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共和國同行 | 一生努力做「好戰士」「好黨員」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在北京，有這樣一群普通人，他們與共和國同齡，籍貫都是台灣省，他們的父輩或在抗日戰爭時期或在解放戰爭時期帶著救國圖存的信念，以各種方式輾轉來到祖國大陸，加入到為新中國成立的奮鬥中。與新中國同齡的他們，從出生開始，基因中就帶著父輩的愛國情懷，與共和國一起成長。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不一定轟轟烈烈，但他們以一顆熾熱的愛國心，投入到祖國轟轟烈烈的建設事業中。從本期起，本版開設「與共和國同行」欄目，刊載這群普通卻又不普通的人們的故事。

轉眼母親已離開我們7年了，我的女兒也已長大成人，留給我一個人獨處回憶的時間多了，每每翻看家庭相冊，透過一張張黑白相片，母親總是透著豁亮、溫厚與慈祥的神情，觸動我想去瞭解有關故去的她，更多的人生故事。作為長期工作在隱蔽戰線的她，很多她的人生履曆都是我人過中年以後才知道一些。

如果說父母對子女最好的教育，是行勝於言，我的母親，一位長期工作在隱蔽戰線的台灣女性，默默地用她對待家與國赤誠的愛、不問個人得失的付出和投入、始終願與國家相向而行的堅定信念，深深影響著我的人生觀、我與週遭世界相處的方式。時光閱人，年長後的我，更加敬佩母親的一生。

留日女生的覺醒時刻：不做亡國奴

我的母親楊美華，1924年出生在台灣高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外公是一名建築師，早年去世，整個家庭由當助產師的外婆支撐。母親是家裡6個孩子中的老大，從小品學兼優。1941年春，她在台灣讀完中學，以優異成績考入日本東京女子牙科醫學院。如果沒有那場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災難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母親正常的人生軌跡，是畢業後回到台灣當一名牙醫。但就她離畢業只有半年的時間，即1945年2月，母親做出一個令同學、老師都十分驚訝且不解的決定，她決定放棄在日本的學業，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救國戰爭，那一年，她還不滿21歲。

後來在整理她的文章中，她留下這樣的文字，解釋了彼時的她為何如此決絕：

「當時決定回國，很多同學不理解我，認為我太盲目和冒險，因為當時國內戰場遍處，回國的路途艱難而危險，能否活著回到祖國尚是未知數，同學們建議我，何不選擇在東京繼續完成學業，待戰爭結束後再回國，這樣仍然可以報效祖國。同時，我的家庭當時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十分需要我畢業後，回到台灣，幫助母親分擔家庭重擔。父親去世早，全家八口人一直靠母親作為助產士的微薄收入維計，如果我能完成學業回到台灣，一定能找到一份有豐厚收入的牙醫工作。但我想，我是中國人，長到20歲，連中國話都不會說，祖國是什麼樣也沒見過。在台灣讀書時，一直受到‘二等國民’的遭遇，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做支撐。國難時刻，身為中國人，需要我為國家獨立，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做一番鬥爭。只有中國強大，台灣才有出路。」

在母親的另一篇文章中，她還寫道在日本留學時，一群熱血進步青年通過自主閱讀，帶給她的民族意識覺醒：「那時我住在離原宿車站不遠的一個教堂里，除非信徒做禮拜，平時沒有什麼人來。同學們都愛到我這裏聚會。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台灣向何處去’以及人生的價值問題。除了看一些哲學方面的書籍外，有的同學還秘密地找些書給我看，其中大部分是當時的禁書，比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郭沫若的《北伐途次》、倍倍爾的《婦女論》以及小說《女兵》等等。其中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對我的思想影響最大。這本書列舉了大量統計數字，從歷史上透徹地分析了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台灣的事實，很有說服力。當時我還聽過他的一次演講。在這一次演講中，他明確表示反對日本侵略‘滿洲’。他說，這將使日本人的鮮血白白地流在異國的土地上。一夥右翼分子當場破口大罵：‘你這個混蛋，你還算是個日本人？’由於右翼分子的搗亂，演講會中途停止了。在現場的我，十分敬佩他。我想，作為一個日本人，在那種情勢和環境下，不顧個人安危，追求正義，說出一般人不敢說的話，我一個中國人，難道就不能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做一番鬥爭嗎？」

這讓我想起母親向我講過的不多的一件個人經歷故事，我想這件事也許是後來點燃她毅然決然回國投入抗日戰場的伏筆。母親講，小學畢業後，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台灣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學校，這是一所專為日本人辦的公立女子中學，學校里的台灣學生很少。母親在校期間，學習成績非常突出，被同學們選舉當年級長，但被學校當局否定了。理由是，母親是台灣人，沒有這個資格。母親說，當時她感到十分屈辱和氣憤，「我們台灣人為什麼比日本人低一等？」

做人要有骨氣和堅定的理想信念，名利面前，退步三分；大是大非、涉及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問題，要有態度、要像名戰士，這是母親最讓我佩服的一點。

忠誠於黨的好戰士

母親回國之路，比她預想的還要波折。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美軍已經佔領了沖繩島。而回中國首先必須通過北韓海峽。當時海里魚雷密佈，天上有美軍飛機巡迴轟炸日本船隻，真是危險重重！母親在一個深夜冒著生命危險乘船，輾轉南韓釜山，在海上漂泊一個多月，終於到達了山東張店。因為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台灣人屬於日本籍，所以母親需要先申請到日本人在中國開辦的公司工作，才能辦妥回祖國大陸的繁瑣手續。所以回國的第一站，母親選擇到華北輕金屬公司設在淪陷區山東張店附近的南定鋁廠，以聘員名義在這家日本人開辦的公司醫務室工作。

