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博戲劇，對場地環境、創作心態有要求｜業內說

正如北京李大釗故居、宣南文化博物館等一系列名人故居、博物館一改往日莊重、嚴肅的形象，紛紛推出沉浸式導覽解說、劇目，真正讓館尼雲物活化起來的同時，也重新定義觀眾觀展的體驗感。與傳統的戲劇相比，沉浸式導覽劇充分發揮故居和古建築的優勢，打破傳統舞台與觀眾間的「隔牆」，觀眾置身於場景氛圍之中，能夠與劇中角色「零距離」——忽而是欣賞劇作的看客，忽而又化身為劇作中的角色。

創作目的：輔助觀眾記住展覽內容

宣南文化中最輝煌的一章，應該是曾居住在這裏的士人們，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國家的興亡，為了民族的昌盛所表現出來的報國情懷、變革精神和犧牲勇氣。自明清以來，這裏聚集的士人眾多、活動空間緊湊、延續時間長久，是地處京師、士鄉所形成的文化學術平台。

《宣南往士》導演袁子航回憶創作之初時坦言，當接到西城區文物保護管理中心給到的這一命題時，倍感壓力。當自己第一次沉浸到宣南文化博物館「風聲、雨聲、讀書聲——北京宣南士鄉歷史文化展」的展覽之中，又覺得最初的壓力瞬間便轉化成了動力，創作狀態變得興奮起來。「長椿寺作為一座有著四百多年歷史的古建築，這裏先天的空間優勢對於創作者而言，無論從藝術展現空間，還是創作空間都是無比巨大的。同時，宣南士人文化中，近代以來影響中國歷史前進的人物莫不與此地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裏出現過的歷史人物，發生的歷史故事數不勝數，因此以什麼樣的形式詮釋‘宣南士人文化’這一主題都不是問題。」

袁子航認為，雖然士人雅集作為傳統士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交流方式，推動了北京宣南士鄉文化的形成，但到了晚清時期，宣南士人雅集更重要的目的是闡發經義、傳播學術，進而改變社會風氣。若站在觀眾的角度，創作者一開始並不需要深究歷史上那些著名士人的一言一行。「如果觀眾能通過看展覽記住一些歷史人物，再通過我們將這些人物故事演給觀眾，哪怕觀眾能記住一句話、一個片段、一個事蹟，或許當他們再來看展的時候，就會產生一種全新的心理狀態。」

近年來，宣南文化博物館一直在文物活化、沉浸式感受宣南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不斷探索與嘗試，從去年的「雙節」期間，舉辦「月滿長椿 梨韻仲秋」沉浸式遊園活動，到2024年世界讀書日期間特邀「宣南往‘士’」演出團隊化身NPC，打造深度參與式的文化體驗活動，其實都給袁子航以及《宣南往士》創作團隊巨大的創作空間。推翻傳統劇作諸多線性敘事的創作模式，根據劇情需要融入了相聲、曲藝、彈琴說唱、流行歌曲等表現形式，主創希望以一種歡樂的姿態將宣南文化展現給觀眾。「通過演員的表演，不僅將部分展陳的內容進行了還原，觀眾還能深刻地記住某些瞬間，在自媒體時代下，再通過他們的手機短影片進行二次、三次的傳播，也讓更多人知道《宣南往士》與宣南士人文化。」

同樣作為李大釗故居沉浸式導覽講解《守常先生》的導演，袁子航則認為，與《宣南往士》相比，李大釗先生作為當之無愧的革命領路人，這部作品的創作從內容上，首先要遵從史實，創作態度需要極為的嚴謹。《守常先生》集中展現的是1920年-1924年，李大釗在北京家中生活期間，最集中且充滿戲劇衝突的事件濃縮，讓觀眾在故居看完展覽之後，通過沉浸導覽解說再進行一次情緒上的提升。

創作手法：「潛入深出」的表達形式

相較於傳統戲劇，沉浸式戲劇在觀演元素空間、觀眾、演員這三個方面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宣南往士》這部沉浸式導覽劇中，觀眾、演員，以及宣南文化博物館的展陳，三者要融為一體，在觀劇時，觀眾作為觀賞者或者暫時的表演者存在於戲劇中，不論是什麼身份，觀眾與演員之間會存在交流，只是這種交流有時是間接的，有時是直接的。

《宣南往士》與《守常先生》這兩部沉浸式作品，演出過程中都會距離觀眾非常近，因此很多觀眾都察覺不到身邊的那個人就是演員。而演員常常需要在戲中跳進跳出，既要照顧角色的需要，又要隨時應對觀眾的反應，進行即時的互動，「當我們演員習慣了這種演出中的互動交流方式，反而覺得這種方式深受觀眾喜歡。我們也會選用一些當下流行的熱梗來與觀眾交流，當他們記住了這些梗與一些片段後，也就記住了劇中的人物，這種‘潛入深出’的方式，會吸引他們主動拍攝一些互動小影片，發給身邊的家人、朋友，由此又會吸引一批新的觀眾預約來到博物館感受我們宣南文化。」

《宣南往士》涉及歷史人物與事件眾多，也被袁子航看作是一部多樣式的劇本。據他透露，這部作品的劇本創作前期，沒有動筆寫之前，便進行了兩個月之久的討論——劇中人物的時間背景從明末跨越至民國，如何讓觀眾在一個視角下將整個展覽逛完，這是最初擺在主創團隊面前最大的問題。

