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失去了課間十分鍾的孩子們，流行起了“廁所社交”

爭議之下，課間十分鍾成了一場“安全”和“自由”之間的博弈。在一樁樁校園意外背後，學校的責任如何界定和劃分？安全事件之外，老師的非教學任務越來越多，如何更好地看護孩子的安全？也延伸出對學校空間的討論：學校這個空間，應該承載何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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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吳興發

在四年級學生鄧凱的世界里，“課間十分鍾”這個詞彙，特定地指向了教室里的“紙蛙大戰”和“橡皮大戰”這兩項活動。

他常常會在書包里備七八塊橡皮，各種尺寸大小的都有。一到了下課，他就和班上同學在座位上互相扔橡皮，互相閃躲。

如果課間要去廁所，只能兩點一線地來回。若是被老師或是值日的同學看到在走廊上逗留太久，被記了名，就得寫一份檢討書。

他有時候會聽大人提起，過去的“課間十分鍾”，可以到操場踢毽子、跳皮筋、打籃球。他並沒有很羨慕，他已經習慣了課間不出教室。有時候，上廁所看到有男生在廁所里潑水玩，鄧凱也會稍稍關注一下“戰況”。

近日，“課間十分鍾”的話題屢屢衝上微博熱搜。多地學生家長反映，學校不允許學生課間出教室，有的甚至不允許學生離開座位，上廁所則需要打報告。這也引發了新的現象：學生開始“廁所社交”。

不少人呼籲“把課間十分鍾還給孩子”。新華社評論稱，學校應當把立規定則的心思，更多地用在關愛學生、提升管理水平上，而不是犧牲孩子的課間休息時間，更不能剝奪孩子到操場上跑跳的權利。

爭議之下，課間十分鍾成了一場“安全”和“自由”之間的博弈。在一樁樁校園意外背後，學校的責任如何界定和劃分？安全事件之外，老師的非教學任務越來越多，如何更好地看護孩子的安全？也延伸出對學校空間的討論：學校這個空間，應該承載何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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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社交”

在河北上小學的葉天天經曆過一次長達一個月的“圈養”。五年級，同班同學在課間嬉鬧時膝蓋著地，摔出了淤青。自那以後，葉天天所在的班級同學每節下課只能待在教室，除了打水和上廁所，不能離開座位。

不能出教室的時間里，葉天天有時在座位上看幾眼書，有時看看表，或者偷偷吃零食，剩下大多數時間，都在發呆。不能活動，葉天天就變著法換姿勢坐著，半躺著坐，歪著坐，蹺二郎腿，或者靠在椅背上雙腿儘可能向前叉開。坐最後一排的同學則是被豔羨的對象：最後一排腳能伸開的空間大。

後來，葉天天發現可以以上廁所的名義出去活動，他就和幾個玩伴每節下課都約著出教室。擔心被老師發現，葉天天和同伴之間還建立了暗號。有時是咳嗽一聲，彼此對看一眼，心照不宣；有時指指廁所的方向，幾人默契地起身離座。

但上廁所也有次數限制。每節課間只能申請去一次廁所，會有老師或是班長在教室里記錄出教室的同學名單，一旦回到教室，名單上的名字會被畫鉤，也意味著這次課間沒法再以上廁所的名義出教室。

一個月裡，幾乎每節下課，即便不是真的要上廁所，葉天天也會和同學去廁所待著。廁所旁有一間開了窗的小隔間，平時堆些建材，隔間的牆剛好隔開了樓道，外頭行走的人看不見隔間里的人，葉天天和三四個同伴就靠在小隔間的牆上，聊最近玩的遊戲，等到了快上課的時間，再往回走。

