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運煤車，開到女兒的畢業展

    舊卡車20多歲了，車漆脫落，車身滿是鏽跡。按照國家標準，它本應在8年前就被回收、拆解、銷毀。

    李晴把它運到了北京，裝飾好，在中央美術學院里展覽，作為她的畢業作品。關於這輛卡車，她記得父親曾說，「你就是靠它讀的大學」。

    舊卡車以前沒有名字，在山西省陽泉市，它運煤、運水，和村里30多輛卡車一起，灰頭土臉著，也維持著人的生活。今年5月，它有了名字，叫《被黑簇擁的藍》。車斗里貼上馬賽克瓷磚，裝滿水，水倒映著天的藍，飄著彩色的泳圈。

    「‘黑’是煤炭，‘藍’是建立在‘黑’之上的美好明天。」李晴在村里廢棄的煤礦完成了她的作品，其中還包括一些照片和影片。她在中央美院實驗藝術與科技藝術學院讀書，作品中會用到各種創作材料。在畢業前夕，她想致敬父親，也期待父母能更理解她的專業。

    很多社交媒體上都能看到有關這個作品的解讀、報導，還有很多網民分享看到這輛車的感受。有人說這輛車讓她想起了靠板車賣滷菜、養活一家五口的母親。還有人從中感受到藝術的魅力，「藝術是夢，是回憶，是和你聯繫的一切」。

    李晴和卡車同歲。她記得小時候，父親李建堂在老家煤礦運煤，回家時洗完臉、衣服，水都是髒的。靠拉一噸噸煤，李建堂在陽泉市買了房，李晴幼兒園就在市里讀，寒暑假時回村住。

    她還有兩個姐姐，一家五口常擠在卡車的駕駛室里。過春節，父親開卡車捎人去拜年，寬敞的車斗里能坐十幾個人。後來，煤礦關了，父親給缺水的村子拉水、送水，收入支撐女兒學藝術的費用。「如果沒有這輛卡車，就沒有我的今天。」李晴說。

    設計這件作品，她準備了半年，設想過很多方案，比如：用煤炭堆一個倒立的「礦井」，投影煤薩克達人的形象；和父母互相寫信，卻把每個字拆成筆畫來讀，體現與親人溝通時的「言不達意」。最終，她選中了父親的舊卡車。

    她爬到車斗里，透過駕駛艙後的玻璃，拍下父親開車的場景，玻璃上積攢的灰塵，是她為父親艱辛工作找到的註腳。李晴還想過，在車斗里放上煤、家庭的舊物、照片，種上莊稼，或者搭建梯子，表達父親和卡車支撐她走到今天的意思。

    最終，她和老師一起定下了方案，卡車鬥改成泳池的模樣，戴上黃色安全帽、臉上塗黑的煤薩克達人泡在水裡，對著鏡頭比「耶」，露出白花花的啤酒肚，時不時發出笑聲。

    李晴說，家鄉水資源不富裕，很多煤薩克達人從礦井上來後都想著用有限的水洗乾淨，而不是用水娛樂。「希望自己能做出來一些東西，讓他們也能享受到。」

    那些從地殼深處開採出的黑色的物質，她最熟悉的煤炭，不僅維繫她的生活，還給她很多藝術上的靈感。

    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期間，她創作的一個作品《請給我一個太陽》：把煤炭和植物放到密閉的亞克力盒子裡，煤炭燃燒產生熱量供植物生長，植物光合作用產生的氧氣助煤炭燃燒。「就像我跟父親的關係，互相給予。」

    陽泉作為全國最大的無煙煤生產加工基地之一，有著天然的資源優勢。20世紀六七十年代，陽泉人將煤炭、耐火材料、硫鐵礦運往上海，返回時帶著時尚服裝、單車等。一時間，陽泉成為晉東地區最熱鬧的城市，被譽為「小香港」「小上海」。20世紀80年代，鄉鎮煤礦企業也快速發展起來。

    李晴的家鄉牽牛鎮村位於陽泉郊區，四面環山，有著1000多年的陶瓷發展歷史。李建堂原本在陶瓷廠工作，1996年，工廠關停，他成了一名運煤工人。

    他記得，那時村里200多人在煤礦上班，男人挖煤、賣煤、運煤，女人負責費用結算、給礦燈充電。下了班，人們去商店、飯店消費，「每天紅紅火火」。

    那時，靠拉煤，李建堂一年能掙幾千元，「收入在中等偏上水平」。2000年，李建堂花兩萬多元買了一輛二手貨車，同在這一年，他有了三女兒李晴。

    在李晴的記憶里，家對面煤礦的煙囪總飄著煙。煤礦上班的人多，村幹部會用大喇叭通知村民領東西。

    富足與風險同時到來。李建堂回憶，村里幾十輛卡車行駛在路上時，煤塵四處飛揚，人的鼻涕都是黑的。衣服洗完晾曬，風一刮，粘上一層煤灰。原來村里有一處河道，挖煤後，河道里的水被汙染，不能飲用。李晴還聽父親提起過，有同鄉因礦上的事故遇難。

