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守護人｜朱振彬：讓古書「複活」

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朱振彬。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北京文化守護人朱振彬

古籍修復專家，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1980年入職國家圖書館，學習古籍修復技藝。先後參與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天祿琳瑯」專藏等重要古籍修復項目。

一部十釐米厚的青藍色封面的清朝善本，被朱振彬小心地從保險櫃里拿出來，封面幾乎完整，但內裡的紙張已經泛黃、破損、酸化，在靜謐的國家典籍博物館一層，一張長180釐米，寬90釐米的橘黃色操作台，羊毫毛筆若干，糨糊碗、剪子、噴壺等工具佔滿操作台的邊角，打一盞檯燈，這本書就躺在中央。

這是朱振彬的工作台，他手持毛筆，蘸一點糨糊，修補被蛀出的蟲洞，這方寸之間，一本本「受傷」的古籍經由他高超技藝被搶救出來，這樣的動作，他做了四十多年。

今年62歲的朱振彬已經從國家圖書館退休兩年，現在被國家典籍博物館返聘。他曾參與《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天祿琳瑯》等眾多珍貴古籍的修復工作。埋首故紙堆中時，他18歲，現在，他頭髮灰白，從過去的「小徒弟」，變成了「老師傅」。

從認紙學起

1980年，18歲的朱振彬高中畢業，來到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北京圖書館學習古籍修復，拜78歲的古籍修復專家張士達為師。

張士達16歲到當時在京城古籍修復久負盛名的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學徒，後曾在琉璃廠開設「群玉齋」書店，1956年來到北京圖書館從事古籍修復工作。

什麼是古籍修復？朱振彬也「懵懵懂懂」，師父從認紙教起，「竹紙是光滑的，抖起來有‘唰唰’的清脆的聲音，皮紙稍微澀一些，抖起來悶悶的」，每一種紙區分厚薄、顏色、紋理，分辨時要用眼睛看，上手去摸，用耳朵聽。「紙都是手工造的，抄紙師傅可能這一張勁大一點，那一張勁又小一點。」幾百年過去，有的遭了天災，有的被轉手數次，紙張被氧化，中間的顏色淺，邊緣的顏色深。

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朱振彬的專用修復工具。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另一項基本功是打糨糊，「古籍修復的糨糊必須是純天然的小麥澱粉，根據書的厚薄程度，調整水和麵粉的比例，薄糨糊舒展，厚糨糊吸水黏性強，糨糊調得太厚，補在書葉上，會凸出來一塊，薄了，又不好粘連。

學會了選紙、打糨糊，朱振彬的手上多了一本舊書，開始在實踐中磨煉。

技術是一頭，沉得住氣又是另一頭，18歲的朱振彬一開始要面對的是整整一本書的蟲眼，「每一頁都有，每個一兩毫米，但每一個都要修補。」無數次從不耐煩到坐定後，靠著剛剛到手的基本功和師父傳授的技術，朱振彬修補好了第一本古籍。

師父教給了朱振彬修復的技術，也影響著他的性格，「他對工作非常專注，沉默寡言，我後來也隨了他。」

「整舊如舊」

1983年，朱振彬出師，回到北京圖書館。他還記得，剛工作不久，接觸到一批彝文古籍，「可能當時藏書的條件不太好，一打開，一股怪味兒就衝上來」，朱振彬和同事們沒來得及做好防護，長了一臉紅疙瘩。

1991年，國家圖書館開始大規模修復敦煌遺書，那時，曾經的小徒弟們已經站到了古籍跟前，挑起了大梁。

敦煌遺書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一批書籍的總稱，包含了2世紀至14世紀的古寫本及印本，總數約5萬卷。

朱振彬在講述他修復《天祿琳瑯》藏書的經歷。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因為時間久遠，紙張邊緣破損，老化、斷裂，被汙物侵蝕，每個「病灶」都得有對應的治療方案，紙張被汙物侵蝕脆化，需要用熱水浸泡，去除汙物並使卷子柔軟。有的紙張脆化成細小的碎片，朱振彬就如拚圖一般，判斷碎片從哪一頁掉落，再將它們一一拚好。

