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服裝界看，創業時代已經過去？

如果要討論一個最多人參與（過）創業的產業，那一定要談談服裝產業。作為日消品行業，門檻低，流動性大，永不落幕，是這個產業的典型特點。在這一產業，不僅參與創業者眾多，而且創業者的來源和創業模式也十分多元。

這兩年，我們訪談了不少服裝產業的創業者，也接觸到了不同來源和不同模式的創業者，在這裏和大家分享，希望通過他們的故事向大家呈現我國服裝產業發展的剪影，和大家探討中國式創業。

從打工人到創業人

從幾乎身無分文的打工者逐漸成長為創業者，是我們接觸的大部分創業者的典型經歷，是服裝產業最典型的創業模式。

魏總，1973年生，江西贛州人，初中畢業之後就跟著親朋來廣東務工。1993年進入製衣行業，從車縫工做到車間組長，再做到製版主管，設計師。2003年有了一些積蓄，再加上借錢，湊了1萬左右，開始自己辦製衣廠。2023年，是他進入製衣行業的第30年，創業的第20年。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和奮鬥，目前擁有一家獨資企業，員工800多名，集生產、開發和銷售一體，公司通過了迪士尼認證和NBCU認證，年產量達到1000萬件，公司年產值1.2個億。

楊總，1976年生，四川人，1992年就來到廣東，1996年進入印花行業，從製衣廠保安做到人事主管，2000年開始學習跑業務，跑訂單，2002年重新管人事，2003年開始負責監管生產，2006年開始創業，2022年退出印花行業。高峰期的時候工廠也有20多個人，重要客戶包括以純、施華洛世奇等。

這類創業者的典型特點是，白手起家，在製衣行業做的時間比較長，在很多崗位都做過，對整個製衣或者其中的某個環節非常瞭解，而且在一些關鍵崗位上做得比較出色，包括直接和客戶接觸、跑訂單的業務員，對市場有洞察力的製版師，人事主管和生產主管等。

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從一個打工人，成長為有人脈，有訂單，有管理能力，對市場有一定把握的創業者。他們一般都是從家庭作坊做起的。自己或者夫妻兩人，帶著親朋老鄉幾個人，一開始做同行（更大規模的服裝製造廠）的外發單，逐漸擁有了直接對接品牌商的能力，家庭作坊逐漸成長為標準化服裝廠。

這類人能夠成功，不少是生活所迫。他們大多是生長在家裡兄弟姐妹多，家庭條件差的家庭，不得不出來闖一闖，成家之後養家的壓力也非常大，甚至不得不為改善家庭條件搏一搏。魏總出生在贛州農村，有8個兄弟姐妹，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50多歲，結婚的時候，父母就不在了。之後生了兩個小孩，老婆帶小孩，自己一個人上班，養家的負擔非常重。楊總也是如此，家裡有5個兄弟姐妹，父親在自己16歲那年因為尿毒症去世，結婚之後，尤其是生小孩之後就只能夠靠自己一個人打工。

艱苦的生活體驗讓他們有了應對困難的韌性，也沒有給他們退路，倒逼他們在遇到再大的困難也不得不熬下去。在魏總的記憶里，最深刻的體驗是饑餓，不僅是在農村老家，進城打工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也受困於此。1997年以前他們的打工收入不多，還要儘量往家裡寄一點，留下的錢都不夠自己填飽肚子。6點吃晚飯，在沒有吃飽的情況下，要加班到12點，夜晚經常被餓醒。

實在沒有辦法，偶爾會去偷本地人的香蕉吃，很多時候只能去摘一種本地人不吃的酸橘子，吃下去再送一碗溫水充飽，這樣才睡得著。創業之後，最艱難的時候是資金周轉出了問題，要去借錢。有一年因為幾個重要客戶沒有及時給貨款，訂單卻要照做，工人吃飯和發薪金都需要錢，手頭變得異常拮據，甚至連給工人買菜的150元都拿不出手。

