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年青人，可能一輩子都混得不如父母

美國大選，開跑。

特朗普選了80後J·D·萬斯搭檔，出乎很多人意料。

特朗普為什麼選擇萬斯？

主流觀點認為，他是為了拿下「鐵鏽地帶」的選票。

不過，很多人忽略一點：特朗普這是要爭取年青人的選票。

畢竟，特朗普已經78歲，萬斯今年才40歲（1984年出生）。

而更關鍵的是，美國大部分年青人不得不面臨一個尷尬的情況：自己一輩子，可能永遠追不上父輩的生活。

而萬斯，卻給年青人一種希望。

一、倦怠感瀰漫美國千禧一代

美國女作家兼記者安妮·海倫·尼斯彼德臣，長期追蹤流行文化和社會議題，她發現身邊的年青人也包括中年的自己，即使不停工作，也總有一種風雨飄搖的不安全感，還慢慢感受到了「倦怠」。

安妮已經擁有不錯的人生歷程了。

她出生在愛達荷州李維士頓市，一個只有3.4萬（2020年）人口的小城，放在國家版圖中的感覺，讓中國人來想像一下——可能有點像黑龍江佳木斯吧。

從鄰州普通的惠特曼學院拿到學士學位，到俄勒岡大學的碩士學位，最後在德克薩斯大學奧史甸分校取得傳媒博士學位，彷彿國內小鎮青年的二本逆襲985之路：她相信學曆改變命運。

但隨後的人生，在她看來就是無止境的待辦清單，令人疲憊、乏味、沒有希望、付出回報不成正比，在同樣沒完沒了的負面新聞里，也找不到什麼破局的選項。終於她發現，不止一兩個美國人有著她同樣的感受。

她寫了一篇標題為《千禧一代如何成為倦怠一代》的文章，沒想到抓到了同代人的「痛點」，立馬爆火，獲得幾百萬點擊量。安妮趁熱炒籃，基於三千多份調查問卷和不計其數的採訪收集，寫出了《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這本書當時馬上成為美國暢銷書，《時代週刊》等著名雜誌都將其推薦為2020年秋季最佳圖書。

在她看來，千禧一代的美國人喪失了閑暇，心中的火焰被日複一日的忙碌消耗，除了不懈努力不知道有什麼別的選擇，而美國的社會環境並不能給他們更多的機會。

她形容這些人「債務如山高，財富似流水，他們受困於福利低微、前途渺茫的工作中，從未獲得如父母、祖父母那一輩，甚至是哥哥姐姐所享有過的經濟保障。」

安妮給出一個殘酷的結論：幾乎可以確保，他們將成為美國現代史上第一代最終比自己父母更窮的人。

二、美國不同世代財富差距有多大？

人是環境的產物，時代背景總是影響你人生最重要的那個因素。

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

一個出生在人口較少、和平穩定、經濟富裕年代的人，和一個少年時經歷過戰爭與蕭條的人，他們的價值觀一定會有著巨大的差別。

二戰後的美國，把不同時期出生的人做了世代的劃分，包括1946~1964年間出生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1965~1980年間出生的X世代（Generation X）和1981~1996年間出生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也叫Y世代），1996年以後出生的新興人類們，則依字母順序被稱為Z世代（Generation Z）。

對不同世代在收入水平、消費水平、資產掌握、價值觀念等方面做對比數析，在最近十多年來一直很熱，也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美聯儲2018年曾經進行過一項研究，發現千禧一代的淨資產，比嬰兒潮一代當年同齡時期要低20%。

嬰兒潮一代當年同齡時期的收入，按購買力折算下來比千禧一代現在的收入要高14%。

在另一項調查中，在1998年40歲以下的美國人口擁有美國總財富的13.1%。

在2022年，該國絕大多數財富（64.6%）仍屬於老一輩，嬰兒潮一代擁有該國高達52.1%的財富，X世代（43~58歲）擁有該國總財富的28.9%，而千禧一代的財富（27~42歲）僅佔該國總財富的6.5%。

再仔細觀察千禧一代的財富分佈，會看到比父母輩更加懸殊的貧富差距——朱克伯格（Facebook創始人Mark Zuckerberg）的淨資產估計為970億美元（2022年底數值，2023年他的淨資產又暴漲1126億美元），僅憑一己之力就擁有整個千禧一代財富的1%~2%。

