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年青人,可能一輩子都混得不如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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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開跑。
特朗普選了80後J·D·萬斯搭檔,出乎很多人意料。
特朗普為什麼選擇萬斯?
主流觀點認為,他是為了拿下「鐵鏽地帶」的選票。
不過,很多人忽略一點:特朗普這是要爭取年青人的選票。
畢竟,特朗普已經78歲,萬斯今年才40歲(1984年出生)。
而更關鍵的是,美國大部分年青人不得不面臨一個尷尬的情況:自己一輩子,可能永遠追不上父輩的生活。
而萬斯,卻給年青人一種希望。
一、倦怠感瀰漫美國千禧一代
美國女作家兼記者安妮·海倫·尼斯彼德臣,長期追蹤流行文化和社會議題,她發現身邊的年青人也包括中年的自己,即使不停工作,也總有一種風雨飄搖的不安全感,還慢慢感受到了「倦怠」。
安妮已經擁有不錯的人生歷程了。
她出生在愛達荷州李維士頓市,一個只有3.4萬(2020年)人口的小城,放在國家版圖中的感覺,讓中國人來想像一下——可能有點像黑龍江佳木斯吧。
從鄰州普通的惠特曼學院拿到學士學位,到俄勒岡大學的碩士學位,最後在德克薩斯大學奧史甸分校取得傳媒博士學位,彷彿國內小鎮青年的二本逆襲985之路:她相信學曆改變命運。
但隨後的人生,在她看來就是無止境的待辦清單,令人疲憊、乏味、沒有希望、付出回報不成正比,在同樣沒完沒了的負面新聞里,也找不到什麼破局的選項。終於她發現,不止一兩個美國人有著她同樣的感受。
她寫了一篇標題為《千禧一代如何成為倦怠一代》的文章,沒想到抓到了同代人的「痛點」,立馬爆火,獲得幾百萬點擊量。安妮趁熱炒籃,基於三千多份調查問卷和不計其數的採訪收集,寫出了《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這本書當時馬上成為美國暢銷書,《時代週刊》等著名雜誌都將其推薦為2020年秋季最佳圖書。
在她看來,千禧一代的美國人喪失了閑暇,心中的火焰被日複一日的忙碌消耗,除了不懈努力不知道有什麼別的選擇,而美國的社會環境並不能給他們更多的機會。
她形容這些人「債務如山高,財富似流水,他們受困於福利低微、前途渺茫的工作中,從未獲得如父母、祖父母那一輩,甚至是哥哥姐姐所享有過的經濟保障。」
安妮給出一個殘酷的結論:幾乎可以確保,他們將成為美國現代史上第一代最終比自己父母更窮的人。
二、美國不同世代財富差距有多大?
人是環境的產物,時代背景總是影響你人生最重要的那個因素。
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
一個出生在人口較少、和平穩定、經濟富裕年代的人,和一個少年時經歷過戰爭與蕭條的人,他們的價值觀一定會有著巨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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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的美國,把不同時期出生的人做了世代的劃分,包括1946~1964年間出生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1965~1980年間出生的X世代(Generation X)和1981~1996年間出生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也叫Y世代),1996年以後出生的新興人類們,則依字母順序被稱為Z世代(Generation Z)。
對不同世代在收入水平、消費水平、資產掌握、價值觀念等方面做對比數析,在最近十多年來一直很熱,也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美聯儲2018年曾經進行過一項研究,發現千禧一代的淨資產,比嬰兒潮一代當年同齡時期要低20%。
嬰兒潮一代當年同齡時期的收入,按購買力折算下來比千禧一代現在的收入要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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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項調查中,在1998年40歲以下的美國人口擁有美國總財富的13.1%。
在2022年,該國絕大多數財富(64.6%)仍屬於老一輩,嬰兒潮一代擁有該國高達52.1%的財富,X世代(43~58歲)擁有該國總財富的28.9%,而千禧一代的財富(27~42歲)僅佔該國總財富的6.5%。
再仔細觀察千禧一代的財富分佈,會看到比父母輩更加懸殊的貧富差距——朱克伯格(Facebook創始人Mark Zuckerberg)的淨資產估計為970億美元(2022年底數值,2023年他的淨資產又暴漲1126億美元),僅憑一己之力就擁有整個千禧一代財富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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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你可能要問,嬰兒潮一代也正是千禧一代的父輩,當財富傳承時會發生什麼?
