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頹然

本文出處：《散為百東坡：蘇軾人生中的言象行》，作者：[美]艾朗諾，譯者：趙惠俊，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8月

雖勞苦卻有味

將自我聚焦於世間萬物永恒不變的變化之上，並且從明月清風之類的尋常事物當中找到自我的滿足，是蘇軾在《赤壁賦》里提出的消解貶謫苦悶的方式。然而貶謫給蘇軾帶來的苦悶與困惑實在太過特別，因此這種方式往往並不足以讓他完全克服謫居期間的寂寞與悲傷，他依然會時不時地陷入抑鬱消沉。比如第三次在黃州經歷寒食節的時候，他便將自己比作廚火熄滅之後所剩的餘灰，再也無法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為了應對與此類似的情緒，蘇軾也開始探索其他的表達方式，一種可以與無我的哲學思想相結合的，能夠有效控制悲傷及自憐的表達方式。比如寫作以躬耕居士為主題的詩歌便是其中的一種，蘇軾在這些詩歌里主要描述的就是儘管自己被生計所迫而不得不親自耕作，但這個此前從未乾過的新工作卻給他帶來了諸多的快樂。

蘇軾《寒食帖》（局部）

蘇軾之所以會在詩歌當中描述起自己的躬耕生活，並非只是簡單地因為他在黃州的第二年遭遇了不得不去親自犁地種田的經濟困境。就像他毫無疑問地會有意避免在詩歌里出現黃州時期的某些經歷一樣，蘇軾同樣也可以在詩中主動不表現這段生活。他一定是因為覺得將其在東坡之上的辛勤勞作書寫下來，是一件非常適合現在的舉措，所以才會動筆寫出這些詩篇。實際上，蘇軾通過這些詩向自己與他人證明，這項工作完全不是難以忍受之事，甚至還可以轉化為對於自我的一種慰藉：「日夜懇辟，欲種麥，雖勞苦卻有味。」蘇軾想要在相關詩作里嘗試捕捉的，正是這種「有味」。在這個話題下，最為優秀的作品當屬那組由八首詩歌構成的組詩，它們被統一地冠以「東坡」這個詩題，詩前還附有一段序引，記述了馬夢得是如何為他爭取到這片廢棄土地的。隨後蘇軾便在詩里相當詳細地描述起自己將瓦礫遍地的廢棄軍營改造成適合農耕之地的艱辛過程。儘管這塊地最終還是比較貧瘠，但也足以成為蘇軾及其家庭的重要食物來源。下面引錄的就是這組詩的前五首：

其一

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釋耒歎，我廩何時高。

其二

荒田雖浪莽，高庳各有適。下隰種秔稌，東原蒔棗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僮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其三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為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黏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薈。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自註：「蜀人貴芹芽膾，殺鳩肉為之。」）

其四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針水聞好語。（自註：「蜀人以細雨為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針出矣。」）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蜢如風雨。（自註：「蜀中稻熟時，蚱蜢群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其五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蘇軾在這組詩的開篇描繪了這片廢棄營地極度荒蕪貧瘠的景象，以及他是如何漸漸地將其改造成勉強可供耕種之地的。而在這組詩餘下的未被引錄於此的詩篇里，蘇軾提到了自己想要種植果樹的念頭，他認為這樣可以為自己多年之後的未來人生積累起一定的經濟基礎；他還記錄了自己與黃州的一些寂寂無名之人結下的友誼，以及他們的深情厚誼與長期陪伴給自己帶來深切的精神滿足。