葉天天發現，那段時間，班上幾乎每個課間都空了大半——都以上廁所或打水為名外出透氣。相比自由出入教室時，大家在不被允許自由出入時更想到外頭走走。

後來，限制出入教室的規定被取消。能夠自由出入教室後，葉天天會在走廊上和同學玩彈筆遊戲。以走廊的一塊方塊地磚大小為邊界，各自把筆放裡頭，用自己的筆彈別人的筆，被彈出方塊者判輸。或是玩盲人摸象，一個人閉著眼，去摸特定區域里的其他人。這些活動在教室里沒法完成，一是空間太小，二是老待在教室，葉天天覺得“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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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措背後是“安全”

廁所社交背後，是學校限制課間十分鍾的舉措。舉措背後，受訪者提到最多的是“安全”二字。

鄧凱在北京城區一所小學上四年級。在他小學的四年里，課間十分鍾無法出教室已經成了一種常態。學校還規定每天進了校門到教室的這段路不能說話，平日，有值周生在校園各個區域監督，若是被發現，會被廣播通報。樓梯處沒有值周生，這是鄧凱為數不多可以和上學路上遇到的同伴聊上幾句話的空間。

鄧凱說，老師強調這是為了讓同學們走路時專注，避免分心發生危險，“老師從一年級開始一直強調到四年級，走路不要說話，要注意安全。”

讓他苦惱的是，他媽媽希望他在學校能多看看戶外保護眼睛，這成了一項有點難完成的任務。有一次，他下了課準備打開窗戶看看風景，被窗戶的金屬欄杆磕碰流了很多血，此後他便避開窗戶走，也很少有機會在課間遠眺戶外了。

鄧凱的媽媽李玲表示，曾經有家長向學校提出意見，希望恢復課間十分鍾的活動，增加學生的戶外時間。學校的答覆是，每天的40分鍾體育課和午休時間的30分鍾上操時間，加在一起的70分鍾已經滿足了教育部規定的小學生所需要的“一個小時”戶外時間。

教育部辦公廳於2023年9月開展第7個全國近視防控宣傳教育月活動，根據教育部發佈的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學校需保障學生每天校內、校外各1個小時體育活動時間，鼓勵有條件的學校學生校內戶外活動達到2小時。

“學校的解釋里，70分鍾的戶外時間，還超過了規定的一個小時。這好像也合理，也沒法再多說什麼。”李玲說，但她從孩子的口中得知，孩子目前的體育課只有一週三節，有時午休時間也並沒有戶外活動，“家長沒法跟著孩子上學，也沒法取證，證明沒到一個小時。”

在北京一小學老師陳靜婷看來，被限制出入教室後，對於逐漸需要更多私密空間的孩子而言，廁所成了另一個去處。廁所社交出現後，甚至又出現了廁所社交的“VIP房”：越靠里的位置越好，因為空間更私密。“從孩子的年齡性格特點上來講，他們不希望大人過度地幹預生活，希望有自己的私密小空間。但教室就這麼大的空間，跟別人說個悄悄話都能被聽見。”

雖然陳靜婷所在的學校沒有限制學生的課間活動，但她認為，“安全”是當下所有學校在教學之外必須考慮的問題。而不少學校存在學校面積太小等客觀問題，或許是一些學校限制課間出教室背後的原因。

陳靜婷所在的學校是一個上世紀60年代的老校區，一共有五層樓，四層以下是學生教室。課間，學生一般在走廊上玩。學校會建議學生下課不要到操場上玩，一來一回時間太久，也增加了磕碰的風險。陳靜婷說，老師會不斷提醒課間活動不傷害他人是最基本的行為準則，但推推搡搡和瘋跑是避免不了的，碰撞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有室內推搡的，也有在樓道推搡的。”

陳靜婷解釋，由於北京多數學校使用的仍是上世紀的老校區，不少校區的面積僅能容納過去人口數量的大小。而這幾屆的學生和以往相比明顯增多。“那個年代一個年級可能就三四個班，但現在已經是6個班甚至是8個班。怎麼能解決這些（空間不足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事情。”

