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通俗經濟學家羅伯特科蘭克：AI將加劇貧富分化

AI時代將如何改變生產關係？「雞娃」為什麼是個體父母小聰明導致的群體父母的愚蠢？而在這一切的背後，行為傳染效應又能如何指導定製更有效的政策？7月17日，通俗經濟學家羅伯特科蘭克在與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的連線對話中回答了上述問題。

羅伯特科蘭克自1972年起在康奈爾大學任教，他與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共同所著的《微觀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原理》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材之一，其本人還撰寫了經濟學暢銷書《牛奶可樂經濟學》、《行為傳染效應》等。

本次採訪中，羅伯特科蘭克闡述了他對許多當下熱門問題的理解，包括AI會利好擅長解決新問題的人才，但會淘汰常規工作者，從而導致「贏家通吃」和更強烈的貧富分化現象，社會必須為AI創造出的額外財富想出更合理的分配方案；父母「雞娃」會導致學區房價格上漲，不利於全體父母，應該對此進行政策調控；向汙染企業收取碳排放稅是比勒令企業關停或停減產更好的環保措施。

關於AI：將加劇財富不平等趨勢 對社會有負面影響

新京報貝殼財經：當前AI發展迅速，這對經濟社會可能會有怎樣的影響？

羅伯特科蘭克：在過去幾百年中，類似的發展曾多次發生，這些變化往往對人們的生活產生戲劇性般的影響。一般來說，除非新技術能增加產出，否則我們不會採用它。當我們在裝配線上使用機器人來增加產出，當我們從馬車轉向汽車，所有這些都使產出更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在每個階段都有贏家和輸家——這一過程中，生產馬車的人是輸家，生產汽車的人是贏家。

人工智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不同類型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過去的自動化發展往往有利於擁有資本的人，不利於提供勞動力的人。而現在從事數據驅動或語言驅動任務的人會處於收入分配的頂端，許多人現在會因為人工智能的影響過得更糟。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報社記者，也許人工智能會讓你的未來看起來不那麼樂觀，可能會有一台機器來寫你本來會寫的文章。我的一個兒子是學計算機的，他為一家報社管理一個大型團隊，現在他能把本來得僱人來做的編碼任務交給人工智能做，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低級別的程序員，你的就業前景就不那麼樂觀。但如果你是一個創新者，是一個設計解決困難問題方案的人，人工智能可能會使你的未來前景更好。

總的來說，人工智能將加劇我曾在另一本書中描述的「贏家通吃」現象，技術能使那些無論做什麼都最優秀的人擴大他們的影響力，這也將大大加速我們長期看到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趨勢，無論用什麼衡量標準，這對社會來說都是一個負面的結果，我非常擔心這一點。

AI會改變生產關係——特別擅長解決新問題的人將能夠比以前獲得更高的溢價，而做常規任務的人將比以前的價值更低。所以，我們的社會需要找出如何把AI帶來的更多GDP以符合社會需求的方式分配，這不會自動發生，我們需要採取政策一步一步實現這一點。

關於「雞娃」：個體父母的聰明 成了全體父母的愚蠢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的新書《行為傳染效應》中文版近期已經發售，什麼是「行為傳染效應」？

羅伯特科蘭克：行為傳染是社會科學家用來描述行為和態度常常以「類似傳染病傳播」的方式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術語。我認為這是對理性選擇理論的一個友好修正。我們經常模仿他人，或者受到他人想法的影響，僅僅因為生活極其複雜，沒有人擁有成功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所需的所有相關信息。因此，他人的行為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線索。有時我們會模仿不良行為，不過總的來說，受他人影響更能適應社會，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一些例子，比如吸煙或欺淩已知都具有傳染性，儘管它們有負面後果。有趣的是，關於行為傳染，我們大多數人都接受其他人會影響我們，但沒有考慮到我們的行為也會影響他人。如果我決定吸煙，那意味著我所在的每一個群體中吸煙者的比例都會更高，這意味著那些群體中的每個人更有可能開始或者繼續吸煙。因此，當我吸煙時，我以這種方式傷害了他人，很多人忽略了這一影響。我在書中提出的主要論點是，通過考慮這些影響，我們可以設計政策，使人們關心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他人。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在書中提到，1950年代美國父母存在「雞娃」問題，而中國父母也面臨類似的情況，你認為應該怎樣妥善解決這一問題？

羅伯特科蘭克：是的，你描述的這種「雞娃」的力量非常非常強大，而且不僅在中國。南韓的中產階級父母會花費大約50%的收入培訓孩子考試，就為了他們能上更好的大學。我們知道，每個父母自然都希望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他們能上最好的學校。但我們也知道，好學校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只有少數學校能排在前5%，每一個父母都希望孩子能進前5%的學校，但問題是，只有5%的孩子能去那些學校。