這組詩歌的吸引力與影響力之所以會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得歸因於其間所有的未被明說出來的內容。或者更加確切地說，在這些詩的已說與未說之間，存在著懸殊的差異。因為這組詩是蘇軾在貶謫期間寫下的，所以沒有一位中國讀者不會在閱讀這些詩作的過程當中強烈而持續地受到其背後所承載意蘊的衝擊。這些詩歌的每一個句子都能讓我們意識到，這位正在卑微地從事勞作的人是一位聲名顯赫的詩人，同時還是一位舊黨領袖。於是我們同時還會驚歎於他居然還具備如此強大的自控能力。在這幾首詩歌里，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的苦澀情緒，也幾乎發現不了任何發生在東坡以外之事的痕跡，似乎詩人現在就只關心東坡之上的莊稼以及自己在這裏的生活。正如我們在依次翻閱這組詩的時候所能感受到的那樣，詩人就這樣一首接一首地描述著自己的躬耕之事，而且還從中收穫了越來越多的滿足感。蘇軾在這組詩中只提起過一次自己過往的仕宦生涯，這便是第四首詩里所說的自己曾經吃的是官倉里腐爛的糧米（這其實是他的俸祿）。但是他之所以會提起自己過往生活的這方面經歷，並不是要抱怨此事，而是為了強調他現在正熱忱地期盼著可以通過自己種植的新鮮大米養活自己。看上去蘇軾似乎已經極為成功地將所有的紛擾喧囂全然拋諸腦後。

不斷將自己和陶淵明聯想在一起

論者總是喜歡在稱讚蘇軾《東坡》組詩的同時，順便提起那位著名的東晉詩人陶淵明。這樣的比較確實是符合實際的做法，因為蘇軾在當時就是不斷地將自己和陶淵明聯想在一起，甚至還說過他是淵明轉世這樣的話。在兩桑治之際，陶淵明徹底地被認作是最早的也是最偉大的能夠安然于歸田園居的詩人，而且也是由他開創了描繪歸耕士人的詩歌傳統。不過除了承繼陶淵明所奠定的傳統，蘇軾還在如下兩個方面做出了有別於陶淵明的拓展。首先，儘管陶淵明高度享有「田園」詩人的聲望，但他從來沒有寫過像蘇軾這樣的細緻描摹自我實際耕作內容的詩歌。農耕場景只是零星散見於陶詩當中，而且通常也只是一兩行籠統模糊的句子而已（比如「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從本質上來看，陶淵明的詩歌始終是充滿智識與哲思的，他是在利用躬耕這個事實，反思自己做出的那個從官場抽身而去的決定究竟給自己帶來了怎樣的後果。他既沒有詳細描述過自己躬耕生活的具體細節，當然也不會像蘇軾這樣刻意地記錄下自己對這項工作的熟練程度。其次，陶淵明擔任過的最高官職不過是一縣之令，但是蘇軾卻是一位享有全國性名望的人物，尤其是在他經歷了烏台詩案之後。因此相較於地位要低下得多的陶淵明，蘇軾不得不去親自種田這件事情，顯然更加地出人意料，也更加地具有反諷意味。

