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理事長詹成付：慈善公益組織不能迴避監督

老年人、殘疾人、兒童，這三類群體是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當下的聚焦幫扶人群。其中，項目實施對像人數最多的是兒童，如預防兒童燒燙傷、免費午餐項目。

「下一步，除了促進兒童項目高質量發展以外，也得在養老方面多下力氣，結合國情，幫助養老領域內的機構，為老年人解決更多困難，使他們生活得更好。」10月24日，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理事長詹成付在接受新京公益採訪時表示。

作為民政部原副部長，詹成付曾親曆慈善法的誕生全過程。在他看來，過去他是慈善公益政策的參與者、製定者，而現在親自下場，是具體操作者，角色轉變很大。進入新角色100餘天時間里，「高級誌願者」的身份視角，亦為他帶來了更多感悟。

近年來，新京報推出對四川涼山「懸崖村」、貴州威寧海拉鎮「溜索村」的報導，對此，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起「幫懸崖村孩子出大山」「助力孩子最難上學路」的公益募捐項目，幫助這群孩子改變命運。

詹成付提及，慈善公益組織要多與媒體合作，媒體具有發現問題的天然優勢，影響力很大，還能監督、保障項目的透明度，提升慈善組織的公信力，「任何迴避監督，不願意跟媒體合作的做法，我認為都是不妥的。」

公益就是慈善，公益就是利他

新京公益：可否談一談對「公益」的理解？

詹成付：在我看來，公益就是慈善，慈善就是公益。公益、慈善，就是利他，對他人、社會有幫助，有好處。公益也包括個體化的公益和組織化的公益，比方說慈善法提到，捐贈人既可以是組織也可以是自然人，可以向慈善組織捐贈，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贈。公益可大可小，隨手關燈、減少製造垃圾、資助一個老人或孩子，都是做公益。總而言之，只要是對社會有利的事情，對他人有利的事情，都屬於公益的範疇。

新京公益：自2005年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成立至今，已走過近20年，於基金會而言，聚焦的項目落點發生過哪些變化？當下聚焦的點是什麼？

詹成付：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前身叫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當時是為了辦一所大學，叫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辦基金會就是慈善辦學。2011年更名為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因此，2005年到2011年這6年間，基金會主要致力於教育，或者叫民政的教育。

從2011年至今，業務範圍拓寬許多，基本上跟慈善法的範圍一致，但重點幫扶人群聚焦在老年人、殘疾人、兒童三類群體上。其中，項目實施對像人數最多的是兒童，比如預防兒童燒燙傷、免費午餐項目。下一步，除了促進兒童項目高質量發展以外，也得在養老方面多下力氣，結合國情，幫助養老領域內的機構，為老年人解決更多困難，使他們生活得更好。

新京公益：你在民政部有著豐富的工作經歷，這些經歷對你如今管理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有怎樣的幫助或啟示？你參與或推動過的慈善公益項目或政策，對現在的基金會工作有怎樣的借鑒意義？

詹成付：截至目前，我到基金會100多天了。過去，我是慈善公益政策的參與者、製定者，算是紙上談兵，現在是親自下場了，角色轉變還是蠻大的，對我的挑戰也蠻多。

在社會組織，工作節奏快了許多，也不能照搬此前政府機關那一套。我一直講自己是一個高級誌願者，做慈善公益對我們自身是一種意志的磨練，尤其對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這樣一個道德至上的社會組織，更不能有任何瑕疵。

我從1990年進入民政部工作，從科員一直幹到副部長，經歷7任民政部部長。一開始在基層政權建設司，後來去了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工作內容涉及老年人、殘疾人、兒童和慈善，接著又去了社會組織管理局，後來成為黨組成員，代表民政部親曆慈善法的誕生全過程。2016年慈善法頒布後，與之相配套的政策，基本上也是社會組織管理局牽頭去做。

今年初，我從民政部副部長的位置上退下來之後，組織上又安排我到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參與了慈善法的修改工作，提了一些意見。機緣巧合下，接觸慈善公益、慈善法的經歷比較多。慈善法之前有公益事業捐贈法，對後來製定慈善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現在這兩個法基本上打通了。

我國慈善制度的探索和建立，已走過30年，但真真正正在慈善法的名義下，全面開展慈善活動，是從2016年慈善法頒布開始的。到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之後，根據慈善法，我牽頭修改完善了基金會的專項基金管理辦法、固定資產管理辦法，製定了應急慈善工作機制等內部管理制度，理事會通過後放在基金會官網上，也方便其他公益機構參考借鑒。此前在民政部的經歷，對我管理好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我的角色轉變後，也幫助我適應得更快。

公益應在守正的基礎上創新

新京公益：在你看來，公益事業該如何創新？

詹成付：一定要在守正的基礎上創新，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慈善界里良莠不齊，有的人渾水摸魚、掛羊頭賣狗肉，這不能稱之為創新。