    2010年年底，山西省30萬噸以下小煤礦全部淘汰關閉。

    李建堂說，2011年以後，煤礦關了，村里的空氣變好了，但人也少了。年青人去北京、上海當保安、網約車司機、服務員，老年人坐在空蕩蕩的村莊里曬太陽。

    李晴考到北京上大學，跟同學討論當代藝術，四處看展覽，更感到一種「落差」，「陽泉只有一個展覽館，大街上的年青人也很少」。

    李建堂漸漸衰老。常年開車，他落下了腰痛的毛病。車也老了，鄉村小路顛簸，人來回晃動，刹車時，李建堂要咬緊牙，使勁把手刹往後拉，車發出刺耳的響聲。

    過去，李晴曾拍攝父親裝水、運水的工作，她擔心過把衣服弄髒，並為自己的擔心感到羞愧，「我父親每天都這麼幹活兒」。

    李建堂靠拉水每個月只能掙兩三千元。在李晴的記憶中，父母一直很節儉，什麼都捨不得扔，吃剩飯，衣服穿破才買新的。姐姐買的按摩椅兩人很少用。他們的日常生活有些枯燥，母親在家裡待著，父親唯一的愛好就是下棋。「他們已經習慣了吃苦，身體和思想都停留在那個時代。」

    這對父母卻把女兒托舉到了藝術的世界。小時候，李晴喜歡動漫，立誌當一個畫家，母親便給女兒報了培訓班。上課時，聽老師說考上中央美術學院就能當畫家，李晴又想走藝術特長生的路。

    「特長生花費大。」李建堂起初有些猶豫，但最終還是決定支持女兒。「孩子願意幹的事是珍貴的事。孩子高興，我也高興。孩子不高興，我心裡也難受。」他說。

    為了支持女兒學藝術，李建堂更賣力地工作。李晴回憶，父親那時經常早上五六點就開著卡車出去拉水，到晚上才回來。但李晴第一年高考文化課沒過線，她想複讀，親人都覺得風險大，只有父親支持她，「只要付出就有回報，她願意的事就好說」。

    第二次，李晴沒讓父親失望。得知她考上中央美術學院時，李建堂很高興，他說：「這是這個專業的最高學府。」

    李建堂貸款3萬多元交上了女兒的學費。知道父母不易，李晴在學校很努力，她帶著作品走進上海、北京、綿陽的藝術展，獲得過十幾項榮譽和獎金。她給父母買了兩部新手機，剩下的錢用於畢業創作、還貸款。業餘時間，她還在學校勤工儉學，騎著輪滑車給同學取快遞，掙零用錢。

    「她優秀，我們幹活兒也有勁。」李建堂語氣里透露著自豪。不過，他和愛人都不瞭解女兒的專業，也不知道實驗藝術是做什麼的。

    聽說女兒要把卡車車鬥改造成泳池，他的第一反應是「胡鬧」。 但聽到女兒說「不改裝我就畢不了業」，他只好妥協。

    雖然不明白這麼改造的意義，但他能感覺到，女兒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李晴記得，改造過程中，有個村民站在自家房頂上，看到這一幕，問李建堂「在幹啥」？父親自豪地說：「我這輛車要去北京了！」

    還有一次，父親開車遇到村委會主任，興奮地說，「你看後邊，看後邊」。然而人家並沒有看，讓他趕緊把廢棄的卡車處理掉。

    改造完成後，李晴邀請當薩克達的表哥和他的同事進入「泳池」玩耍，表達一種「回饋」的意思。她希望自己的作品，「為我的父親和家鄉去做一點事情」。

    拍攝那些工人時，李晴沒有給他們設定動作，而是讓表哥拍下他們最真實的狀態。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作品展出後，有人評論，「為什麼這些煤薩克達人的身體這麼白？」「他們就覺得薩克達應該黑不溜秋，完全沒有想過，他們（工作時）不接觸太陽，相比其他工人確實要白一點。」

    看到網上的各種評論，李建堂夫婦倆「有點理解」女兒的專業了。

    在中央美院今年的畢業展覽中，實驗藝術與科技藝術學院學生的作品共有40多部，其中很多作品都引發人對自我探索、家庭教育的思考。但學院最終還是把一個一等獎名額給了這輛象徵「過去」的舊卡車，另一個則給了探索未來人工智能的作品。

    老師向李晴解釋：「它引起了更多人共鳴和思考。馬賽克的藍色、安全帽的黃色，在一種社會洪流下，呈現出一種歡樂的基調，給人以力量。」老師還鼓勵她，逐漸形成自己的創作語言，把家鄉的人展現給更多的觀眾。

    這也是李晴一直在思考的，「我生在鄉村，有自己的特殊性」。學校組織學生去村里調研，十幾個人擠在一起打地鋪，蟲子多，也沒有空調，很多同學受不了，但她覺得沒什麼——小時候，她經常上爬滿蛆蟲的旱廁，也習慣了屋裡零下幾十攝氏度、等待煤炭燃燒起來時的寒冷。相比環境好壞，她覺得「只要能幹我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

    但她終究只有20多歲，作品展出也意味著自己的人生袒露在公眾前，「我就是這樣一個沒有背景、也沒什麼經濟實力的人」。說著，李晴想到了父親，並因為自己的這種想法忍不住掩面哭了。很快，她恢復了平靜。「只是說出來有點難受，後面也覺得沒什麼了。反正我有能力、我優秀，沒關係。」

    畢業展覽結束後，李晴又帶父親的卡車去了北京另一處展覽，秦皇島的阿那亞戲劇節也向她發出了展覽邀約。 「我帶爸爸的車去了更遠的地方。」她在朋友圈里寫道。

    獲得本校推薦免試研究生資格後，李晴選擇鄉村美育、社會振興的讀研方向。她還不太瞭解這個專業的收入前景、就業方向，但本能地覺得適合自己。

    「基於鄉村現在的面貌，去做藝術創作，賦予它們藝術價值。」這是她打算為父母和家鄉做的下一件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7月03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