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的作品，為何對人文藝術充滿敵意

原標題：伯恩哈德的作品，為何對人文藝術充滿敵意

除了對奧地利社會的批判外，伯恩哈德也經常在作品中對文學藝術進行批判。這其中有些是創作所需的言辭，有些則是伯恩哈德本人流露的真實想法。與其觀察社會的方法一樣，伯恩哈德也厭惡那些故作華麗、虛浮平庸的藝術。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2024年3月22日專題《湯馬斯·伯恩哈德：看，那些活在鏡子裡的人》中的B08版。

厭惡僵化的批評體系

奧地利維也納，是公認的藝術之都，尤其在音樂和繪畫方面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底蘊，同時，作為德語國家，奧地利也深受德國哲學的影響，可以說無論從藝術還是哲學角度來看，維也納都是一個充滿人文底蘊的城市。但就是這樣一座城市，與其相關的藝術家和哲學家，幾乎被伯恩哈德在書中罵了個底朝天，伯恩哈德經常在書中使用「廉價的」「毫無價值」「愚鈍」「通俗煽情之作」來形容他們，被伯恩哈德在書中譏諷過的人，包括赫特格爾、莫紮特、提香、施蒂夫特、倫勃朗、巴赫等。

對於伯恩哈德在書中所展現的這些觀點，一般認為並不屬於作家本人的觀念，只是出於塑造小說人物的需要。但是以伯恩哈德的寫作風格和相關的採訪資料來看，其中大部分看法雖然出自小說人物之口，但的確也是伯恩哈德本人看待他們的觀點。例如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赫特格爾，伯恩哈德在《曆代大師》中稱他是「阿爾卑斯山前的弱智者」，「赫特格爾的方法是肆無忌憚地把別人的偉大思想變成自己的渺小思想」，「一頭不斷懷孕的哲學牡牛，被放牧在德國的哲學里，然後幾十年里在黑森林排泄出一攤又一攤具有誘惑性的俏貨」。這些言辭可謂難聽至極。有評論者認為其實伯恩哈德本人是受到過赫特格爾的影響的，但在生前的採訪中，伯恩哈德公開否認了這一點，並且使用和小說中差不多的句子繼續對這個德國哲學大師發起攻訐，「他什麼都沒有哺育我……那些詞彙在赫特格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他什麼都不是，他只是肆無忌憚地吞嚥別人已經搗碎的水果」。

伯恩哈德厭惡的另一個人則是經典作家湯馬斯·曼，「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作家，面目可憎，平淡無奇，只為小資產階級讀者寫作。那隻會讓小資產階級感興趣，他所描述的那種環境，平淡而愚蠢」。伯恩哈德厭惡這類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原因，從他作品和採訪中流露出的其他信息中可以找到一些規律，他厭惡湯馬斯·曼是因為在他看來，曼的小說題材總是與上流社會相關，是一個帶著官方氣息的作家，他厭惡赫特格爾的原因則是這位哲學家已經被全世界的人文學者視為神明，所有人都從赫特格爾那裡挖掘思想，讓赫特格爾具有了難以動搖的權威性。

在小說《曆代大師》中，可以視為伯恩哈德化身的雷格爾所厭惡的也正是這一點，雷格爾每天坐在藝術博物館里欣賞畫作，試著找出每一幅大師傑作中的缺陷，否則雷格爾就無法忍受這些東西；雷格爾同樣無法忍受的還有所謂的維也納的人文教育氣息，他說每天自己坐在那裡就對維也納的藝術氛圍感到絕望，一群老師帶著學生來參觀博物館，給他們講述這些作品為什麼偉大，將那些思想硬生生地灌注到空白的腦袋里，而不是讓參觀者自己去體會。一個作品為什麼好，一個藝術家為什麼偉大，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提前印刻在每個人的腦袋里，在這樣的一個城市里，貝多芬是偉大的，莫紮特是偉大的，丁托列托和倫勃朗都是偉大的，人們不會對此發出質疑，但也說不出其他新穎的、關於某個藝術家為何偉大的新論。藝術創作的等級劃分已經在維也納的歷史沉澱中形成甚至僵化。因此，小說中的雷格爾——以及伯恩哈德本人——才會不斷重述奧地利人的思想已經愚鈍且麻木這樣的觀點。可以說其根本在於，伯恩哈德無法接受不經思考便已成定論的藝術史權威體系。

