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東新一輪綜改試點方案出爐，魏建國：我國高水平開放步伐在加速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簡稱《方案》）。《方案》從7個部分提出23條改革舉措，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賦予浦東新區更大自主權。

「此次發佈的《方案》，我認為是目前為止高水平改革開放最好的頂層設計。」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方案》最大的意義是浦東又一次扛起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大旗。且《方案》明確「到2027年，基本完成試點任務，制度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這進一步說明，我國高水平開放的步伐正在加速。

在浦東新區進行綜合改革是一個「必選項」

新京報：《方案》的發佈有何意義？

魏建國：上海浦東新區開發開放30多年來取得的顯著成就，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生動的實踐寫照。這次發佈的《方案》，最大的意義是浦東又一次扛起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大旗，這是中央對浦東新區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起到引領作用寄予的厚望，也是國家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在看過了所有關於自貿區的改革方案後，我認為這是截至目前高水平改革開放最好的頂層設計。

它不僅明確了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的時間表、路線圖，而且明確未來兩個階段的目標：一是到「十四五」期末，制度創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一批標誌性改革成果得到推廣；二是到2027年，基本完成試點任務，制度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重要示範引領。

《方案》提出的要求和目標很清晰、任務很明確、時間很緊迫，這表明我國高水平開放的步伐正在加速。在「逆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中國高舉全球化大旗，堅持開放發展理念不動搖，持續釋放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鮮明信號，為低迷的世界經濟注入了寶貴的開放性、穩定性和新動力。

新京報：作為一項國家重大改革舉措，綜合改革試點為什麼落地浦東？

魏建國：浦東新區在上海各區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強、開放度最高。更為重要的是，綜合改革試點的任務之一，是要形成很多可以在全國複製推廣的成果和有效經驗，需要大量應用場景實踐。2013年9月，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在浦東揭牌。作為中國第一個自貿試驗區，上海自貿試驗區承擔多項國家重大戰略，為浦東綜合改革試點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場景。

浦東的航運資源、金融資源、貿易資源、科創資源優厚，為浦東綜合改革試點提供了有利的發展基礎；臨港的先進製造業也快速發展，在進一步朝著新質生產力轉化的過程中，會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同時，《方案》在制度型開放方面，聚焦服務貿易和數字經濟開放。上海法規機制日趨完善，相關法規有效破解了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中的堵點、難點和痛點問題，為浦東綜合改革試點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另外，《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提出，到2035年，上海將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這一過程中，有條件的區要率先突破，所以我認為，在浦東新區進行綜合改革是一個「必選項」。

突出了改革舉措的首創性和引領性

新京報：你認為《方案》有哪些亮點？

魏建國：為完善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方案》提出，製定實施浦東新區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措施，探索有序放寬電信服務、醫療健康等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探索構建數字經濟規則體系、優化數據跨境流動管理措施；探索建立既有中國特色又與國際接軌的商事調解制度規則等。這些具體安排突出了改革舉措的首創性和引領性。

《方案》特別提到了「探索有序放寬電信服務、醫療健康等服務消費市場外資準入限制」。為什麼是這兩個領域？我認為，電信是我們的強項，也是一個重要的數字應用場景。醫療健康是我們的弱項，隨著中國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醫療健康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而數字經濟是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這既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也是國內消費轉型的方向，有助於中國全面推進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進程。《方案》明確，探索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數據的三權分置非常重要，只有制度規範，數字經濟才能進入快速發展通道。

新京報：《方案》中強調要加大規則標準等開放力度，打造制度型開放示範窗口。你認為中國在高水平開放過程中，制度型開放有哪些轉變？

魏建國：《方案》23條具體措施中提到規則、制度、管理、標準共150多處，整個綜合改革方案就是圍繞這些來進行的。

上海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浦東新區更是前沿陣地的排頭兵，以制度型開放為抓手，要求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瞄準更高目標，在自貿區制度創新經驗基礎上，在市場準入、數據交易、商事調解、金融開放、商品和要素跨境流通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開展賽前分析性制度創新和開放，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重要示範引領。

如今，在新發展階段，我們的對外開放更加主動，更加契合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已經轉向全面自主、均衡的制度型開放；同時，從對內的體制機制改革轉向對外的積極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

近年來，我國自由貿易區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力度不斷加大，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地積極對接CPTPP、RCEP、DEPA等高標準貿易規則，積極開展國際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規則對接先行先試。

提煉出來可供全國複製推廣的成熟經驗

新京報：繼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後，浦東是第二個以綜合改革試點的方式推進先行先試，這種改革方式有何特點？將發揮哪些作用？

魏建國：開展綜合改革試點是黨中央對改革方式方法的重要探索創新。2020年，中辦、國辦印發了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這次又印發了《方案》，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這些地區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示範引領作用的高度重視。

我認為，綜合改革試點最顯著的特點有三個。首先，《方案》瞄準浦東新區具有改革場景、具備率先突破條件的關鍵領域，在制度型開放、科技創新、人才發展、營商環境、城市治理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實質性舉措。

其次，突出了落實的協同聯動和精準有效，這表明我們的高水平開放不再是零敲碎打，而是整體式的、全方位的、立體式的各部門協調推進。《方案》通過開展綜合改革試點，配合相關領域的協同放權和協調支持，有利於實現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之間的任務直達和政策直通，能夠明顯提高試點任務落地的效率和效果。

此外，突出了經驗的借鑒吸收和複製推廣。試點地區既立足實際開展差別化創新，也注重互學互鑒。其他綜合改革試點地區探索出來的經驗做法，如，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加強外籍人士證件審批集成等，需要拓展到更多場景的，《方案》均予以借鑒和深化；浦東新區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行得通、幹得成的舉措，也要及時總結提煉和複製推廣，更好發揮試點地區相互促進和對全國的引領帶動作用。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和之前的深圳綜合改革試點，目的就是要提煉出來可供全國複製推廣的成熟經驗。

新京報記者 陳琳

編輯 樊一婧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