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學者力推政治與經濟共生論 推動深入思考制度和發展的關係

文|王勇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

2024年盧保經濟學獎花落三位美國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Daron Acemoglu（達龍·阿傑姆奧盧）、Simon Johnson（西蒙·莊臣）和美國芝加哥大學James A.Robinson（占士·A·羅賓遜）教授，他們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繁榮」理論共同獲獎，該理論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他們通過研究歐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種政治和經濟制度，能夠證明制度與繁榮之間的關係。他們還開發了理論工具，可以解釋為什麼制度的差異會持續存在，以及制度如何變化。

曾邀請占士·羅賓遜到北大訪問

本人對三位教授的工作相對比較熟悉，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主要領域就是經濟增長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政治經濟機制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進而對技術引進與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我的博士論文中的第二章就是試圖解釋為什麼2004年中國大陸吸收對外直接投資比印度多出12倍，為什麼中國對於吸引外資的政策要比印度更加優惠。大家知道，對於中、印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吸引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增加了本國的物質資本，更重要的是引進了更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從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我構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模型，考慮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有本國企業對於引入外資企業的內生偏好以及它們之間的博弈過程，內生決定了相關政策變量，進而決定了潛在外資企業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兩元選擇。我的這篇論文重點引用了阿傑姆奧盧與羅賓遜合作的關於技術引進與政治激勵的一篇論文，並最後發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期刊上。我的博士論文的其他章節也都引用了阿傑姆奧盧、莊臣和羅賓遜合寫的多篇論文。

總之，他們的著作我讀了不少，得到了很多啟發，他們的研究最終是為瞭解釋經濟增長與發展，我始終認為這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甚至沒有「之一」。因此，今年這個領域獲獎，我為此感到高興。巧的是，今天宣佈他們獲獎時，我正好在給博士生們上高級經濟增長專題的課程。

占士·羅賓遜是芝加哥大學哈利斯公共政策學院的教授，我曾經寫郵件邀請過他來我們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院訪問，他回覆說非常樂意，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有確定好時間，尚未成行。

占士·羅賓遜才加入芝加哥大學時，我已經從芝加哥大學畢業，所以在學校期間沒有與他有交集，但是我的導師之一羅渣·美亞森（Roger B. Myerson），曾因博弈論拿到盧保經濟學獎，他也做了很多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的研究，同時供職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與哈利斯公共政策學院，所以他和羅賓遜應該有過很多交流。

實事求是的阿傑姆奧盧：不瞭解中國不會胡亂評論

這三位獲得盧保經濟學獎是實至名歸，儘管我認為阿傑姆奧盧對經濟學的貢獻整體要比其他兩位更大。對於經濟繁榮的理解的確需要深入考慮政治體制與政治權利分配的角色，他們的工作推動了經濟學界對這一重要方向的努力。引導、激勵著更多的經濟學家去做跨學科的交流，分析有關政治體制、政治與經濟激勵、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功不可沒。

不過，對於他們的關於國家的一本暢銷書《Why Nations Fail》中的一些觀點，我並不是特別認同，包括對怎麼解釋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政府做對了什麼，以及如何看待亞洲四小龍這些問題的思考。像新加坡、南韓等這些經濟體，它並不是一開始都是完全西方標準意義上的民主，所以在考慮這些問題時不能太意識形態化。

他們的研究，尤其是阿傑姆奧盧對於中國問題相對還是比較謹慎的，，他自己多次明確表示他不夠瞭解中國，在我的印象中並沒有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制度問題直接明確地公開表達過很多觀點，這一誠實的學術精神我覺得挺令人敬佩的。他的研究理論與實證相結合，是一個極度高產、非常刻苦的學者，對於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

有關東亞經濟體的研究還可以有更多理論創新空間

他們研究主要都是基於拉美的、歐洲的歷史，因此對於這些經濟體的解釋力可能相對更強一些，雖然有不少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並不認同他們的觀點。對於東亞地區，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關係，我認為解釋力是不夠強的，不夠貼切，甚至有可能會產生誤導。如何深入而又準確全面地解釋中國式現代化以及東亞整個地區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這些重要問題尚未有明確的成熟的理論回答，給我們留出了很大的理論創新的空間。我們中國的學者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的研究應該具有近水樓台之便。

編輯 陳莉 校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