創業總共借了10多萬，六七萬是要利息的，實際上親戚朋友中能借的錢都借過了，最後只能夠到菜市場找一個關係非常一般的老鄉借錢。當時借錢的過程他記得十分清楚，因為那個老鄉並不情願借，他在老鄉店門前軟磨硬泡了2個多小時才借到。早上8點去買菜，10點多才借到錢，然後急急忙忙買了菜趕回廠里給工人把飯菜做好。在魏總看來，這樣的苦實際上比挨餓還要難以忍受。

創業的前兩年尤其艱苦，但是他們都堅持下來了，確實也沒有退路。堅持下來的他們，在幾年後終於見到了曙光，成為了從時代中受益較大的那一批人。

進入21世紀，一方面，中國紡織服裝業緊緊抓住我國加入WTO的歷史性機遇，得到了新一輪的大發展，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尤其是三來一補企業進入到中國。

另一方面，我國國內民眾因為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消費力也在快速增長，一些品牌商逐漸成長起來。他們的發展都離不開大量的供應商，那些在服裝行業打拚了多年，甚至大多在這些企業中工作過的服裝人，擁有了創業機會。

他們的成功，也少不了熟人社會的支持。打工的時候，一開始他們在親朋或者老鄉的帶領下出來打工，之後帶著一幫親朋老鄉在廠里打工。在創業的時候，親朋老鄉在資金上也給了一定支持，大多在他們廠里打工，在關鍵崗位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遇上資金周轉困難，和他們關繫好的人可以幾個月甚至一年暫時不發薪金。

這類創業者如果細分，也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前述從中西岸地區到東區地區務工經商的創業者；

一類是通過在東區地區鄉鎮企業或者國有企業的供銷員或者師傅習得市場技能，然後在本地開辦家庭作坊，最後通過去全國各地包括中西岸地區跑市場不斷壯大自身的創業者，浙江的溫州模式尤其典型。

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個體通過長期闖市場，習得了較強的市場競爭能力，不同的是後者可以更多從所在地城鎮化中受益。

「關係戶」

與前一類創業者主要依靠後天努力不同，還有不少服裝行業的創業者是「關係戶」。在華南地區，在福建主要是閩南金三角地區和廣東主要是珠三角地區兩地的本地創業者中，這類人比較多。

黃總，1975年生，廣州增城人，有不少親戚在香港，也有回來辦廠的。一開始他在親戚的製衣廠學做衣服，兩年之後在親戚的資金支持和訂單支持下開始辦製衣廠。因為經驗不足，他將實際的生產管理交給僱傭來的廠長打理，自己則只負責資金和訂單。2000年到2008年，這段時間掙了不少錢。這段時間，和很多本地老闆一樣，他將部分資金用於建出租屋，更多的資金用於建設廠房。2008年以後，生意開始沒有那麼好做，不少三來一補企業轉移出去了，國內市場競爭也愈發激烈，2009年就關閉了製衣廠，開始將更多的精力和資金用於打理廠房出租。

吳總，惠州博羅人，40歲左右，1996年左右開始做服裝，原來是養鵝的，因為老婆的姐姐是香港的，借錢給他開製衣廠。因為他對這個行業不熟悉，屬於跟風進去的，兩年後廠子因為經營不善倒閉了。

陳總，泉州晉江人，1968年生，2009年開始創業，創辦了一個製衣廠，此前一直在自己妹夫開辦的某知名運動品牌企業中工作。剛組建新的公司，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有400多人，就成為了某知名運動品牌企業的核心工廠。

陳總的企業雖然是獨立核算的，但一開始的啟動資金主要來源於運動品牌企業，整個企業生產管理和麵輔料商的管理都由後者主導，採取市場通行的現代化的管理方式。

2018年以前，公司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客戶除了運動品牌企業以外，還有不少知名企業，如太平鳥，巴拉巴拉，匹克，以純，蕉下等。陳總之後還新成立了另一家公司，主要負責生產鞋子。由於本地招工困難，到河南、江西和四川等地還另外成立了四個生產基地，員工達到1000多人。2018年以後，整個市場行情不太好，其他客戶比較難做，逐步流失，對某知名運動品牌的訂單依賴度開始提升。