為了增加學生的戶外時間，陳靜婷所在的學校設置了中午午休後的大課間讓學生們到操場活動，“但僅僅是玩一玩我們都得錯峰。”陳靜婷說。

“學校的安全教育反複提，不管是晨檢，還是午檢。但孩子天性就是跑，就是要撒歡。這兩個是悖論。”陳靜婷說。

在她看來，課間限制出教室的學校，真正擔心的是，意外發生後，學校應有的權益沒受到保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得已才會做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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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責任？

葉天天爸爸葉倫說，自己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學校的做法。事故一旦發生，有部分家長會選擇要麼起訴學校，要麼整點事兒，“學校除了正常教學任務，還得兼顧這些。”

而在葉倫成長的年代，一下了課，所有人像開了閘的水一樣湧到樓外的空地上。那時候孩子皮實，也不會出什麼事都找學校，有的課間活動玩單杠時一頭摔下來，額頭腫一個大包，“自己認，回家自己抹點紅藥水就行了，沒人說為了這個找學校。”

葉倫覺得，和過去相比，如今的家長維權意識過強。“學校因為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被家長告上法庭，或者是沒事來學校維權來指責老師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學生在學校出事以後，責任如何判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然而在實際案件中，教育、管理之責很難明確。記者發現，在學校發生的意外事件中，學校沒有盡到安全教育和及時發現意外、及時採取措施的案件中，學校需負擔40%至70%的責任。如學校在事前進行了充分的校園安全教育，在事發後及時發現意外並及時送醫處理，學校最終需要擔責的部分較少，但最終認定學校不擔責的案件仍在少數。

據廣東省吳川市司法局發佈的案件，2021年，六名五年級學生在玩“背人”遊戲時，將走廊上另一名同學撞倒致其受傷，最終該同學右股骨骨折，被送至醫院住院治療15天。後受傷同學將六名同學和學校告上法庭，要求其共同賠償醫藥費、夥食補助費等合計十萬餘元。最終，法院根據當事人過錯程度，酌定六名同學共同承擔50%的賠償責任，被告學校承擔50％賠償責任，賠償原告五萬餘元，其中25000元由學校購買的校園意外責任險支付。

法院認為，並非所有案件中學校都被判擔責，學校舉證證明盡到教育、管理職責，可不承擔責任。在該案中，被告學校在課間休息時對學生的管理缺乏相應的措施，事故發生後沒有第一時間履行救助義務，且未能證明安全管理制度執行到位，故需承擔一半的賠償責任。

在湖南一起兩名小學生碰撞致一人牙齒斷裂的案件中，學校提供了學校的管理手冊、日常安全教育宣傳照片等證據，證明其盡到了對學生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職責，且事發後，班主任及時與學生家長取得聯繫並告知事發情況，多次組織雙方家長溝通。故原告起訴學校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請，法院最終不予支持。

但學校不擔責的案件很少。廈門一小學老師劉靜表示，從實際情況來看，事故只要發生在學校，無論事故如何發生，學校都要擔責。“即使是意外。只是說監管到位了，學校可能要擔的責任會少一些，但不會說沒有責任。”

而一旦有一起意外事件發生，學校需要花很長時間處理。劉靜說，但凡有一兩個家長較真兒，或者比較有自己的看法，學校就要花非常多的精力來解決這些非教學性的事情。“即便走訴訟渠道，最後學校不用擔主要責任，但整個過程學校也會受到一定影響。”

在訴訟案之外，劉靜認為，學校採取課間十分鍾“一刀切”的舉措背後，也存在家校之間溝通不夠充分導致不信任從而對立的問題。

劉靜所在的學校曾因家長撥打投訴電話而被迫解聘保安。事情的起因是，學校安排了保安在不同放學時段守在門口照看學生。其中一名保安由於受到小朋友的喜愛，經常被小朋友圍著聊天。後來有家長打熱線投訴稱“保安太愛聊天”，各級主管部門都要求對該事件做出回應。最終，學校只能將保安解聘。