明 沈周《紫桑招隱圖》（局部）

蘇軾對於淵明詩的倣傚始於黃州，而要到貶謫嶺南的時候他才變得對此近乎癡迷起來。他在那裡開啟了一個極為艱巨又令人敬畏的事業：他決心將陶淵明存世的120餘首詩全都次韻一遍（也就是各寫一首韻腳完全相同的新詩）。在北桑治時代，朋友之間相互次韻酬唱是相當常見的事情。但是正如蘇軾自己指出的那樣，像他現在所從事的這種大規模地次韻幾個世紀之前詩人的詩，則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陶淵明對於蘇軾的重要意義似乎也在他貶謫嶺南期間得到了顯著的加深。在蘇軾看來，陶淵明不僅僅是一位躬耕士人或者「田園」詩人，更是一位因為不願意讓自我生命在這片汙濁的世間里委曲求全，從而被迫過上寂寂無名生活的人。而且儘管如此，陶淵明在他寂寞的田園生活當中，從來沒有流露過苦澀的情緒。蘇軾曾特別留意過陶淵明寫給其子的一篇短疏：「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並予以了這樣的評論：「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隨著蘇軾對於陶淵明的欽佩與日俱增，他對陶淵明也產生了越來越強的自我認同感，甚至他心目當中最為喜愛的詩人也在嶺南期間由杜甫換成了陶淵明。然而即便如此，陶蘇二人之間的人生經歷差距同時也在變得越來越大。如果說蘇軾在黃州的時候是半遮半掩地宣稱自己是淵明後身的話，那麼當其多年之後被朝廷進一步貶至海南島的時候，則可謂堂而皇之地公然重覆起了這個說法。但是蘇軾的親弟弟卻在記錄下他自比於陶淵明的同時，也指出了其間明顯存在的不協之處：「嗟夫！淵明不肯為五鬥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從整體上來看，蘇軾創作的和陶詩是一個結構複雜的體系。其間的每一首詩幾乎都如我們所願，在蘇軾所進行的跨越幾百年的時空對話之中，建立起了對於陶淵明原唱的新詮釋。這種通過和韻行為而發生的變化，值得我們予以深入的探究。在這裏，筆者只想提醒大家關注蘇軾對於陶淵明所作回應的某些重要方面。在蘇軾的和陶詩當中，有一些詩作似乎與陶淵明原唱的情感及口吻非常地相似，或者說與我們心目當中的陶詩體貌極為接近。比如下面這首詩便是如此，其次韻的是陶淵明著名的組詩《歸園田居》中的第二首：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蜑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蘇軾此詩中的許多句子都能讓人聯想起陶淵明的原作，比如第一聯（陶詩「久在樊籠里，複得返自然」）與第三聯（陶詩「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即是典型。這段論述所引用的其他陶淵明詩句的英譯，亦見於海陶瑋的譯本。不過蘇軾和詩的整體面貌還是明顯不同於陶詩原作，讀者可以在蘇軾的和詩當中發現某種程度的對於新生活環境的堅定滿足感，這是陶詩原作絕對不曾有過的內容。對於自己選擇的這個歸耕田園的人生新路，陶淵明在詩中不僅表達了喜悅之情，同時也直率地流露出了深切的擔憂。於是陶淵明會用這樣的句子結束第二首《歸田園居》（正是上引這首蘇軾詩作的和韻對象）：「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同時還在第三首的結尾如此寫道：「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正如陶淵明在許多詩歌里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在歸耕歲月間並不僅僅是在擔憂自己的莊稼，還會深沉地思考時間、歷史以及自我的有限生命（「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但是在蘇軾的和韻詩里，鄉野生活的樂趣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陶詩原唱當中的那些其他的憂患情緒被蘇軾在次韻的過程當中大量地消解掉了。

在其他的和陶詩里，蘇軾也始終超越於他認為的陶淵明所能展現出的高潔德行之上。陶淵明曾經寫過一組讚美貧士的詩，他試圖通過在詩中吟詠這些享有崇高聲譽的古代高節隱士來慰藉窮困潦倒的自己。這組詩歌能夠讓讀者頻繁地聯想到陶淵明自己的窮困生活，同時其間還有不少能夠反映出陶淵明的妻子兒女時常無法忍受這種生活的線索。陶淵明在吟詠這些古之貧士的時候，不僅會具體描述他們是如何在極度窮困潦倒的狀態下依舊能夠從惡劣的生活環境里找到自我滿足感的，而且更會強調窮困潦倒其實是他們為了保持自我德行的完美無瑕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因此他們才會成為如此極為不同尋常之人。陶淵明還在這組詩里表達過其本人對貧困生活的沮喪與無奈之情：

淒厲歲雲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但是蘇軾對於這組詩的和韻卻有著完全不同的關注重點。他在那些提到陶淵明的詩句里，總是想著陶淵明在貧困狀態下的自適自樂：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

蘇軾的確會在詩中提到自己的貧困潦倒，但他卻總是如此地將其與陶淵明的生活狀態相類比。在蘇軾看來，陶淵明的平靜內心從未因貧困而泛起過波瀾。蘇軾還在這組和詩的最後一首中更加直接地將自己的處境與四散他州的六位子侄的處境進行了對比，並強調他們的生活確實是非常艱苦的，但自己則「獨遺以安」。

蘇軾在一首與怨憤或苦澀這個至為重要的主題密切相關的和陶詩里，做出了非常明顯的與上述相類的改動陶詩原作意旨之舉。陶淵明曾寫過一首「怨詩」，記錄了他在人生當中遇到的一些艱難困苦（例如其生逢「世阻」、第一任妻子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不幸去世、目睹了他的房子被大火燒燬、因斷糧而挨餓）。在這首詩行將結束的時候，陶淵明認為上天並不應該對自己的艱辛人生負有什麼責任，但他從來沒有為其官場同僚或者整個人類社會說過類似這樣的開脫之辭。實際上，陶淵明的這首詩毫無疑問就是在將自己異常艱苦的人生歸咎於人類社會，從而他才會相應地在結句之中提到那位唯一能夠充分理解伯牙琴意的完美朋友鍾子期。