廣東和福建的本地創業者「關係戶」比較多，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這些區域改革開放後的工業化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快速湧入的「三來一補」企業，伴隨而來的是大量外資和港澳台投資，和大量去海外、港澳台闖蕩但和家鄉持續保持聯繫的華僑。

另一方面是這些區域作為宗族型地區，人們創業成功後，更加願意反哺自己的家鄉，包括為親朋創業提供支持。

這給本地人提供了充分的創業支持，實現了組織化的市場化，構成企業市場擴張和品牌打造的組織基礎。尤其是在這類家族企業在經濟上行期利用組織優勢和本地城鎮化優勢發展到一定規模，充分吸收了現代化管理方式的情況下。

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個體市場經營能力弱，對關係等外部資源的依賴度高。

在本地城鎮化模式下，關係資源和本地身份帶來的從土地增值收益中獲益的機會等，進一步強化了這類創業者市場根基不牢的問題。和前一種通過紮實的市場打拚和學習的創業者相比，尤其明顯。

因此「關係戶」們也更加經不起市場的敲打，在市場波動時更容易選擇退守到一些相對容易獲利的領域，比如當房東。退路較多也是他們退出生產的重要原因之一。

廣東和福建的差異在於，作為三來一補企業的主要流入地，在高峰期更加容易從市場中獲益，依靠土地獲得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創業對個體市場能力的要求更低，因此在市場波動時也更容易退出市場。

創二代

創二代可以說是「關係戶」的一種，但是從實踐來看，服裝界的創二代們與前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吳總，泉州晉江人，90後，從小跟著父母在服裝廠里泡著，服裝廠逐漸成長為以紡織服裝為基礎的集團型企業。在父母的支持下讀了碩士，學習的是IT。在集團的子公司學習了幾年的生產管理，之後就開始引導公司進行產業升級。因為對服裝行業知識和互聯網比較瞭解，因此將產業互聯網作為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

洪總，泉州晉江人，90後，實際上已經是創三代。大學主修的是工業設計。結束學業後，自己創辦了一個插畫工作室，辦展的經歷也給其做服裝產業提供了靈感和經驗。創業失敗之後回歸到家族企業，跟著父母學習管理知識。其所在的企業已經在爺爺輩手裡完成了初始的資本積累，在父輩手裡成功實踐了品牌化戰略。

30歲不到已經開始主導企業發展的洪總，自己就是設計師，將國際化、時尚化、年輕化和技術化作為主攻方向，並且致力於將東方美學巧妙地融入服裝設計之中[1]，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連續七次登陸米蘭時裝周官方日程。

總體來說，我們接觸到的創二代不多，一方面是因為很多創一代的子女都不願意從事服裝產業。服裝業是很辛苦的，工作環境和創業環境都不理想，社會認同度也不是很高，很多創一代不想讓自己的子女從事服裝業，他們的子女自己不想進入服裝業也是常態。另一方面是因為創一代們還在擔任主角，很多創二代們還在培養中，他們大量登場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實際上，為數不多的創二代往往集中出現在一些創一代取得較大成就，創業平台較高，創業環境較好的企業。他們接手後，在充分學習產業知識的基礎上，將自己學到的新東西和服裝產業成功結合，促成了企業新發展，也是產業升級轉型的積極力量。

其中也有不少的風險。一方面，整個市場轉型和產業轉型，對企業包括創二代提出了高要求。

另一方面，創二代雖然相對於創一代而言對新的東西更加敏感，但是在對產業本身的複雜性方面及其應對經驗方面，卻不如創一代。兩代人因為時代和成長環境，個性方面等差異所促成的創業品性的差異，也會增加企業和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