當然你可能要問，嬰兒潮一代也正是千禧一代的父輩，當財富傳承時會發生什麼？

Coldwell Banker的一項研究數據估計，到2030年千禧一代預計將從他們的前輩那裡繼承超過68萬億美元。

這意味著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他們將得到的財富可能是他們目前擁有的財富的五倍。

但這並不能讓美國年青人更加樂觀，因為通貨膨脹和階層固化，繼承產生的財富分配只會讓貧富差距更大。

三、前人抽梯子，後人求躺平

1946~1964年間出生了著名的嬰兒潮一代，他們見證了美式繁榮。

那是二戰後重建和複興的時代，戰爭結束，士兵回家，美國社會迎來了難得的經濟騰飛，出生人數暴漲，像潮湧一樣。

那時的美國真是西方世界的燈塔，國內穩定，科技進步，新興技術的產業應用層出不窮，經濟高速發展。

美國GDP從1961年到1969年連續增長104個月，史無前例。

到1969年，GDP突破了一萬億美元大關，人均GDP也從戰後的1600多美元，突破了5000美元。

除此之外，當時的社會保障體系也相對健全，貧富差距收窄。

路斯福新政持續發揮作用，社會保障體係為基本生活兜底。

在一系列法律支持下，工會集體談判制度在各個行業鋪開，勞資關係改善。普通打工人的工作條件持續改善，福利變好，比如流水線的安全措施、法定加班費、醫保和養老金製度等。

在當時人心裡，即便年事漸高，也能安心退休，領取能夠維生的養老金和社保。

從戰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這段時期，被稱為「大壓縮」，意思是貧富差距縮小，收入增長大部分被「壓」進了新興的中產階層。

有統計數據顯示，美國1950年的CEO收入大約是普通員工的20倍，相比之下，2013年的差距達到了差不多204倍。

所以，嬰兒潮這代人是在這樣童話般的環境里長大的，他們見證了買房搬家和汽車電視、空調電話在身邊普及開來的美好景象。

可惜好景不長，當嬰兒潮一代陸續成年，也就是準備孕育千禧一代的時候，美國經濟的快車開始放緩，自詡為社會中堅的美國中產階級風光不再。

醜聞和危機一個接著一個，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1968年馬田·路德·金遇刺、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加「滯脹」、1972年水門事件等等。

影響最大的當屬美國直接介入越南戰爭，這成了當時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從1961年5月特種部隊入越，到1973年春天美軍撤出越南）。

當第一批嬰兒潮一代剛剛成年，高中畢業後等待他們的不一定是安穩的工作，反而可能被送去地球另一端的熱帶雨林裡面對血肉橫飛的戰場——總共有大約5.8萬美國人直接死在那裡，受傷人數超過30萬。

這些畫面不斷衝擊著嬰兒潮一代，他們在全美掀起了民權和反戰運動，試圖改變現狀，但勝利來得緩慢又有限。經濟和社會持續動盪，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劇。

嬰兒潮一代在逐漸產生的焦慮中，整體轉向了內心世界和個人主義，嬉皮士文化就是這個時候產生的。

但相比於其他世代，他們好歹還被看作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一代。

很多中產階級開始「上屋抽梯子」，寧願把有利於階層流動的政策框架拆掉，確保別人爬不上來，再靠自己努力保證不掉下去。

這種壓力完全傳遞給了下一代——在千禧一代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們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長焦慮。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在1990~1995年間，對88個抽樣家庭做了跟蹤調查，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教育方式：

中產家庭給子女規劃了嚴密的學習日程，用盡資源豐富成長簡曆，希望子女既能從名校畢業，一技在手又能從容自信，他們對職場的運行規律有自己一套理解；

較低階層的家庭，不怎麼在子女身上投入太多關注，要麼沒想法要麼沒時間，也不熱衷想方設法給子女的簡曆加分。

可結果呢？

多數中產家庭的千禧一代成年後並沒有收穫父母許諾的榮光，他們遇到了21世紀初的最難就業季。

底層勞動者本來靠時代紅利勉強擠進中產，環境一變他們的子女往往生活得比父輩更加艱難。

在世紀之交，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當時諾斯達克指數在6天內暴跌了近10%，剛興起沒幾年的互聯網公司排著隊破產，給了第一批成年的千禧一代當頭一棒。

雖然後來美國在IT產業方面加速發展，一批獨角獸在諾斯達克呼風喚雨，蘋果、亞馬遜、Google、Facebook成了美國科技象徵，但同時還發生了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次貸危機，普通民眾的信念被無情地撕扯。

