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當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間清醒」

    對我來說，無論何時看到「史鐵生」3個字，就像看到一串開啟時空隧道的密碼，持有這串密碼，就可以自由穿越時空。不對，不是自由，而是每次穿越，都只能回到一個荒蕪的故園。那裡也許是地壇，也許是清平灣，也許是孩童嬉鬧的某條小胡同，但總歸是內心深處一個清澈、柔軟的地方，還有淡淡的絃樂流淌。

    第一次有這種穿越感，是2010年12月31日，史鐵生在那天淩晨告別了人世。到了白天，消息傳開，就有報社編輯給我打電話，說史鐵生去世了，讓我準備採訪幾個他的生前好友，寫篇「逝者」文章吧。

    我當時在做文化記者，領到任務就開始行動。文章似乎不難寫，但「史鐵生」這名字讓我開始恍惚，什麼時候集中大量讀他的文字？大概是中學時代吧。20世紀90年代，史鐵生作品在中學生的課外推薦讀物里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坐在輪椅上的形象，被貼上了「身殘誌堅」或者「不向命運屈服」的標籤。寫作就是對抗命運的一種方式嗎？少年時代的我真正讀進去，發現這些標籤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誤讀。史鐵生的文字沒有那麼鬥志昂揚，而是溫情的，憂鬱的，困惑的。他像每個年青人一樣，即使不是病痛纏身，對這世界也有太多的問題，找不到明確答案。

    這樣一位無數次思考過死亡的作家去世了，我才把他關於生死的文字彙集起來重讀，最後把他的這句話放在悼文的開頭：「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是2010年的最後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在翹首企盼新年，而史鐵生的「節日」提前降臨。

    一晃10多年過去，再次重讀也再次恍惚穿越，就是現在了。短影片時代，「史鐵生」這個名字竟變成了新的流量密碼。《2024年抖音讀書生態數據報告》顯示，史鐵生成了抖音最受歡迎的作家，今年上半年，史鐵生作品銷量同比增長44%，其中《我與地壇》的銷量就同比增長了357%。要是按年齡段看讀者數據，最愛史鐵生的是00後，也就是現在十幾歲到20出頭的年青人。

    贏得年青人的心，為什麼是史鐵生？或者，為什麼不能是史鐵生？知識界和文藝界的討論像是自問自答，又像是中年人試圖理解青年人的一場群體心理測驗。

    史鐵生是1969年去陝北插隊，1972年回到北京。雙腿癱瘓的時候，他只是個20歲出頭的青年。「插過隊的人想寫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寫插隊。」史鐵生把知青故事編排了很久，設計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諸葛亮式的人物、張飛式的人物，「結果均歸失敗」。小說不好寫，生活本身比寫小說更難，回到北京的史鐵生也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半個世紀前的年青人也想要一份穩定的工作，或者說，那時候的年青人尚不知「內卷」為何物，也無從想像更多元的選擇。「我仍然沒頭沒腦地相信，最好還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進一家全民所有製單位，一生便有了依靠。」

    這是不是這屆年青人共情史鐵生的密碼之一？史鐵生無法書寫的知青歲月，梁曉聲寫成了，時代的一個切片就此進入文學史。文藝評論家解璽璋說，史鐵生的文學不是知青文學，完全不是，他甚至連知青文學特有的那種熱情洋溢的理想主義都沒有，完全沒有。史鐵生只能去寫失落，寫生存困境，他的身體被禁錮在輪椅上是一種殘疾，而他書寫的是精神領域的另一種殘疾。「在史鐵生的作品里，人的有限性，都是人的殘疾。」

    「回去再等等吧，全須全尾的，我們這兒還分配不過來呢。」史鐵生寫當年的勞動局庭院深深，他和母親奔走多次，得來的只有這麼一句例行公事的話。母親是史鐵生最重視的人，她直到去世之前還在一趟一趟往勞動局跑，每次回來都向兒子表示歉疚。史鐵生不說什麼，依他的意思，再不要去找那些人。

    他決定寫作。寫作意味著他不再幻想一種來自社會層面的堅實保障，這又像極了如今年青人說走就走的旅行。不同的是，史鐵生的活動半徑不過那時荒草萋萋的地壇，他並無別的地方可去。別人上班，他上地壇。「地壇的每一棵樹下我都去過，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過我的車輪印。」史鐵生寫道，「我一連幾小時專心致誌地想關於死的事，也以同樣的耐性和方式想過我為什麼要出生。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後事情終於弄明白了。」

    史鐵生就這樣成了當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間清醒」，拜網絡無遠弗屆的力量所賜，有比當年多得多的讀者，來史鐵生這裏尋求情緒價值。短影片並不是吞噬時間的黑洞，而是讓更多「心裡有事情」的年青人重返書本，重讀經典。只是在他身後，時光如水，人潮如虹。年青人一茬接一茬長大，那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卻像地壇的老樹，沉默地矗立在每個遊人必經的路旁。曾在荒園老樹下長久靜坐的那個人已經走了，但只要你帶著問題回到這裏，你就一定會再遇到他。

武雲溥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7月26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