創二代的成功，首先依託的是企業在經濟上行期，上一代人甚至上幾代人的深厚積澱，基本的運行和管理也離不開在企業深耕的「老人們」；其次才是個體市場能力的提升和轉型方向的選擇。

其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家族企業現代化過程中如何充分發揮家族企業的優勢，同時充分汲取現代化管理體系，培養和篩選出符合條件的管理者。

如洪總所在的企業就擁有一部「家族憲法」，從家族成員如何進入公司，到入公司後須在多少時間內具備成長為公司高管的潛質，到能力不足被勸退都有明文規定。也有企業選擇將管理權交給職業經理人。

跨界者

跨界者也是創業者中十分重要的一類。整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毫無相關性的跨界者，一類是具有弱相關性的跨界者。

王總，河南人，80後，2020年以前在河南做建築工程，感覺到建築工程開始下行，因此開始想做對外貿易。服裝作為門檻相對較低的產業，對外貿易方面需求較高，因此就選擇了這個賽道。在以對外貿易為主的浙江柯橋成立了貿易公司之後，通過和50多個老闆接觸，學習紡織服裝行業的一系列書籍，開始對產業有了認識，並明確了自己的定位。

因為相比長期從業者，自己在生產方面沒有優勢，而且前者大部分人考慮到國外治安等問題，不願意直接到國外去接觸客戶，開拓國外市場的能力較弱，王總選擇到孟加拉這個第二大的服裝出口國設點，直接接觸客戶。

其模式是，以孟加拉為柱蠆式，長期駐紮在孟加拉，一方面整合孟加拉國的一些供應商和國內的供應商，另一方面充分接觸歐美的客戶，很多時候直接跑到歐美等地去接觸客戶，從而實現更加高效的供需對接，並從中獲益。雖然從業的時間不長，但是目前已經開始每年有幾十萬的盈利了。

梁總，東莞人，80後，2018年和幾個合夥人一起創辦了一家集綠色、精益、智能、敏捷 為一體的紡織印染行業示範工廠。梁總和幾個合夥人，原來都是做互聯網的，並立誌成為行業領先的精益、智能製造、紡織印染技術解決方案的綜合服務商。

劉總，湖北人，1995年大學畢業，當時被分配到體制內，主要做財務工作。但是因為收入太低，1997年就來到了廣州。因為學習財務方面的工作，當時工作不好找，而當時服裝產業發展比較快，招工需求較大，就進了服裝產業。因為有點英文基礎，第一份工作是做服裝外貿公司的跟單員。積累一定經驗之後，就到了一個港資企業做主管。以一個公司待的時間不超過五年為目標，劉總去了很多企業，從g2000，到澳州的一個外企，到美邦、裂帛和茵曼，再到希音，管理層級不斷提高，方向主要集中到供應鏈管理這一塊，深度參與到裂帛、茵曼和希音供應鏈管理系統的建立中。

因為對供應鏈管理和互聯網都比較瞭解，劉總於2016年創辦了簡派供應鏈科技有限公司，專注於服裝供應鏈管理系統和全渠道供應鏈雲平台的研發、銷售、實施和售後服務，利用自己從業多年的優勢，對產業癥結問題的瞭解不斷完善平台，已經有不少的企業入駐該平台，並從中受益。此外他還創辦了一個工廠，是希音中高端品牌的供應商之一。

以上大多為相對較成功的跨界者，在其他賽道積累的市場能力和資本積累等，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在服裝業找到了結合點，也成為了服裝產業創新和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

實際上，大部分跨界者是不成功的，或者沒能夠發揮這麼積極的作用，只是將服裝界的創業當作過渡或者跳板，服裝界的創業只是他們創業經歷中的一部分。我們在和一些創業經歷豐富的人訪談，都能夠從他們多元的創業經歷中找到幾年在服裝業創業的經歷。

