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不盡者，故宮

當我們形容一處景觀之美時，少不了用季節去修飾它。花草、楓葉、冬雪，每個時節都必有一樣與建築相襯。景觀是可視的，也是可讀的。

說不盡逛不完的故宮也是如此。這座「王者之城」的建築群已經屹立了六個多世紀，從紫禁城轉變為人民的博物館，敞開大門迎接四方來客。故宮學者祝勇的《故宮建築之美》「試圖在文字裡將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將人與建築的歷史故事重述一遍。其配圖來自有數十年故宮拍攝經歷的攝影師李少白。

以下文字和照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故宮建築之美》一書的其中四個章節。所選章節，在空間上始於內金水河，終於神武門，與之一一相對應的歷史故事按先後次序排列。在國慶十一假期，我們摘取這幾部分內容，以饗在北京的或計劃來北京的書友，還有打算通過文字和照片「雲遊」故宮的書友。讓我們去感受故宮建築之美吧。

摘編有刪減，註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祝勇 （李少白攝影）

《故宮建築之美》，祝勇著，李少白攝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7月。

內金水河

一進紫禁城，在開闊廣大的奉天門廣場（清為太和門廣場），內金水河蜿蜒流過。

趙廣超先生說：「內金水河從紫禁城西北流入，象徵遠接生命之源的崑崙山。在宮中蜿蜒2100多米，晝夜不捨，恰似一條長長鏡廊，映照著這座皇宮六個世紀以來的人和事。」河水的圓弧，猶如女性豐滿的曲線，為這莊嚴剛健的政治廣場增添了幾分陰柔之美。

內金水河自神武門西邊的地道進入紫禁城，沿內廷西岸的宮殿牆外向東南轉，輾轉到武英殿前，在奉天門廣場形成一個月牙形的河道。有人說它是一條「天河」，代表著天上的銀河，也有人形容它為「占士挽玉弓」。然後向東向北，流到文華殿後，在鑾駕庫的巽方流出紫禁城。

我說紫禁城是一座穩定又鮮活的城，內金水河可以作為證明。這是一條活水，連接著護城河，除了象徵意義，還有諸多實用功能，比如消防、排水、用水、運輸、觀賞等。紫禁城的地平，北高南低，每當大雨，三大殿大台基上的螭首「千龍吐水」，無論地面上的水，還是遍佈紫禁城的明渠暗道里的水，都將彙入金水河。再大的雨，內金水河的水位也只上升一米左右，它實際上是紫禁城中一座可以調節水量的小型水庫。內金水河裡的水，漲漲落落，內金水河上的荷花，開開謝謝，呼應著生命與自然的韻律。

明宮詞曰:

「禁河新漲碧泓涵，魚鳥嬉春意自酣。一望白萍紅蓼路，大都風景似江南。」

有一天，我去冰窖餐廳（故宮博物院將清代占士用於藏冰的庫房改造成餐廳）參加晚宴。從廚師那裡得知，他們每年冬天還在內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於冰鎮餐飲。此後，每當我在凜冽的寒風中走過太和門廣場，聽到冰鎬的聲音在浩大的廣場上發出空曠的回聲，都會清晰地意識到，內金水河是一條歷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來瞻仰和憑弔的河，它也是一條現實的、鮮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動，仍然以一種秘而不宣的方式，介入我們的生活。

金水橋。

我想起老子的話：「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是至柔之物，卻有著裂雲穿石、無往不勝的力量。有水，才有萬物生焉，人民繁衍，占士的田才能蓬勃肥美，結出沉甸甸的果實。

內金水河上，五座內金水橋飛越而過，「對入宮百官來說無異是‘上天’的白雲」。這五座橋，分別對應著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象徵著仁、義、禮、智、信五德。金水河名字的由來，並非因為河水是金色的，而是因為這條河自西北流入紫禁城，而西方對應的，剛好是五行里的「金」。

像內金水河一樣，內金水橋也還活著，而且活得很風光。進入故宮博物院的遊客，首先要聚集在內金水橋，聽導遊講解，然後，迫不及待地拍照留念。橋下的河水，映出天上的流雲，以及遊客們好奇的面容。

文淵閣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京城漫天的火焰和憔悴的花香里消失了，帶著杜鵑啼血一般的哀痛，在他們的記憶里永遠定格。它日暮般的蒼涼，很多年後依舊在舊士人心裡隱隱作痛。

曾寫出《長物誌》的文震亨，書畫詩文四絕，崇禎帝授予他武英殿中書舍人。崇禎製兩千張頌琴，全部要文震亨來命名，可見他對文震亨的賞識。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兵攻破蘇州城，文震亨避亂陽澄湖畔，聞剃髮令，投河自盡未遂，又絕食六日，終於嘔血而亡，遺書中寫：「保一發，以覲祖宗。」意思是，絕不剃髮入清，這樣才能去見地下的祖宗。