藝術不過是

為自己牟利的幌子

當然，這也只是伯恩哈德在小說中表達的文藝理念中比較表層的一方面。小說里的雷格爾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危險境地，每天坐在博物館里的他，無法忍受那些每次進入博物館只為了看一幅畫，凝視很久而後侃侃而談的藝術專家，但同時，他也無法忍受那些隨心所欲、每次進來後一股腦將所有作品都觀賞完的遊客。從小說中對叔本華的引用以及雷格爾對伊爾西格勒的「培訓」可以看出，雷格爾更在意的或許是藝術品在生命中所產生的真正效應，即叔本華所說的生命意志，而非外在的概念與評論體系。「聽伊爾西格勒對一個一無所知的參觀者講解一幅畫，會讓人感到真正的快樂，他在解釋藝術作品時從不喋喋不休，他不是個誇誇其談的人，只是一位謙虛的啟蒙者、講述者，他讓藝術作品向其觀賞者敞開，而不是通過胡說八道將其封閉……自然伊爾西格勒所講的一切都來自我，他自然不會有他自己的東西」。

雷格爾自己也是用這種方式去觀看藝術作品，但他自己陷入了另一種危險境地中。雷格爾拒絕外部固有的藝術評判概念，用自己的生命去感受這些藝術品，雷格爾每天都這樣做，一是為了從家庭俗世中脫身，另一個則是要在這些大師藝術品中找到缺陷。在《曆代大師》的故事里，雷格爾最終發現，他生命的核心其實完全不是這些所謂的大師，而是自己剛剛去世的妻子。

雷格爾的性格在小說中其實也頗具有暴君式批評家的模樣，他對於諸多藝術品的見解，以及堅信自己教給伊爾西格勒的東西是最好的東西之類的看法，其實未嚐不是在構建一個更為強硬的批評體系。但是雷格爾去世的妻子完全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她對丁托列托完全不感興趣，對於雷格爾欣賞的一些畫家也有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藝術史博物館里，雷格爾和自己的妻子因為對藝術品不同的見解而相識相愛，而雷格爾從妻子那裡獲得的，則是對於藝術與存在之間聯繫的生活感悟。小說最後，雷格爾選擇和「我」一起去看一場明知糟糕透頂的喜劇，「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而雷格爾釋然地表示「分享這反常的瘋癲帶來的樂趣吧」。在這樣的結局中，之前一切關於藝術的討論都變得次要了，重要的事情變成了存在與生活本身——這也是伯恩哈德經常流露出的一個觀點。

雷格爾不能接受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藝術品，因為它們象徵著與世俗世界不同的精神，他同時也不能接受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權威的藝術大師，因為這種概念會剝奪掉生命詮釋藝術的自由。在《曆代大師》中，伯恩哈德很深刻地探討了藝術與個人存在之間的關係，藝術是為個人存在敞開空間的，而不是讓個人存在來填充藝術內涵的。而在藝術與社會的關聯中，伯恩哈德則將藝術擺到了更加次要也更加悲觀的位置上。如果說《曆代大師》所探討的是普遍的藝術與人的關係，那麼《英雄廣場》中所批判的就是對應著奧地利與世界現實的藝術與人的關係。

在這部戲劇中，自殺教授的兄弟羅伯特教授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人物。他的言談揭示了伯恩哈德所厭惡的藝術平庸化的過程。戲劇中舒斯特教授因為無法忍耐英雄廣場上迴響的納粹歡呼聲而自殺，同樣知曉這一點的羅伯特教授卻可以平穩地活下去。他並非沒有善惡與是非的觀念，但是，「音樂之友協會的音樂會上/觀眾是清一色的納粹/這也沒有讓他在那裡如坐針氈/羅伯特叔叔仍可以傾聽貝多芬的音樂/而不會想到紐倫堡的帝國黨代表大會」。羅伯特知道當時的社會存在著不公平和危險的現象，不過羅伯特覺得，既然過去的抗議都是無用的，以後也不會有什麼用，他早已經放棄了現實的抗爭，還不如安安穩穩地過完下半輩子。藝術與現實的關係是很多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伯恩哈德也曾經表示過他不是很喜歡那類為藝術而藝術的東西，在他的作品中你能看到很多針對各種藝術家的批判卻罕有真正的欣賞之詞。

其實藝術品與現實之間的關聯並不重要，無論是《曆代大師》還是《英雄廣場》包括伯恩哈德自己的發言，其核心都並不在於探討這件事，伯恩哈德也完全沒有心思構建這種新的文學批評觀點。藝術本身便不只有一類誕生渠道。只是在現實中，為藝術而藝術，以及純藝術之類的觀念通常會成為一個人為自身的孱弱與麻木進行辯白的藉口，將藝術創作過程中的純藝術理念塗抹到了自身生活的滑輪上，以此轉向避開那些艱難的現實責任與選擇。更有甚者，會將這些當作藝術品位高人一等的依據，或者憑此在現實的文藝界中謀求利益。這些都是伯恩哈德在作品中大量涉及藝術時所要批判並摧毀的面具，他對如此眾多的藝術家和思想學者充滿敵意的原因，是他厭惡借此衍生的社會文化秩序，在那裡，人人都以人文思想為幌子做著市儈商販之事，人人都以需要聆聽音樂為藉口，關上了英雄廣場旁邊的百葉窗。

撰文/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