Coldwell Banker的一項研究數據估計,到2030年千禧一代預計將從他們的前輩那裡繼承超過68萬億美元。
這意味著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他們將得到的財富可能是他們目前擁有的財富的五倍。
但這並不能讓美國年青人更加樂觀,因為通貨膨脹和階層固化,繼承產生的財富分配只會讓貧富差距更大。
三、前人抽梯子,後人求躺平
1946~1964年間出生了著名的嬰兒潮一代,他們見證了美式繁榮。
那是二戰後重建和複興的時代,戰爭結束,士兵回家,美國社會迎來了難得的經濟騰飛,出生人數暴漲,像潮湧一樣。
那時的美國真是西方世界的燈塔,國內穩定,科技進步,新興技術的產業應用層出不窮,經濟高速發展。
美國GDP從1961年到1969年連續增長104個月,史無前例。
到1969年,GDP突破了一萬億美元大關,人均GDP也從戰後的1600多美元,突破了5000美元。
除此之外,當時的社會保障體系也相對健全,貧富差距收窄。
路斯福新政持續發揮作用,社會保障體係為基本生活兜底。
在一系列法律支持下,工會集體談判制度在各個行業鋪開,勞資關係改善。普通打工人的工作條件持續改善,福利變好,比如流水線的安全措施、法定加班費、醫保和養老金製度等。
在當時人心裡,即便年事漸高,也能安心退休,領取能夠維生的養老金和社保。
從戰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這段時期,被稱為「大壓縮」,意思是貧富差距縮小,收入增長大部分被「壓」進了新興的中產階層。
有統計數據顯示,美國1950年的CEO收入大約是普通員工的20倍,相比之下,2013年的差距達到了差不多204倍。
所以,嬰兒潮這代人是在這樣童話般的環境里長大的,他們見證了買房搬家和汽車電視、空調電話在身邊普及開來的美好景象。
可惜好景不長,當嬰兒潮一代陸續成年,也就是準備孕育千禧一代的時候,美國經濟的快車開始放緩,自詡為社會中堅的美國中產階級風光不再。
醜聞和危機一個接著一個,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1968年馬田·路德·金遇刺、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加「滯脹」、1972年水門事件等等。
影響最大的當屬美國直接介入越南戰爭,這成了當時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從1961年5月特種部隊入越,到1973年春天美軍撤出越南)。
當第一批嬰兒潮一代剛剛成年,高中畢業後等待他們的不一定是安穩的工作,反而可能被送去地球另一端的熱帶雨林裡面對血肉橫飛的戰場——總共有大約5.8萬美國人直接死在那裡,受傷人數超過30萬。
這些畫面不斷衝擊著嬰兒潮一代,他們在全美掀起了民權和反戰運動,試圖改變現狀,但勝利來得緩慢又有限。經濟和社會持續動盪,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劇。
嬰兒潮一代在逐漸產生的焦慮中,整體轉向了內心世界和個人主義,嬉皮士文化就是這個時候產生的。
但相比於其他世代,他們好歹還被看作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一代。
很多中產階級開始「上屋抽梯子」,寧願把有利於階層流動的政策框架拆掉,確保別人爬不上來,再靠自己努力保證不掉下去。
這種壓力完全傳遞給了下一代——在千禧一代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們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長焦慮。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在1990~1995年間,對88個抽樣家庭做了跟蹤調查,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教育方式:
中產家庭給子女規劃了嚴密的學習日程,用盡資源豐富成長簡曆,希望子女既能從名校畢業,一技在手又能從容自信,他們對職場的運行規律有自己一套理解;
較低階層的家庭,不怎麼在子女身上投入太多關注,要麼沒想法要麼沒時間,也不熱衷想方設法給子女的簡曆加分。
可結果呢?