成千上萬的普通人不可能都去設計芯片。

美國人自己扔掉了製造業的飯碗，過去在上世紀60年代養活了大多數中產的工作崗位，現在分散到了全世界，尤其是日新月異的東亞國家。

美國當代精英們，樂見IT和金融成為「新美國夢」的土壤，卻對消滅就業、貧富差距和寡頭壟斷的副作用無動於衷。

四、千禧一代的少與多

所以，千禧這一代所看到的科技創新，很難說是普惠的。

彼得·蒂爾認為，發明了現代裝配流水線、摩天大樓、飛機和集成電路的美國人不再相信未來。美國自1973年以來，未來一直在衰落——蒂爾稱其為「技術放緩」。

畢竟，這可是在1969年就把人送上月球的國家。

舉個例子，蒂爾長大後閱讀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曾描述烏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來就像是遠古時代的文物。

現在的科幻小說更喜歡講技術失效或故障的故事。

「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說選集里，會包括‘我和我的機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個步’這種故事。」

蒂爾說，「到了2008年，卻變成了‘銀河系由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聯邦統治，有人正在捕獵行星，殺死它們取樂’。」

更進一步說，虛擬世界的發展，取代了物理社會的進步。

一鯨生，萬物落。

計算機沒有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維繫中產階級的生活，沒有在製造業和生產力上取得革命性的進步，也沒能提高各階層的生活水平。

蘋果帶給美國人的「主要是設計上的創新者」，在馬斯克執掌管理權後，Twitter（X）在美國本土就只剩下不到4000名的活躍員工——人效之高令人咋舌。

地球變平了，但能在IT科技時代實現「新美國夢」的年青人實在是極少數。

大多數人只能做個網絡用戶，期待在虛擬的娛樂中緩解不安和疲憊，按照安妮的說法，卻更深地捲入了倦怠文化——除了生活的主動權，他們連注意力也弄失了。

滑落的中產後代們，消耗了不菲的教育成本，沒有收穫預期結果，卻「享受」了大幅攀升的債務水平。

來自聖路斯聯邦儲備銀行兩位研究員的數據表明，近幾代美國人的債務持有明顯增加。

X世代的抵押貸款債務最高，這與他們的房屋價值水平也最高這一事實相一致；但在教育債務方面，千禧一代的債務幾乎是X世代的兩倍。

也就是說，為了應對更高端但更少的就業機會，為了提升職業競爭力，美國年青人自覺在知識技能和學曆方面進行提升，然後在險象環生的就業市場里，背負沉重的助學貸款數年甚至長達十多年。

布魯金斯學會在2018年的一項報告，考察了2004年申領貸款的學生的命運，發現到2015年，48.7%的黑人借款人已經違約，而白人借款人的違約率則為21.4%。

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如果他們沒有選擇去上大學，人生境遇會不會更好，或者說至少能夠心安理得？

五、結語

據說，萬斯的領路人是矽谷有位傳奇投資人彼得·蒂爾。

正是他曾經帶萬斯在海湖莊園（特朗普名下的豪華私人莊園）見到了特朗普。

這一見面，就讓萬斯從解讀和批評特朗普現象的暢銷書作者，轉變成了特朗普的跟隨者和支持者。

彼得·蒂爾也是大神級的人物——PayPal公司創始人、馬斯克的創業夥伴、Facebook首位外部投資人，出版暢銷書《從0到1》。

在2012年，他和Google董事長施密特有過一次激烈的辯論，當時他說了一句驚人的話：

「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只在兩個領域產生了大規模的創新，一個是計算機，另一個是金融。」

美國社會的問題一點不少，其實也不新鮮。

近年來之怪現狀，包括「鄉下人的悲歌」，毒品氾濫，民粹主義的興起，不斷往中國頭上甩鍋，共和黨激烈的保護主義政策，就都不難理解。

美國東西海岸的精英們，依然掌握著財富和話語權，把鐵鏽地帶失落的人們遠遠拋在腦後。

嬰兒潮一代見證了美國的成就，分享到了時代紅利，也自覺不自覺地把美元債務、通貨膨脹、產業空心和政治失格的種種問題，一股腦裝進漂流瓶里，順河漂到下遊去了。

成本和代價並沒有消解，只是被轉移了，市場主導的效率至上，叢林法則，一切都在以合法的方式進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