服裝業的門檻低，進入很容易，同時具有競爭比較激烈，波動性和流動性大的特點，因此造就了很多「快進快出」的跨界者。

這類跨界者，部分從服裝產業賺了點錢，發現了更賺錢的門路，就轉行了，也有部分是因為虧了錢不幹了的，給服裝業的發展帶來了活力，但是也帶來了一定混亂。

服裝界創業的特點

整體來看，服裝產業的創業者中，最多的是第一類和最後一類，凸顯服裝界創業的大眾屬性。這與服裝業本身的特點高度相關。

首先，服裝產業作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成本比較敏感，對勞動技能的要求並不高，勞動力高效充分利用且整合成本低，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較大。這提升了創業機會的開放性。就大多數普通的農民工而言，足夠勤勞甚至願意「自我剝削」，使得他們自身的勞動力得到充分利用。

在長時間的工作中，勞動技能逐漸熟練，經驗變得日益豐富。不僅如此，他們還能夠依託熟人關係，低成本將一群勤勞且願意自我剝削的親朋和老鄉組織起來，從事服裝產業，進一步提升了他們的競爭力。

其二，規模效應不明顯，降低了創業門檻。

這一方面是服裝業本身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和週期性，訂單波動大，勞動力組織規模相對較小，靈活性強，更加適應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因為產品具有明顯的非標性，加大了規模化經營的難度。

因此大部分服裝產業的創業者，都是以家庭作坊和「夫妻店」起步的。大部分創業主體以小微企業和微微企業為主，用工規模不大，而且用工靈活。

其三，因為初始投入較少且固定資產投資較少，屬於輕資產創業，進一步降低了創業門檻。

服裝業的設備，主要是服裝製造環節的設備都屬於輕型設備，花上一二十萬，買上幾台縫紉機，再租一個一兩百平的民房就可以開始創業。

其四，產品材質和款式，尤其是款式具有非標性和多樣性，多變性，這強化了創業成功的偶然性，也意味著創業機會增多，創業機會具有分散性。

這也是創業具有大眾性的重要前提。以快時尚行業為例，做出爆款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較大的偶然性，持續做出爆款也比較困難。這一點在消費互聯網得到充分發展以前，表現得尤其明顯。

其五，這種大眾性主要體現在中低端製造業和服裝製造環節。

從產業鏈來看，不同環節的產業屬性存在一定差異，其創業的大眾屬性也存在差異。和服裝製造相比，紡織和印染等環節具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特點，創業門檻也相對更高。印染環節作為合規治理的主要對象，合規化的推進也在提升其創業門檻。

其六，從發展趨勢上看，創業門檻在不斷提高，其大眾屬性也正在弱化。

首先是因為中低端製造業和服裝製造環節的勞動力優勢不再明顯，當前青年人就業和創業要求與產業發展不適配，再加上貿易戰和東南亞等國中低端產業的衝擊，進一步壓縮了中低端服裝製造發展和創業空間。其次是因為產業競爭模式的轉變，提升了創業門檻。

在小單快反模式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的背景下，在產業互聯網企業或者行業組織的主導下，供應鏈上不同環節的聯動能力提升，成為影響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單個企業對龍頭企業的依賴程度提升，產業發展對單個從業主體的要求提升，創業的門檻因此提高。

然後是因為合規化作為產業治理的重要內容，被視作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也增加了創業的成本，進一步提升了創業門檻。

再次是因為行業信息愈發對稱，競爭標準的模糊空間逐漸被壓縮，試圖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創業者將會變得愈發艱難。

最後是因為產業升級變得愈發緊迫，一些關鍵環節的技術突破，品牌化、國際化的能力提升，在整體產業競爭力提升層面的作用也會愈發突出，那些在技術、資本和知識等層面具有優勢的跨界者，創二代們和長期耕耘者將更多地登上舞台，對產業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中國式大眾創業何以可能

服裝業是傳統產業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行業。透過服裝界創業的特點和發展歷程，也有助於我們認識傳統產業的整體發展歷程。