朱振彬的前輩們也在敦煌遺書里留下了大量修復痕跡，以現代的眼光看，大多十分隨意，破損的部分直接以打補丁的方式裱補在經卷背後，使用糨糊大多十分黏稠，裱補後紙張僵硬且大都皺褶不堪。在修復時，他們儘量保持原狀，揭下補紙，去除上面多餘的糨糊，展平卷子，經補破後，再把原補紙複原。

這是此次修復的大原則，「整舊如舊」。2002年，敦煌遺書陸續修復完成。

「書磚」和「酥皮點心」

敦煌遺書修復的同時，朱振彬和同事們又參加了《永樂大典》的修復項目，隨著諸多國寶級典籍的修復完成，朱振彬逐漸成為了中國國家圖書館頂尖的古籍修復師。

2013年，朱振彬迎來了更為艱難的「天祿琳瑯」修復項目，「天祿琳瑯」是清朝乾隆占士的藏書精華，也是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書。彼時，中國國家圖書館共收藏「天祿琳瑯」真跡279部，其中有不少已經糟朽、絮化、粘連，無法展閱，屬於一級破損，急需搶救性修復。

由於「天祿琳瑯」藏書中的很多書冊紙張酸化嚴重，如果不能完成去酸，有些紙張一碰就會成為碎屑，這樣的書冊被朱振彬稱作「酥皮點心」。他和同事們「通常是用千分之三的堿性溶液為它去酸，為了確保碎片化的紙張不會在去酸過程中被水衝走，朱振彬就小心翼翼的將這些碎片紙用化纖紙從上至下將其包住，再緩慢放到盛有弱堿性水的盤子中去酸，去酸後紙張才最終恢復了彈性。

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朱振彬參與了《永樂大典》的修復。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另一個修復時遇到的重大難題是書頁間的粘連。這種時候，朱振彬通常會將其懸掛在蒸鍋上方，用燒開的水蒸氣燻蒸以達到將紙張中的膠質軟化的目的。粘連最嚴重的《丹淵集》就像一塊「書磚」，他將書包起來放入蒸鍋，每隔兩三分鐘，都要打開來看燻蒸效果，再用特製的竹起子一點點將書頁揭開，然後再將其放入蒸屜燻蒸，如此反復，整整用了一個多月整冊書才完全揭開。

不僅技術上頗有挑戰，原料上也出現了難題。一些古籍中使用的紙張已經難以尋得，即使是有經驗的抄紙師傅，也難以還原一些紙張的製造工藝，達不到古紙的原貌和品質，例如在「天祿琳瑯」中，一部分紙張採用了開化紙和太史連紙，可如今，這兩種紙已經難以見到，製造的技藝也已經失傳。

這不是孤例，「天祿琳瑯」中的《漢書》元大德刻本，書衣用的是粉蠟箋紙，由於粉蠟箋紙因造紙技藝失傳而無法找到，導致它的修復面臨無紙可用的境地。

「粉蠟箋紙繼承了魏晉時期的填粉工藝，又繼承了唐代的施蠟工藝，它把粉和蠟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表面特別光滑而且細膩，但是二十世紀初，這種紙就失傳了。」

為了修復《漢書》的書衣，朱振彬和同事們從古文獻入手，從字裡行間尋找粉蠟箋紙的製作線索，再根據這些線索加工現有的紙張，經過無數次的實驗，終於仿製出了一種與書衣工藝接近、外觀一致的粉蠟箋紙，「力圖還原書衣的滄桑感和古樸感。」

「天祿琳瑯」的修復用了八年，這是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最大的一次針對國圖珍貴古籍的專項修復行動，被譽為古籍修復的里程碑項目。

技藝傳承

四十年前，朱振彬通過「師帶徒」的方式，耗時三年出師。這是古籍修復人員培養最傳統的方式。

2013年，在「天祿琳瑯」這個項目上，朱振彬又用「師帶徒」的方式，帶領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骨幹崔誌賓具體承擔修復工作。教學、研究、修復，60後帶著80後，讓年輕一代在項目中曆練，一批青年古籍修復人才就此成長了起來。

儘管「師帶徒」能保留最原汁原味的技藝，但耗費時間太長，朱振彬說，目前，古籍修復已經探索出了師帶徒、高校、傳習所等三種培養模式。

朱振彬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文物鑒定與修復方向碩士生導師，以及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本科（古籍鑒定與保護方向）、首都聯合職工大學國家圖書館分校古籍修復專業授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