以「粲花主人」自居的明朝舊臣吳炳，在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按照吳炳的紀年，是明永曆二年被清兵所俘，押解途中，就在湖南衡陽湘山寺絕食而死。對於效忠舊朝的人來說，這樣的結局幾乎早就註定了。兩千多年前，商代末期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伯夷、叔齊，在周武王一統天下後，就以必死的決心，堅持不食周粟。他們躲進山裡，採薇而食，天當房，地當床，野菜野草當乾糧，最終在首陽山活活餓死。他們的事蹟進了《論語》，進了《呂氏春秋》，也進了《史記》，從此成為後世楷模，擊鼓傳花似的在古今文人的詩文中傳誦，一路傳入清朝。

這些文人有：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韓非子、莊子、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範仲淹、司馬光、文天祥、劉伯溫、顧炎武……

文淵閣一角落。

當這個新生的王朝歷經康熙、雍正兩代帝王，平穩過渡到乾隆手中，一百多年的光陰，已經攜帶著幾代人的恩怨情仇匆匆閃過——從明朝覆亡到乾隆時代的距離，幾乎與從清末到今天的距離等長。天大的事也會被這漫長的時光所淡化，對於那個時代的漢族士人來說，大明王朝的悲慘落幕，已不再是切膚之痛，大清王朝早已成了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入仕清朝，早已不是問題，潛伏在漢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強弩之末。就在這個當口，乾隆祭出了他的撒手鐧——開四庫館，編修《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蒐集前朝刻本、抄本，認為過去朝代的書籍，有的瀕危，有的絕版，有的變異，有的訛誤。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編纂的《永樂大典》，總共二萬多卷，但在修成之後，藏在書居里，秘不示人，成為一部「人間未見」之書。在明末戰亂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永樂大典》副本幾乎全部被毀，至清朝，已所剩無幾。張岱個人收藏的《永樂大典》，在當時就已基本上毀於兵亂。

因此，蒐集古本，進行整理、辨誤、編輯、抄寫（甚至重新刊刻），時不我待，用他的話說：「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乾隆覺得這事重要，批準了這個合理化建議。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成立了四庫全書館。只有在乾隆時代，在歷經康熙、雍正兩代帝王的物質積累和文化鋪墊之後，當「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才能完成這一超級文化工程（今人對「工程」這個詞無比厚愛，連文化都目為「工程」，此處姑妄言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識到，這一工程將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

寧壽宮花園

寧壽宮花園又名乾隆花園，在寧壽宮後區的西路，是一個東西寬度只有37米、南北長160餘米的狹長空間，佔地面積只有5920平方米。它在紫禁城四大花園中倒數第二小（最小的是建福宮花園），卻是最具滋味聲色的一座。

因為在這狹長的空間內，設計師放棄了中規中矩的對稱之美，而是把它從南向北分割成四進院落。有點像章回小說，既各自成篇，引人駐足與停頓，又彼此串聯，構築成一個遊觀的整體。移步換景的方式，總讓人想起章回小說里常有的一句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簡潔的雕鏤。

不妨把乾隆花園里的四個回目分別起個名字：

第一回：名士風流。

走過花園的正門衍祺門，迎面不是空庭而是假山，營造先抑後揚的視覺效果，「以‘曲徑通幽’的手法將遊人引入古木參天、山石環抱的院內」。院內正中是一座敞軒，名古華軒。此軒是整個區域的統領，軒前東側，是被稱作「園中之園」的抑齋，更值得一說的，倒是庭院西側的禊賞亭。亭的抱廈內有流杯渠，追摹的是東晉王羲之「曲水流觴」的名士風流。手握一卷《快雪時晴帖》真跡的乾隆，閑坐禊賞亭里，舉杯吟詩間，期待的，或許就是與王羲之的神遇。

第二回：尋常人家。

第一進院落中，曲徑迴環，亭軒相襯，「奇峰怪石錯落在邊亭半廊之間，異花珍卉散佈於水榭山館之畔」，讓人對第二進院落充滿期許。但出現在人們面前的第二進院落，恰恰是一個平常的四合院，甚至比起王府的正房還要素樸直白。這尋常里，其實埋伏著最大的不尋常。這樣的設計，不僅增加了空間上的起伏變化（讓人感到意外），為花園最後的高潮段落預埋伏筆（也是一種「先抑後揚」），更體現了小院主人乾隆內心的一份訴求，那就是回歸平凡的世界，做一個尋常的匹夫。

第三回：坐看雲起。

第三進院落正面萃賞樓和西面延趣樓都是二層高樓，既遮隔紅牆，又可憑欄外望，視線剛好可以越過院中假山的頂部，變得豁然開朗。但院子裡的絕筆，不是這兩座高樓，而是庭中的太湖石山。乾隆愛晉人書法，也愛桑治畫，愛米友仁《瀟湘雲煙圖》中的那種雲光迷離的效果。疊山猶如畫畫，要用皴法。乾隆懂畫，所以要疊石匠人營造出桑治畫中的「雲頭皴」。於是，這庭中的整個假山，都採用橫式疊砌的方法，猶如片片雲彩，「移石動雲根，植石看雲起」，讓乾隆占士體會「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那份瀟灑浪漫。