讓她覺得不解的是，如果家長希望解決問題，應該先和班主任及學校溝通，溝通無法解決再投訴，而不是直接使用投訴這樣從上往下的方式。而當下這樣家校溝通不暢的現象較為普遍。

陳靜婷認為，但凡存在一位家長和學校的溝通不良，就會給老師增添更多非教學任務。她介紹，教師從早上七點到傍晚，在學校的工作幾乎一刻也不能停下。從上課到課間看護，其中還需包含判作業和備課。午餐期間學生和老師共同用餐，為了避免孩子出現安全事故，中午下課以後老師就一直在食堂看護。有的班主任有固定的開會時間，有時還得準備公開課。“正常下班時間是4點，但是我從來沒有4點下過班，託管班就到5點半，講課結束以後還要在教室里做衛生消殺。”

即便下班離開了學校，也會有家長來溝通學生在校情況，“私立學校有生活老師和教學老師，非教學任務和教學任務可以分開，但公立學校的老師則必須兩者兼顧，在非教學任務的擠壓下，老師常常沒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完成教學任務。老師的責任像是被無限放大了。”陳靜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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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間十分鍾下的身心健康

在受訪者的描述里，課間十分鍾的作用包含提升學生專注力、心理健康、視力和社交能力等。在課間十分鍾的討論背後，也延伸出對學校空間功能的討論。

在陳靜婷看來，課間10分鍾可以讓孩子大腦得以休息，身體得以活動，緩解上節課的疲勞。“孩子是無法做到40分鍾完全注意力集中的。所以40分鍾的課堂之後，更要有時間讓眼睛和大腦休息。”

心理諮詢師藍莉長期為多所學校提供學生心理健康支持工作，在她看來，課間的運動讓身體的骨骼肌肉都能夠活動起來，對於身體來說是非常好的放鬆。在這個過程中，身體會產生多巴胺，可以幫助學生緩解焦慮和壓力的情緒，讓身心感到愉悅。

此外，課間的戶外光照也會對孩子產生積極的影響。藍莉介紹，一項英國的生物醫學研究對白天光照對心理健康的影響進行了研究，有8.7萬受試者的數據顯示，白天暴露在大量光線下的人，患抑鬱症等心理疾病的風險降低了20%。“如果白天（暴露在）足夠戶外光線的話，可以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降低抑鬱等其他心理風險。”

在藍莉看來，學校不僅是青少年學習的空間，也是成長的空間。在課間與同齡人進行充分的社交，有助於讓孩子和同齡人產生更多聯結。“在跟同齡人的遊戲中，甚至是吵架、打架的過程中，孩子開始在旁人的影響下學會謙讓和尊重，學著處理情緒，才會慢慢理解規則、遵守規則，和他人產生更多的情感聯結，才能更多慢慢地瞭解這個世界。”藍莉說。

在李玲看來，如今孩子對課間外出活動不再抱期待這件事，讓她覺得有些“淒涼”。傍晚在小區玩，鄧凱總是待到最晚，同伴全都回家了才離開。而如今他不再覺得課間出教室是件重要的事，和籃球班的同學即使在課間上廁所時見了面，也只是點頭之交，“他再也沒有這種想去操場上活動的習慣，班里的活動永遠比不上戶外。”

相比外出磕碰受傷，李玲更擔心孩子的視力。鄧凱目前讀四年級，已經近視150度了。根據國家衛健委的公開數據顯示，2018至2021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分別為53.6%，50.2%、52.7％、52.6%。科學研究顯示，每天額外增加40分鍾的戶外活動時間可以減少三分之一近視發病風險，而每天戶外活動時間大於3小時的兒童青少年，近視新發風險顯著降低。

但除了體育課和上操的時間，鄧凱幾乎沒有其他時間在戶外活動。“外出玩磕碰只是概率問題，課間無法外出導致視力下降卻成了必然的問題。”李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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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課間十分鍾還給孩子”