多數中產家庭的千禧一代成年後並沒有收穫父母許諾的榮光,他們遇到了21世紀初的最難就業季。
底層勞動者本來靠時代紅利勉強擠進中產,環境一變他們的子女往往生活得比父輩更加艱難。
在世紀之交,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當時諾斯達克指數在6天內暴跌了近10%,剛興起沒幾年的互聯網公司排著隊破產,給了第一批成年的千禧一代當頭一棒。
雖然後來美國在IT產業方面加速發展,一批獨角獸在諾斯達克呼風喚雨,蘋果、亞馬遜、Google、Facebook成了美國科技象徵,但同時還發生了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次貸危機,普通民眾的信念被無情地撕扯。
成千上萬的普通人不可能都去設計芯片。
美國人自己扔掉了製造業的飯碗,過去在上世紀60年代養活了大多數中產的工作崗位,現在分散到了全世界,尤其是日新月異的東亞國家。
美國當代精英們,樂見IT和金融成為「新美國夢」的土壤,卻對消滅就業、貧富差距和寡頭壟斷的副作用無動於衷。
四、千禧一代的少與多
所以,千禧這一代所看到的科技創新,很難說是普惠的。
彼得·蒂爾認為,發明了現代裝配流水線、摩天大樓、飛機和集成電路的美國人不再相信未來。美國自1973年以來,未來一直在衰落——蒂爾稱其為「技術放緩」。
畢竟,這可是在1969年就把人送上月球的國家。
舉個例子,蒂爾長大後閱讀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曾描述烏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來就像是遠古時代的文物。
現在的科幻小說更喜歡講技術失效或故障的故事。
「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說選集里,會包括‘我和我的機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個步’這種故事。」
蒂爾說,「到了2008年,卻變成了‘銀河系由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聯邦統治,有人正在捕獵行星,殺死它們取樂’。」
更進一步說,虛擬世界的發展,取代了物理社會的進步。
一鯨生,萬物落。
計算機沒有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維繫中產階級的生活,沒有在製造業和生產力上取得革命性的進步,也沒能提高各階層的生活水平。
蘋果帶給美國人的「主要是設計上的創新者」,在馬斯克執掌管理權後,Twitter(X)在美國本土就只剩下不到4000名的活躍員工——人效之高令人咋舌。
地球變平了,但能在IT科技時代實現「新美國夢」的年青人實在是極少數。
大多數人只能做個網絡用戶,期待在虛擬的娛樂中緩解不安和疲憊,按照安妮的說法,卻更深地捲入了倦怠文化——除了生活的主動權,他們連注意力也弄失了。
滑落的中產後代們,消耗了不菲的教育成本,沒有收穫預期結果,卻「享受」了大幅攀升的債務水平。
來自聖路斯聯邦儲備銀行兩位研究員的數據表明,近幾代美國人的債務持有明顯增加。
X世代的抵押貸款債務最高,這與他們的房屋價值水平也最高這一事實相一致;但在教育債務方面,千禧一代的債務幾乎是X世代的兩倍。
![30歲時持有的主要家庭債務的平均價值](http://n.sinaimg.cn/spider20240730/275/w850h225/20240730/55c9-149259b4d6f505a9c1115731727e0392.png)
也就是說,為了應對更高端但更少的就業機會,為了提升職業競爭力,美國年青人自覺在知識技能和學曆方面進行提升,然後在險象環生的就業市場里,背負沉重的助學貸款數年甚至長達十多年。
布魯金斯學會在2018年的一項報告,考察了2004年申領貸款的學生的命運,發現到2015年,48.7%的黑人借款人已經違約,而白人借款人的違約率則為21.4%。
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如果他們沒有選擇去上大學,人生境遇會不會更好,或者說至少能夠心安理得?
![美國債務餘額學生貸款與債務餘額總計對比圖](http://n.sinaimg.cn/spider20240730/83/w1000h683/20240730/f58a-6281e370a5a6908aff22e1640fd8c58f.png)
五、結語
據說,萬斯的領路人是矽谷有位傳奇投資人彼得·蒂爾。
正是他曾經帶萬斯在海湖莊園(特朗普名下的豪華私人莊園)見到了特朗普。
這一見面,就讓萬斯從解讀和批評特朗普現象的暢銷書作者,轉變成了特朗普的跟隨者和支持者。
彼得·蒂爾也是大神級的人物——PayPal公司創始人、馬斯克的創業夥伴、Facebook首位外部投資人,出版暢銷書《從0到1》。
在2012年,他和Google董事長施密特有過一次激烈的辯論,當時他說了一句驚人的話:
「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只在兩個領域產生了大規模的創新,一個是計算機,另一個是金融。」
美國社會的問題一點不少,其實也不新鮮。
近年來之怪現狀,包括「鄉下人的悲歌」,毒品氾濫,民粹主義的興起,不斷往中國頭上甩鍋,共和黨激烈的保護主義政策,就都不難理解。
美國東西海岸的精英們,依然掌握著財富和話語權,把鐵鏽地帶失落的人們遠遠拋在腦後。
嬰兒潮一代見證了美國的成就,分享到了時代紅利,也自覺不自覺地把美元債務、通貨膨脹、產業空心和政治失格的種種問題,一股腦裝進漂流瓶里,順河漂到下遊去了。
成本和代價並沒有消解,只是被轉移了,市場主導的效率至上,叢林法則,一切都在以合法的方式進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