第四回：符望春秋。

這是花園的最後一進，幾乎是把建福宮花園搬進了乾隆花園。庭院中央的符望閣，完全是仿照建福宮花園的延春閣建造的。庭院西南角的雲光樓（下層稱養和精舍），也是複製建福宮花園里的玉壺冰。雲光樓這二層樓閣，從內到外都找不到樓梯，要想上去，需借助庭院假山的山石蹬道，這也是乾隆花園空間變化的神來一筆。

神武門

1924年11月5日，婉容和溥儀像往常一樣，坐在儲秀宮里閑聊天，內務大臣紹英跌跌撞撞跑進來。原來是鹿鍾麟帶著部隊進入了紫禁城，強迫溥儀在三個時辰內搬出紫禁城。

其實，就在前一天，溥儀與鄭孝胥、榮源等幾位大臣，以及皇后婉容商議，決定第二天祖裝逃出紫禁城。

匆忙中，婉容放下剛剛吃了一半的蘋果，倉皇走出儲秀宮。

溥儀出宮後成立的清室善後委員會拍攝的儲秀宮照片上，那枚吃剩一半的蘋果赫然在目。

當時真實的情況是，在「親貴大臣」的苦苦哀求下，準許溥儀再推遲幾小時出宮。溥儀只帶上一些細軟就匆匆離開了，一行人只用了五輛汽車，鹿鍾麟乘坐第一輛做前導，溥儀與隨從坐第二輛，婉容和她的親屬坐第三輛，張璧坐第四輛，紹英等坐最後一輛。

有兩位太妃誓死不從，滯留宮中。

《末代占士》（The Last Emperor，1987）劇照。

溥儀出神武門時，攜帶物品一律要檢查，軍警在他行李里查出一件稀世國寶——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當場沒收。但這件沒收的古物卻給辦事人員出了一個大難題：「當時各宮殿已經上鎖，沒法立刻隨便打開把它送回去，而除此之外又無處可存，而且又不能交由私人保管，於是在萬般無奈之中，臨時由承辦人員想出一個權宜辦法，馬上派人到外面去買了一個大保險箱回來，由當時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石曾（李煜瀛）先生親手把它鎖在櫃內，外面再加貼封條，然後再把這個大保險櫃存放在神武門裡面的臨時辦公處內;當時保險櫃的開啟號碼，只有李先生一個人知道。」

我不知離開故宮時，溥儀是否從後車窗回望過他的宮殿。高大的神武門，作為宮殿的最後形象，從他的視野里漸漸遠去，直到消失。那一刻，他的心頭一定是五味雜陳。他的少年心，曾被這百尺宮牆所禁，一直渴望著像小鳥一樣飛翔。此刻，他離開了牢籠，卻定然會產生一種空茫的心緒。

他不知道他將來會在哪裡安身。

他住進了父親的宅子（醇王府），卻不止一次地偷偷潛回紫禁城外，面對高高的宮牆，號啕痛哭。

在他們身後，故宮博物院於1925年10月10日成立。溥儀離開時走過的神武門，成為故宮博物院的正門。

神武門和故宮博物院（照片中的白色縫隙是分頁印刷所致）。

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幾天，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也是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的李煜瀛先生，在文書干尼，將黃毛邊紙粘連起來，長達丈餘，鋪在地上，半跪著書寫了「故宮博物院」五字院匾，懸掛在神武門上。

吳祖光先生之父吳瀛先生是故宮博物院的創建者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內務部主管故宮的官員。家人在整理新鳳霞和吳祖光遺物時，發現了吳瀛先生寫於1948年10月到1949年7月的手稿，其中詳盡實錄了當年創辦故宮博物院的起因和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他在回憶故宮博物院開幕典禮時說：

「那天，北京全城人士，真說得上萬人空巷!都要在這天，一窺此數千年神秘的蘊藏。熙熙攘攘的人們無不抱此同一目的地擁進故宮。我因為家有小事，去得稍遲一點，同了眷屬以及友好幾個人，車子被阻在途中不能行動好多次。進宮之後，又被遮斷在坤寧宮東夾道兩小時，方才能夠前進。所以到達會場，開幕典禮也過了，沒有參與。只見人來人往，亂哄哄地一片一堆地到處磕撞著，熱鬧極了。」

占士居住的紫禁城，從此變成了「故宮」（過去的宮殿）。

它的主語徹底反轉，由占士，變成人民。

從故宮（過去的宮殿，即紫禁城）建成（公元1420年）至今（公元2024年），時光剛好過去六百餘年。

原文作者/祝勇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