然而蘇軾卻將和韻詩寫成了好像陶淵明在原作里完全沒有提及怨憤似的（除了在標題中出現了「怨」字）。其開篇云：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頹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

蘇軾還在結句里提到，儘管他會為自己沒有早悟此理而感到遺憾，但仍然覺得現在才推尊「淵明賢」並不算太遲。

在這些和韻詩里出現的對於陶詩原作意蘊的改變，其實是蘇軾努力避免沉溺於悲傷與自憐情緒的一個結果。這番努力始於蘇軾在黃州寫下躬耕東坡之詩的時候，並在惠州與海南的和陶詩寫作中達到高潮。蘇軾在和陶詩里回應的陶淵明其實並不完全是那位在歷史中真實存在過的詩人陶淵明，而是一位比其更加符合蘇軾自我目標與需求的陶淵明。

「自我滿足感」是蘇軾的刻意表現

除了這些深受陶淵明影響的詩歌，這樣的人生態度還促成了蘇軾不少其他的引人注目的文學表達。比如他會將自己謫居海南島的經歷稱作「遊」，也就是一段令人倍感愉悅的遠行，並在北歸大陸的途中將其總結為「茲遊奇絕冠平生」。他也會在其他的詩作里聲稱自己本來就是海南鄉民，而且還會更進一步地把惠州與海南形容成蓬萊仙境甚至是桃花源。

下面引錄的這篇短文是又一個能夠展現這番堅定的樂觀主義的例子，其寫於蘇軾被迫渡海離開大陸後不久。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 天地在積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複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鮮有讀者不會在讀罷這篇短文後露出蘇軾所云的一笑。蘇軾在文中並沒有把這片令人生厭之地形容成一個令其適意的避難之所，而是轉而將其視作是一個極易逃離的地方，因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讓南海全部蒸發掉而已。

蘇軾具備的這種能夠在艱難困苦當中發現足可慰藉甚至歡愉之處的能力，當然是其所獲名望的核心組成要素。無論是他傚法陶淵明所擅之平靜安然的詩風，還是他將瘴毒橫行的荒涼之地形容成仙境（抑或是將貶謫說成是一場至少對人無害的愉快遠行），蘇軾似乎從來不會讓自己陷入灰心喪氣的境地。這足以讓我們明白，為何近千年間相繼積累起了數不勝數的傾心仰慕於蘇軾的讀者。此外，中國文學中的謫臣早在唐桑治之前就已經主要用孤獨淒涼的心境與以君子自居的形象示人，故而在這相當成熟且牢固的書寫傳統映襯下，蘇軾的這種能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更加璀璨奪目。

然而我們還是得提醒自己注意，上述的這種樂觀時刻只能代表蘇軾對於貶謫經歷的一種反應。正如下文將要具體論述的那樣，在蘇軾其他的圍繞貶謫的反應當中，也存在著不少壓抑內心之怨恨與反抗的時刻。除此之外，也正是因為蘇軾的那種明顯的自我滿足感是他在貶謫期間刻意表現出來的，所以其本身就足以提示我們需要注意它的複雜性。就像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那樣，蘇軾和陶淵明的人生其實大相逕庭，他完全不是陶淵明那種即便是出仕為官也行跡甚為模糊不清的士人；他也沒有像陶淵明那樣主動從官場中轉身離開，去往具有文化中心意義的廬山進行躬耕勞作。蘇軾如果真的想要變成他在詩中所寫的陶淵明、躬耕居士，或者不為人知的海南本地鄉民，那麼他一定得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而這種努力正是在他那些表現自我安然適意之詩的背後，所潛藏的深層意蘊。儘管如此，安然與適意仍然是這些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蘇軾的每一個看似只是簡單地記錄下自己新近發現的鄉野之樂的詩句里，都深深迴蕩著這種對待貶謫的人生態度。

原文作者/艾朗諾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