我曾在幾個國家生活過，所以瞭解更多關於其他國家的信息。一般來說，更好的學校位於更昂貴的社區。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父母，你想把孩子送到儘可能最好的學校，買最好的學區房，就意味著會為了高薪金冒更高的風險，但當每個人都這麼做時，學區房價格就高了，而且有一半上不起好學校的孩子仍然上不起。所以，（拚命買學區房）就是對個體父母來講聰明，但對全體父母來說卻愚蠢的一個行為例子。就像看演唱會時每個人都站起來，並不比每個人都舒適地坐著看更好。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尋找可能的方法來規範個人行為，以防止我們做出對個人聰明但對所有人愚蠢的事。這可能意味著平衡學校預算，不允許來自更昂貴社區的稅收資助更好的學校，把稅收收入平均分配給所有學校，或者採取其他步驟，但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問題，我理解中國政府看待這個問題的緊迫性，因為雞娃問題會浪費資源，我們需要法律來規範這個過程，如果你因為想讓孩子不被欺負而讓一個6歲就能入學的孩子等到7歲再入學，而所有人都效仿，那孩子的上學年齡就會被一推再推，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呢？所以我們必須用法律來規範。

關於碳排放：如果早收取碳排放稅 將不會有全球變暖問題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非常關心氣候排放問題，並認為通過向汙染企業收稅的方式降低碳排放是比單純關停或限制汙染企業生產更有效的方法，為什麼？

羅伯特科蘭克：第一個闡述該經濟觀念的人是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汙染也是一個對個體有利但對全體有害的行為案例，由於清除溫室氣體排放很昂貴，因此個體會說，既然我自己的排放如此之小，我為什麼要承擔清除它們的成本？當每個人都這樣想這麼做，我們就產生了很多的溫室氣體。

庇古稅的理念是，企業排放溫室氣體不是因為喜歡排放，而是因為過濾溫室氣體很貴，而我們可以通過對排放的東西徵稅來激勵企業過濾。這個解決方案的吸引力在於，最容易去除溫室氣體的那些人（記者註：大型排汙企業）將盡最大可能去去除它們，因為對他們來說過濾的成本不會非常昂貴，如果必須排放溫室氣體，那麼就支付稅款來排放，但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會有動力開發新的清潔技術，培養更環保的習慣。

個人也是如此。在飲食選擇上，我們知道肉類消費與溫室氣體排放有更多的關聯。因此，通過徵收碳稅或汙染稅使肉類相對於植物性食品更昂貴，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緩慢地改變人們的飲食選擇，而且還能增強稅收。在吸煙的例子中，有反對聲音認為，即便我們征香菸稅，人們也還是會吸煙，因為尼古丁會上癮。但通過向吸煙徵稅，在行為傳染效應的加持下，由於同伴的影響，開始吸煙的人減少了，戒菸的人增多了。在美國，重度香菸稅將成年人的吸煙率從45%降到了現在的11%。以此類推，如果我們早就採取碳稅，我們今天就不會有全球變暖的問題。

如果大家抱怨額外增加的稅收，有一個解決的辦法：收集所有來自碳排放的稅收，然後把錢退還給人民。根據一項研究，50%的碳排放者是前10%的收入人群，所以富人排放了大部分，他們將支付大部分的碳稅，我們可以每月把稅收退還給低收入者，通過設計一個退稅計劃，讓90%的人口每月得到更多的現金回報，這將是一個政治上受歡迎的舉措。

新京報貝殼財經：一方面，由於行為傳染效應，政府可以設立更多規章制度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向好發展，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有自由表達的權利，如何看待這二者之間的「界限」？

羅伯特科蘭克：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認為我自己比大多數人都更關心個人自由，我非常不喜歡別人告訴我該做什麼，所以我非常理解那種衝動，但是除非你對其他人的權利完全麻木不仁，否則你會承認，當做某事對你幾乎沒有價值，而同時你的行為對他人造成巨大傷害時，你的自由就該停止了。

再以吸煙舉例，我吸煙增加了你吸煙的可能性，你可能會說，避免被我影響是你自己的責任，但這裏還有另一個考慮因素。如果你是父母，你希望你的孩子長大後成為菸民嗎？我從未遇到過希望孩子長大後不健康的父母，而吸煙與這個目標背道而馳。所以，我吸煙增加了別人家孩子吸煙的可能性，而那些孩子的父母卻什麼也做不了，難道我吸煙的自由比那些父母教育孩子遠離吸煙的自由更重要嗎？

這一情況下，對吸煙徵稅有可能會減少吸煙行為，同時還將減少對其他人的稅收需求，所以，如果一個吸煙者傷害了別人，就應該通過減輕別人的稅收負擔來補償吸煙者所造成的傷害，這就是我對自由的看法。你應該自由，只要你想做的事不會對他人造成不應有的傷害。

如果我們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生活會變得更好，但我們卻未能採取行動。例如，我們知道富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多的收入和財富，他們以對他們毫無益處的方式花費它，比如造更大的豪宅、辦更奢華的派對。我們現在正面臨很多解決起來成本高昂的挑戰，比如氣候問題、大流行病問題等，如果我們向那些花錢大手大腳的人徵稅，我們就能解決這些問題，為什麼我們不這樣做呢？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羅亦丹

編輯 嶽彩周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