“廁所社交”現像在社交平台上討論火熱的同時，呼籲“把課間十分鍾還給孩子”的聲音也陸續出現。新華社發佈時評稱，怕孩子出問題，怕被追責，就採取限制學生課間外出活動這種“省事兒又保險”的方法，實則是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門懶政。在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遵循教育規律，著眼學生身心健康成長，保障學生休息權利。而保證孩子享有課間十分鍾，改變課間“圈養”現象，需要相關部門和家長互相理解，攜手合作。

在安全事故隱患下，不少地區的學校為了保障學生課間十分鍾的活動，做了積極的嚐試。

劉靜所在的學校位於廈門某區的一座山坡上，全校有24個班，每個年級四個班，在廈門的學校面積里是中等大小。學校採取的方法是課間導護：在每個樓層都安排了樓層導護的老師，如果看見衝跑得太用力的學生，老師會及時製止。

下了課，學生們有的會在教室里玩象棋、漢諾塔、24點，也有同學會到走廊上靠著牆聊天，或是在走廊的瓷磚上玩跳格子，也有一些學生愛在走廊上追跑。在劉靜提供的照片中，學校走廊大約有兩米寬。

學校有兩棟教學樓，但凡有學生活動的樓層、操場，都會有至少一名老師導護。即便在學生出現得不多的教學樓架空層，每個課間也都會有一名老師看護。即便如此，劉靜說，這也無法杜絕衝撞摔倒的現象。老師在一旁，也只能起到監管的作用，“杜絕是很難的。因為小朋友本身就是好動的。”

按照學校的規定，全校60多個老師都要排班，一天五個課間，有7層樓需要看護，加上操場和架空層的看護，一週五天，每位老師一週基本都會輪到一次。如果有老師導護當日恰巧要出去調研，則要在此之前和別人換班，確保這個時段有人。“我們也會有巡崗的行政人員，會看每個樓層是不是有老師。”劉靜說。

劉靜表示，雖然這項工作並不計入教師的日常任務評分中，但大家都默默遵守規則，沒人敢輕易試探缺席的代價。“這是固定排好的，是教師工作範圍之內，必須要做的事情。”

在劉靜看來，課間導護的辦法，不僅是保護學生，也是保護學校和老師，是學校在力所能及範圍內能做的有效嚐試。“你盡到了保護的職責，就能避免很多事情。比如說你導護髮現小朋友摔倒了，能立即有相應的措施，不會出現空當的時間。”

此外，也有一些學校採取了分批次下操場的辦法，由老師帶領著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在不同課間下樓，到操場活動。

在劉靜看來，學校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應該出現學生的影子。如果學生長期被“圈養”在班級里，在學校里隱私很少，並不利於孩子的成長。“如果6年里沒有去走過學校的各個地方，沒有留下痕跡，不知道學校各處的裝飾，不知道學校的完整模樣，孩子和學校之間的聯結是很少的。對學校的印象只有教室上課，我覺得（校園生活）是不完整的。”

劉靜和同學產生友誼的時刻，也都來自課間一起去衛生間、小賣部。這樣的友誼延續下來，久而久之，就成了多年的朋友。

李玲記得，自己學生時期的課間，遠比現在孩子的課間要豐富。下課鈴一響，整個班的同學都衝到操場上玩耍，跳橡皮筋、抓人的遊戲，總是要待到上課鈴響再回班級。

在劉靜的學校里，有許多高大的芒果樹和龍眼樹，每個課間，都會有孩子站在樹下觀察樹的模樣，也有孩子靜靜地趴在走廊上看遠處的海滄大橋堵車，看著如螞蟻般大小的汽車一點點地挪動。在劉靜看來，這是他們理解和觀察世界的窗口。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葉天天、鄧凱、葉倫、陳靜婷、劉靜、李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