從服裝業創業者的經歷和創業發展歷程看，我們似乎經歷了一個大眾創業時代。在這個時代，大眾創業或者說創業的大眾屬性，為中國經濟注入了強大活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為大眾尤其是廣大的農民工提供了一種相對可及的向上流動的通道。

其二，大批創業者的產生，提升了整個市場的消費能力，是強大國內市場生成的重要基礎。

其三，以服裝為代表的傳統產業，成為了社會投資的主要領域之一，有助於提升大眾資本的流動性。

其四，大批創業者的進入，也使得整個產業處於一種相對充分競爭的狀態，雖然增加了流動性，也增加了競爭無序和白熱化的可能性，同時也提升了創業者倒逼自己不斷創新，不斷提升競爭力的動力，催生出一種因充分競爭而產生的漸進和分散的創新機制，也提升了產業的整體韌性，從而提升了我國創業者和相關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大眾創業好處多多。但是對於一個國家而言，要真正實現大眾創業並不那麼容易。對於人口大國的中國而言，尤其不容易。

總體來看，成就了中國式大眾創業時代的主要因素如下：

其一，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間所搭建的重工業體系，為提升國家宏觀調控，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力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體制，催生出具有資源統籌，基礎設施體系建設，抑制地方主義等能力都較強的中央政府，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基本公平和開放的市場競爭秩序得以逐漸生成並完善。

結合地方政府在服務產業集群發展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能力，我國得以順利且高效承接了正選國家第四次和第五次產業轉移，大量企業在適合的區域快速集聚。

其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為承接產業轉移提供了充分的空間和資源基礎。

強大的國內市場也解決了外部產業轉移的週期性和波動性對經濟發展的衝擊，有助於產業集群的多元發展和有序發展，尤其是大量勞動力密集型，對只在勞動力方面具有相對明顯優勢的農民工具有親和性的傳統製造業和相關產業集群的多元、有序發展，給大量進城的農民工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和創業機會。

其三，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推動下，農民進城的限制被解除。

中國農民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基礎醫療水平提升和教育能力提升的支撐下，在家庭主義和農耕文明的支撐下，以身體和知識素質得到提升的狀態，帶著勤勞，堅韌，規訓程度較高等就業品性進入到市場中，成為了適應現代工業體系能力強，積累能力強的產業工人，為創業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村社共同體發達造就的組織化的市場化機制，同鄉同業的充分發展，進一步提升了他們邁過創業門檻，應對風險的能力。

其四，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尤其是集體所有製的支撐下，生產資料分配的大眾化，為創業機會的充分供給和充分開放提供了制度基礎。在發達地區表現為各級政府和本地村民等主體都參與到土地開發，踐行一種統分結合的土地開發模式，適應了不同主體的空間需求，也為不同主體創業提供了成本適配的空間基礎。

對於來自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工而言，這一制度的踐行，使得他們在市場波動時或者創業失敗之後依然有退路，可以回到農村養精蓄銳，從頭再來。

在內外部因素結合的情況下，處於短缺經濟的中國開始實現經濟騰飛，在市場闖蕩的人充分汲取了這一波時代紅利，成就了中國式的大眾創業時代。要知道，這些在中國被看作是常態、理所當然的條件，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很多發達國家，都是不具備的。

以印度為例，同樣作為幅員遼闊的人口大國，因為各邦法律政策體系不同，地方利益集團盤踞，宗教問題等，僅僅破除地方主義，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一條就舉步維艱。

大眾創業時代已經過去

我們不得不直面的一個事實是，大眾創業時代已經過去。

最典型的表現是我國以服裝為代表的傳統製造業已經高度成熟，進入到一種結構性和週期性的強過剩中，再加上信息高度對稱和貿易戰等外部衝擊增強等因素的影響，創業機會減少，有限的回報較好的創業機會也局限在高技術、高知識和高資本層次，只對少數諸如創二代、跨界者和資本能力強的人，在這個領域中深耕且能夠快速跟上時代的人開放。