最終，《宣南往士》以由宣武門石額幻化的白鬍子神仙「石額公」為主要講述者，另一個視角則是進京趕考的晚清舉子「弘生」，兩個虛構的角色引導觀眾走入各個展廳。觀眾在石額公和弘生的引領下，看學論道，賞筆墨丹青，聽公祭楊椒山，瞭解清末「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等歷史事件，讀宣南報業發展變遷史，沉浸式感受文人才子及熱血青年的家國情懷。袁子航解釋，「石額公」在宣武門城樓之上將近六百年，一直俯瞰著這片熱土，而歷史上所有的士人學子來京，也必須經過宣武門，因此宣南的士人，「石額公」都認識。而時間點以1895年為起點，在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影響中國近代史的事件：如甲午戰敗簽署《馬關條約》；康有為入京會試聯同十八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並組成強學會；在宣南的後孫公園創辦《萬國公報》，成為北京第一份由中國人創辦的近代報紙，以此為起點，石額公和弘生帶領觀眾開啟跨越百年的宣南文化之旅。

袁子航認為，由於宣南文化博物館展陳內容太豐富，即使每一輪《宣南往士》演出都有全新的角色加入其中，但截至目前，劇目相關歷史內容的挖掘工作，甚至還不到博物館展陳的十分之一。「就算《宣南往士》在宣南文化博物館里再演十年，都不一定能把這裡面的人物與故事挖掘完。」袁子航表示，以個人的能力肯定不能完成如此龐大工作，但在他身後還有一支龐大的演出隊伍——西城區文保劇社，《宣南往士》中的數十名演員均來自這裏。

據袁子航介紹，文保劇社的構成主要由國家一級演員、職業演員以及一部分對戲劇感興趣的群眾演員組成，目前已擁有1000多人，而想在劇社深度體驗，挖掘《宣南往士》這部作品文化內容的演員，目前有100人以上。為此劇社還推出了一個「士人喚醒計劃」，將宣南歷史上出現過的數百位士人歸納起來，讓一些對某位士人感興趣的社員將其「喚醒」，帶回家中進一步地深入研究。「很多士人在網上的資料非常有限，學員便會主動走進圖書館查古籍，自行購買一些書籍去研究這個人。未來我們計劃將他們研究的成果以影片的形式推出，讓更多人瞭解宣南的士人文化，同時，通過這些資料的研究，也為我們《宣南往士》的故事不斷地更新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創作挑戰：成為趨勢同時也有許多限制

沉浸式導覽劇可以一舉改變傳統博物館講解「你講我聽」的參觀模式，把展覽內容用戲劇體驗的表現形式，通過創新方式，將其建築價值、精神價值與文化價值一一傳遞給觀眾。

博物館裡面的「沉浸式」演出成為一個熱詞，但從專業的角度來說，在博物館里進行沉浸式戲劇演出，還是會受到一些客觀限制。在宣南文化博物館館長張麗娜看來，宣南文化博物館之所以能夠將《宣南往士》這部沉浸式導覽劇做成功，其實是將博物館的劣勢變成了自己的優勢。她進一步解釋說，相較於很多大型的專業博物館而言，宣南文化博物館的劣勢在於自身的文物展品非常有限，如果按照傳統博物館參觀模式運營，其實不太容易吸引更多的觀眾。把這一劣勢轉化成為優勢，推出《宣南往士》這樣一部沉浸式導覽劇便彌補了原有的不足，進而還成為區別於其他博物館的一大特色。「隨著博物館熱，讓很多人開始喜歡博物館，這裡面肯定也會有因為戲劇走進博物館的群體，從而又進一步地感受瞭解到宣南文化。」

從博物館遊覽體驗的角度，張麗娜認為，博物館里看沉浸式演出未來肯定會成為一種趨勢，但同時一定也會受到很多的限制。「相較於以文物展品為主體的傳統博物館，側重於讓參觀者更多地沉浸於文物，宣南文化博物館則本身就擁有全北京最好的‘舞美’——長椿寺，與其他博物館將文物活化，演出與文物分開相比，我們的演出都是由真實場景構建而成，觀眾只需站在展陳的文物旁邊，便可觀看一部沉浸式導覽劇，這種體驗對於走進博物館的觀眾而言，無疑是最好的。」

從創作者的角度，導演袁子航則認為，「博物館里看戲」的趨勢一定是存在的，但想要在短時間內實現大範圍普及，或許這中間還是需要一定的過程。若想真正在博物館里做一部戲劇，其實對於環境以及舞台設備的要求非常高，像《宣南往士》這部作品，需要在長椿寺2000平米空間完成無死角的音響覆蓋，幾十人的服化道都要具有專業性與可考性，這些除了演職人員自身的決心與情懷外，自然離不開上級領導要把《宣南往士》這部劇持續做下去的決心與魄力。

「通常博物館里的導覽類作品，一場表演下來，音響覆蓋最多一個房間30到50人。若以此為標準，像在宣南文化博物館這類博物館進行演出，就得進來一批觀眾，演員就要給他們演一遍。一個房間里的一段劇情重覆地演，便不可能形成一部完整的戲劇作品，因此這就需要博物館下更大的決心，將劇目與博物館設定成一個整體，在固定時間段，讓演員從頭到尾引領一撥觀眾完整地享受劇目的觀演，這個難度可能是目前很多博物館很難達到的，也需要他們進行更多的嘗試與探索。」

新京報記者 劉臻

首席編輯 田偲妮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