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里的「廣播站」，傳播聲音里的鄉愁

8月3日，吃過午飯後，門頭溝區下清水村村支書王進生，喊來村兩委成員王鵬，兩個人從辦公室里拿出一個圓盤形的可移動喇叭，安裝在車頂上。王進生開車，王鵬坐在車里，開始巡邏廣播。

當天的天氣預報顯示，下午門頭溝山區或有雷陣雨。門頭溝區發佈提示，經歷了幾次強降雨後，山區發生地質災害風險較高，清水鎮所在的野山野溝進入封控狀態，提醒遊人及居民關注預警信息，確保自身生命財產安全。

汽車走過村道，喇叭里的聲音穿透山穀。在今年汛期，久違的山村大喇叭又回歸人們視野，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防汛的信息。這也是去年暴雨中，山區村民們總結出來的抗洪經驗——響徹村莊上空的廣播，是最有效的傳播方式。

洪水之後，大喇叭重新響起

2023年的洪水中，下清水村的幾處大喇叭全部損毀，包括一組安裝在村委會房頂的喇叭，也因為村委會房屋塌陷而損壞。

洪水來襲之後，原本被各種新的通信方式替代的大喇叭，顯示出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王進生說，洪水中斷電、斷網、斷路，他們在村莊內的交流和溝通，都顯得格外艱難。於是，王進生找到了一個原本防火巡山用的小喇叭，安置在臨時村委會的牆上，暫時充作固定的喇叭。這個臨時安裝的喇叭，在抗洪和隨後的救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不久之後，村里又買了幾個新的便攜式喇叭，村兩委成員每人一個，放在車頂，定時開車在村里廣播防汛防火等各種事項。

微信群發佈的信息，未必能及時通知到每一個人，而廣播，這種帶有「強製送達」特點的傳播工具，則可以保證在任何時候，達到通知和傳播的效果。在突發災害來襲時，原本被人們淡忘的廣播，突然變得重要起來。

而隨著新技術和新設備的投入應用，用廣播進行信息傳達和溝通的效果正變得更強。

在門頭溝齋堂鎮東胡林村，村支書劉書會從抽屜中拿出一份文件，封面最頂端，一行大字寫著「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這是7月剛剛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文，是劉書會自己打印的，就在決定發表的那天，他在門頭溝齋堂鎮東胡林村里的大喇叭中，向村民們讀了這份最新的文件。

彷彿回到了年輕時的歲月，只是這樣的感覺，很多年都沒有了。深居山村的人們，重新在電線杆上的大喇叭中，瞭解這個世界的變化。劉書會想著，以後會不會有更多人，在山腳下的村莊里，靜靜聽一會兒穿透山穀的廣播聲。

鄉村廣播，改變山裡的世界

很長的時間里，劉書會都在外面工作，和走出山村的年青人一樣，兒時的記憶，在城市中越來越遙遠，卻又越來越清晰。

小時候嚮往外面的世界，但當年的深山村莊，瞭解世界的途徑很少，掛在房簷下的廣播，就是唯一的渠道。每天早中晚三次，天下大事、政策方針、逸聞趣事，都在聲波中。兒時的劉書會最喜歡下午四點半的廣播，那個時段，會播各種各樣的小說、故事。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廣播里播《高玉寶》的時候，每天下午四點半都會準時坐在房簷下收聽。

其實，中國鄉村廣播的歷史，遠比劉書會記憶中的更久遠，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經有最早的鄉村廣播，但當時覆蓋面很小。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開始全面建設廣播體系。1949年，我國提出「發展人民的廣播事業」。1950年，發佈了《關於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1955年，明確提出「發展農村廣播網」。1956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明確規定：「從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五年或十二年內，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

京西門頭溝的山裡，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了自己的廣播。在清水鎮下清水村，王進生仍然記得小時候的廣播匣子。那是一個黑色的小匣子，每家每戶都有一個，掛在房簷下，聽廣播、維護這個小匣子的暢通，是每家的大事。一旦匣子不響了，就要立刻找電工維修。這個小小的匣子裡，關繫著每一個家庭甚至每一個村莊的未來。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潘祥輝在「新中國農村廣播七十年變遷史」中寫道：「可以說，廣播是1949年以後國家和農民之間一種不可或缺的政治整合媒介……通過農村廣播網，國家的聲音可以傳遞到鄉村田埂。」

更不用說，廣播有著極其廣泛的功能，國家大事、農業技術、文化觀念，莫不是通過家家戶戶的小喇叭和村村寨寨的大喇叭，傳到每一個村民的耳中，從一點一滴開始，改變延續數千年的鄉村文化。

時代變遷，廣播內容與時俱進

通信滯後的年代，一個山裡的大喇叭究竟有多重要？門頭溝清水鎮上清水村農林技術員薛華還記得，小時候，每天早晨都在廣播聲中起床，轉播的節目播完後，早飯也剛剛吃完，村幹部們開始用大喇叭喊話，喊大家下地。那時候地裡種玉米、穀子，也種一部分小麥。當時的小麥產量不高，是莊稼里的「奢侈品」。

村里的廣播有兩種，家家戶戶房簷下的小喇叭和村里的大喇叭。大喇叭不止一個，分散在村莊里，確保每一個村民都能聽到。在當時，村里的大喇叭都有專人管理，除了轉播國家和地方的廣播電台節目外，村里人自己使用需要格外嚴格的程序。