在廠里工作期間，母親始終心念回到祖國的目的，所以她一邊向工友們學習中文，一邊打聽如何能與八路軍聯繫上。後來她聽一位工友介紹，八路軍的抗日隊伍一直堅守在這個日軍佔領區周圍，母親急切地想與八路軍取得聯繫。

1945年6月，回國後的第3個月，她通過工友與八路軍派來的人見面，母親在一份回憶錄記載：「1945年6月的一天，八路軍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同我見了面。這是一位30來歲的青年，著一身工人裝，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思想敏銳，很有見地。他簡要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和工廠周圍的情況，表示歡迎我參加抗日活動，並告訴我等到時機成熟時，安排我到解放區去。當時我的心情激動萬分，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隊伍，即將要投入到抗日的戰鬥了！從那以後，我一方面開始蒐集瞭解廠里日本人的活動情況，另一方面抓緊學習中國話，做中國服裝，隨時準備奔赴解放區。」

後來，到達解放區後，母親被安排在渤海軍區三分區野戰醫院工作。現在我看到母親的這段文字，眼前會浮現一個生動的畫面，一個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隻身投身祖國抗戰一線的台灣女孩，第一次穿上解放軍的軍裝，彼時內心的湧動：「第一次穿上軍裝，讓我想起在東京上醫學院時，讀過的一本小說《女兵》，很想找鏡子看看，鏡子裡的自己是什麼樣子，可惜沒能找到鏡子。我學習行舉手禮，自己一個人在屋子裡練時，很威風，可真要給別人行禮時，卻又很不好意思了。」

因為語言的優勢，母親在抗日前線後來一直從事戰地日語翻譯工作，在艱苦而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她的政治信仰更加堅定，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更加強烈，1949年，久經考驗的母親，獲準加入中國共產黨。

人生在「大我」與「小我」中終不能兩全

談到母親的一生，很多人會用果敢勇毅的女戰士形容她，在我心中，她確實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戰士，但我到現在的年紀，我最佩服母親的一點，是她對人對事淡然如水的心境。

母親是抗戰時期入伍入黨的台灣省籍女幹部，按理說，解放後，她完全有機會步入仕途，但因為她和父親長期在隱蔽戰線工作的性質，他們只能保持默默無聞，但母親對此無怨無悔。因為她心中始終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所以在外界紛爭波及到個人和家庭問題時，她始終心向祖國、相信中國共產黨。

因為母親提前結束在日的學業回到大陸，她一度和台灣的家人失去聯繫長達40餘年，等到20世紀80年代初，她與島內的家人聯繫上，此時含辛養育她的外婆已經辭世。我清楚地記得，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陪母親到台盟開會，忽然有位工作人員請母親接電話。我隨母親過去，只見母親一邊不住地說謝謝，一邊抹眼淚，自此母親才算和台灣親人聯繫上，之前台灣家人都以為母親在二戰中去世了。

1989年我陪母親從北京到了香港，和從島內趕過去的三姨、從美國趕來的二姨，三姐妹時隔40多年後團聚。讓我十分感動的是，雖然因為母親的人生選擇確實對家庭有虧欠，但是二姨、三姨見到長姐，十分地尊重和親熱，「長姐如母親」中華美德以及「兩岸一家人」的血脈親情在三姐妹相見的那刻得到了最好的詮釋。這次相見，當聽到母親談到沒能見到外婆最後一面，已是人生最大遺憾，有生之年很想見到家裡的所有兄弟姐妹時，二姨、三姨想盡辦法，陪著母親前後往返美國，希望大舅能和母親相認，但是大舅始終沒有原諒母親，到母親故去時，姐弟倆也沒能相見。大舅許是放不下因為母親的個人選擇，而耽誤了他的美好人生航向，如果母親能夠如期回到台灣，幫襯外婆支撐一家人的生活，大舅這位曾任台北大學化學系主任、獲得過盧保化學獎提名的優秀科研英才，會赴美開啟自己的科研人生，但因為母親的所謂自私任性選擇，大舅只能留在台灣替母親幫助撐起了整個家庭。

類似的人生和家庭的「小我」遺憾，還有在「文化大革命」時，因為母親是台灣人，以及有留日的背景，還被定為日本和台灣特務，組織對母親還進行過多次政治審查。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汙名和家庭的至暗時刻，母親始終懷著對黨的忠誠和堅定信念，坦然面對、初心不改。國家安全部在2011年曾授予母親國家安全榮譽證書，上面寫道：楊美華同誌，長期艱苦奮鬥於隱蔽戰線上，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兢兢業業，無私奉獻，甘當無名英雄，為國家安全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特授予榮譽證書。在我看來，這是對母親最好的褒獎。後來，在2005年、2015年，母親先後獲得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和70週年兩枚紀念獎章。

近幾年，諜戰題材的電視劇很受兩岸觀眾喜愛，作為隱蔽戰線工作者的後代，每每觀看這些熱播劇，我的心情總是難以平靜，忍不住會想起自己的父母。作為生長在父母雙雙為隱蔽戰線工作者家庭的孩子，童年中，我覺得自己的家就像是遊走的牧民之家，因為父母的工作需要，十歲前我先後在福州、廈門、上海、天津等地居住過，直到1959年才搬到北京。有時想想童年和母親相處的時光到底有多少？其實真不多，但她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母親，她是榜樣，是驕傲，是光明磊落，和她永遠掛在臉上慈祥的微笑。在我75歲的人生中，我時時告誡自己，要做母親那樣的人，一個大寫的中國人！（口述/郭榕 整理/本報記者 修菁 王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