而相對知識、技術和資本密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製造業是對最大多數人開放，且提供最多創業機會的賽道，這一賽道變得封閉，意味著整體上創業機會大大壓縮。

商服業尤其是中低端商服業和農業，作為相對具有大眾性的創業賽道，其形勢也不容樂觀。撇開商服業和農業的創業門檻會因為資本的長期入場而門檻變高不談，當製造業的賽道吸納創業者能力有限時，商服業和農業賽道也會因此變得更加擁擠，進一步壓縮了其創業空間。

調研過程中，很多出於合規化和貿易戰等原因被傳統產業淘汰的從業者，包括企業家，進入農業和商服業領域投資，導致某些領域投資過熱，比如珠三角原來從事傳統製造業如傢俱行業的大量老闆進入水產養殖業（如小棚蝦養殖），加劇了水產供給過剩問題。這類情況比較普遍。

這提醒我們，不要輕易倡導大眾創業和返鄉創業，因為我國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質的轉變，大眾創業時代已經過去。在新的發展週期到來前，很多領域，尤其是傳統製造業，中低端商服業和農業等領域的創業機會都會相對稀缺。

政府也沒有必要刻意通過一系列政策和資金支持來引導企業加大創業機會減少的領域的投資，這不僅會導致財政資源浪費，還會加劇這些領域競爭內卷的問題。事實上，即使新的發展週期到來，也很難改變創業機會不斷減少，創業門檻逐漸變高這一現實。

還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要儘量保留有限的創業空間，或者說要降低因為不合理的產業治理引發的創業機會減少，創業空間壓縮的問題。最典型的問題是合規化推進速度和方式問題。

在成本領先主導的競爭模式下，服裝產業長期處於控製成本的壓力較大的狀態中，創業者在資源使用時往往具有非正規化的特點，包括空間和相關生產工具使用的非正規化，招工的非正規化等等。

因為資源的非正規化使用是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的一種主要方式，而這一產業發展過程中要降低對這一方式的依賴，並不容易。而創業具有分散性和大眾性，流動性大，加劇了合規治理的難度。

在產業治理實踐中，合規化被視作是倒逼產業升級的一種力量，在使用的過程中往往會帶來從業和創業門檻提升這一後果。

更關鍵的問題是，為避免因為合規問題遭遇一票否決，各地不分產業，不分階段的強調高標準的合規化，甚至以此為由倒逼產業轉移，導致很多傳統產業集群包括服裝業遭遇到了不合理、成本過高的合規治理。

因此，產業競爭力下降，或加快向國外轉移的步伐，甚至整個產業集群的覆滅，抑制了其作為為大眾提供較多創業機會的平台發揮積極作用，也降低了很多領域創業機會的開放性和大眾性。

探索適應不同產業和特定經濟發展階段、成本相對較低的合規治理方式，尤為重要。

創業機會減少，還會在以下兩個方面給整體經濟發展秩序帶來挑戰：一方面，當創業作為向上的流動機會逐漸稀缺的情況下，其他提供向上流動機會的賽道比如教育會變得更加擁擠。這意味著教育公平，對於社會有序發展變得愈發重要。

另一方面，創業機會減少，也會對資本的流動性帶來不小的影響。創業機會多，投資動力強，資本流動性就大，反之資本流動性會降低，尤其是分散在大眾投資者手中的資金。

有兩個需要注意的問題，首先要接納社會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牽引力量的式微這一客觀事實，其次要結合產業發展新階段創業模式的轉變，從而提高社會投資的效率。

從產業發展來看，在貿易戰、經濟下行和供應鏈出海等產業發展新形勢下，一些關鍵環節如產業互聯網的技術突破變得愈發緊迫，供應鏈各個環節聯動發展和供應鏈金融的發展需求也變得愈發迫切，應該適度引導原本分散的社會投資能夠向這些領域集中。

參考文獻：‍‍‍‍

[1] 洪總的信息來源為筆者在世界服裝大會上聽到的洪總的發言和網絡信息。沒有面對面的訪談。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係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諮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願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