬將出售房產所得的500萬元人民幣捐贈給上海複旦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設立“沈自尹院士醫學發展基金”,每年的收益用於發放獎學金,獎勵扶持品學兼優的醫學生。截至目前,已有60位優秀醫學生受到勵學金扶持,以資助他們在醫學學習研究上走得更遠。

20世紀50年代,上醫共有16位一級教授。當時一級教授被形象地稱之為“學術地位的最高標尺”,吳紹青就是其中一位。

此次儀式,也為重要捐贈人頒發了捐贈證書。一級教授吳紹青先生家屬特別從國外回到學校,向圖書館捐贈包括吳紹青教授獎狀、手稿、相關照片、扁桃體切除器止血鉗等245件史料。

吳紹青批閱孫女的打字功課手稿。複旦上醫供圖吳紹青批閱孫女的打字功課手稿。複旦上醫供圖

這批史料中雖然有很多張珍貴的獎狀證書,但吳紹青的孫女吳明安覺得最難忘的是那張爺爺批閱自己打字功課的手稿。1975年,吳明安從插隊的農村回上海後,爺爺就手把手教她英文打字,熟悉自己的工作。“這樣年事已高的他在家中就有了工作的助手,可以在有生之年多作貢獻。”

練習英文打字時,爺爺對她要求極為嚴格,“有時,我打完一篇英文稿,他只要發現其中有一點小錯誤,便不允許我塗改,一定要我重新打一遍”。

那張薄薄的打印紙上,手寫這樣的批語:“我很高興,你打得很好,為求改進,應做到以下各點:複核我改的錯誤,雖然極小一點也不放過,這樣才能提高準確率……”當時,吳明安只覺得爺爺嚴厲,有時還被批評得掉眼淚,“但正是他的諄諄教誨,讓我在以後的工作乃至生活中得益匪淺”。

吳紹青將一生獻給了醫學事業,即使是生命最後一刻,他還在具體安排國外醫學文獻的翻譯工作。

據悉,下一步,圖書館將對這些史料進行專業保存和展示,讓這些史料價值最大化。醫科館也在陸續將現有展覽在網上實景在線,結合史料將上醫的醫脈傳承逐步揭示,讓更多人能看到這些珍貴的史料。

責任編輯: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