歷史數據顯示，到1973年，全國95%的生產大隊和91.4%的生產隊通了廣播。廣播的普及，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鄉村，廣播中的信息，深入到鄉村生活的每個角落。王進生說，那時候，村里的大事小事、生產經營、村莊建設、文化生活，都和廣播息息相關。廣播里的政策，是村里農業決策的依據；廣播里的故事，很快就會在村民中流傳；廣播里的歌曲，人人都能開口唱幾句。農忙之餘，人們會湊在村中心的大喇叭附近，那裡是村里的信息傳播中心，也是老人們的活動中心。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延續數十年的鄉村集體生產模式，轉型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故事，很快就傳到了京西的大山深處。

1982年1月1日，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

這些信息通過廣播，傳到東胡林村後，徹底改變了劉書會對於農業的認知。建在永定河支流清水河邊的東胡林村，是一個典型的北方山區農村，這裏曾經出土1萬年前的農耕遺蹟。劉書會的記憶中，小時候的村莊和農田，一大部分在山坡上，過去幾十年中，村莊漸漸從山坡上轉移到山腳下，人們在河邊和公路旁開墾新的農田，建成了新的村莊。

從集體經營的生產大隊，到家庭聯產的村莊，鄉村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早晚下地回村時，整齊壯觀的村民隊伍漸漸消失了，村里的大喇叭下面，聚集的人也越來越少了。人們整理家園，耕作自己的責任田，從共同勞動變成了家庭協作，大喇叭的作用，也因此慢慢淡化。廣播中仍然有時事新聞、小說歌曲，但在村里，廣播室的工作慢慢變少了，變得更加生活化，更多是通知村里開大會、分發物資。

在下清水村，王進生也同樣在感受廣播的變化。從村里廣播室發出的信息，變成了誰家有紅白事、哪兒修路請大家繞行等日常信息。村里對大喇叭的管理也不像以前那麼嚴格了，只是想用喇叭的人卻變少了。

但廣播依然還在影響著村莊，比如在鄉鎮企業發展的大潮中，廣播中全國各地的信息與經驗，讓下清水村的人們，有了最初發展集體企業的想法，並在隨後的時間里，把想法付諸實踐。

直到電視開始普及，廣播才漸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王進生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村里買回來第一台電視，那是一台九英吋的黑白電視，如今回想起來，不像電視，更像一個小小的顯示器。這台電視機放在村委會，當時的大隊隊部，每天晚上都會吸引不少村民觀看。從第一台電視買回來開始，很短的時間里，村里的電視越來越多，新的信息來源，逐漸替代了廣播，成了村民們瞭解世界的通道。大喇叭依然掛在村里的高處，但它的功能變得越來越少了。

不曾消失，大喇叭一直都在

即便在山區，發達而多元的現代通信，也讓許多人覺得，鄉村大喇叭可能真的落伍了，電話、手機、短信、微信……在山村里，留守的老人中，也有網絡時代的達人，他們玩微信、刷抖音，甚至自己也會拍短影片，和生活在城市里的兒女、孫子們影片通話。當然，也有一部分老人依然保持著原來的習慣，和現代通信工具之間仍有隔膜。王進生覺得，這些尚不能熟練使用手機的老人，可能是廣播最後的用戶。

廣播真的要消失了嗎？實際上，它從沒有離開鄉村。在全國，為恢復鄉村廣播信息傳播的功能，許多地方都利用新的傳播技術，結合互聯網推進鄉村廣播「村村響工程」。2012年，北京市將農村有線廣播「村村響」建設，作為市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之一，門頭溝、昌平、密雲、延慶等山區的鄉村，都是村村響工程的建設地。

隨著社會發展，鄉村廣播還有了新的功能，比如防汛防火宣傳警示、徒步旅遊指導救助等，這些應急功能，隨著鄉村的發展，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走進門頭溝山區，不論是景區、村莊附近的山溝，還是人煙稀少的野山野河，都能看到應急廣播杆。廣播杆上有感應器，有人靠近時會自動廣播。比如山林中，一根矗立在山坡上的應急廣播杆，隨時會播放「您已進入森林防火區域，請勿攜帶火種上山，請勿在森林防火區內吸煙、燃放煙花爆竹……」

在村莊里，大喇叭也依然發揮著作用，清水鎮上清水村村支書趙素娟介紹，平常村里的婚喪嫁娶、文化下鄉、防汛防火，都會用到大喇叭，而且現在的大喇叭比以前更方便，可以在廣播室播放，也可以遠程控制，無論是提前製作好的廣播內容，還是臨時發佈通知，都可以在手機上一鍵操作。

鄉村振興中，廣播也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趙素娟有許多製作好的廣播小簡報，比如一份鄉村創衛的簡報，一張尼納特片上，彙集了信息動態、政策法規、垃圾分類小知識，只有短短三四百字，卻同時配了多幅小漫畫，既可以做宣傳卡，也是廣播稿。簡報上的內容，可以提前錄好，一鍵播放，也可以直接輸入文字，用AI轉化語音播放。

2023年以來，北京市推動平急結合的應急廣播體系建設，至今已經在多個區域安裝新型的應急廣播，上清水村是最先安裝的村莊之一，新廣播功能更強大，可以在斷電、斷網的極端條件下，仍堅持工作數天，保障正常的通信功能。趙素娟的手機里，也即將多一個新的功能，連通村口新安裝的應急廣播。

新京報首席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