守正創新，首先是堅持公益的性質不能變，慈善公益是利他的，是非營利性的，是不能撈錢的，因為享受到國家的稅費減免，如果一方面說是慈善公益，另一方面大量分紅，這對市場經濟組織是不公平的，是國家的稅源浪費，不能讓某些人打著創新的旗號干見不得人的事。

同時，守正創新要忠於法律和慈善公益的初心使命。慈善法規定，上一年募集的款物本年度必須支出70%，未達到支出比例就是違背法律，如果某一個基金會募得多花得少，這就是沒有守正。公益目的基礎上的創新，實際上就是千方百計地把慈善資源高效地送到受益人手裡，使我們的受益人盡快解決急難愁盼問題。

如今，互聯網發展如此之快，如果還是堅持「老牛拉破車」式的過時做法，就行不通了，應該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大量使用互聯網等技術為慈善宗旨服務，這就是創新。

新京公益：近年來，新京報推出對四川涼山「懸崖村」、貴州威寧海拉鎮「溜索村」的報導後，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起「幫懸崖村孩子出大山」「助力孩子最難上學路」的公益募捐項目。在你看來，媒體在助力公益工作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發揮了哪些作用？接下來你覺得媒體可以如何助力公益事業發展？

詹成付：首先感謝新京報記者不辭辛苦地發現問題，助力成就了慈善項目，更幫助這些孩子改變命運，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媒體在發現問題這一點上，具有先天優勢，因為記者的敏銳性很強，春江水暖鴨先知，這是媒體有別於其他行業的獨特優勢。很多記者同誌的腳力、腦力、眼力、筆力都很厲害，是社會的良心，一般來講，沒有那種意志、使命和靈魂的人，不會跑到大山裡去。

媒體還有引導輿論的作用，有正面的表揚，也有反面的批評曝光，都有利於公益組織推動問題的解決。至於下一步媒體可以做些什麼，套用經濟學術語，在需求側這一方面，媒體算是慈善公益事業需求的代言人，發現、聚集、分析，把一些沉默的人的訴求表達出來，讓社會知道我們慈善組織有需求了，因為慈善組織也不是萬能的，也得靠社會各種信息的交換來尋找資源。

從供給側這一方面，媒體搭建橋樑，將問題暴露出來，有利於推動落實。比方說，某一個組織承諾來做這件事情，你們會持續關注，接著是不斷地報導，正面報導是壓力，反面報導更是壓力，組織就一定要做下去。最後受益的，就是那些困難群體。

另外，我覺得媒體還可以著力總結推廣好的經驗，比如新京報此前的回訪，不斷挖掘一些面上的東西，大家就會關注某個媒體某方面的報導，相當於搭建了一所沒有圍牆的學校。當然，慈善組織也要主動跟媒體去合作，推動慈善事業往前邁進。

新京公益：慈善公益組織同媒體該如何更好地合作，以觸及更多的「施者」和「受者」？你有什麼建議？

詹成付：在慈善法中，有多處提及媒體的權利和責任，其中第108條明確，「國家鼓勵公眾和媒體對慈善活動進行監督，並對假借慈善名義或假冒慈善組織的違法行為進行曝光」。

慈善公益組織和媒體，一方面是戰略合作者，另一方面媒體是慈善公益組織的監督者。為了同媒體更好合作，慈善公益組織要經常向媒體報告相關想法，通過媒體進行宣傳，擴大社會正能量，同時將慈善公益活動發佈在媒體平台，接受媒體和社會的監督。

媒體的影響力是很大的，雙方通過不同的分工合作，形成一種強大的正能量，推動慈善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任何迴避監督、不願意跟媒體合作的做法，我認為都是不妥的。我來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之後，也要求自己的網站要擴大信息量，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有了更多的監督，才會有更多的動力和更多的資金去實施慈善公益項目。

加強公益項目點實地探訪，接受監督

新京公益：在你看來，我國慈善公益事業目前存在的最大瓶頸是什麼？該如何突破？

詹成付：最大的瓶頸就是某些慈善組織違法違規操作，沒有依法辦事，讓公眾對慈善組織公信力產生懷疑，進一步引發一系列危機事件。一旦公信力不夠，慈善公益事業就會慢慢走下坡路了。

好在黨和政府是支持慈善公益事業的，慈善公益界里絕大多數人還是奔著正確的方向去的，有瑕疵的組織總體上是少數。業務主管部門、登記管理機關對推動慈善組織高質量發展的措施在一項一項出台，我相信違法違規的事件會越來越少。前面也提到，要推動慈善公益事業，特別是組織化的慈善公益事業，對做這件事情的人有極高的道德素質要求，但道德素質難以量化，只有參加慈善項目之後暴露問題，才能剔出去。

因此，在內部層面，要自律，加強法律教育、文化教育。在外部層面，要有社會各界的監督，尤其是媒體的監督，以及法律的約束。隨著時間推移，齊心努力把負面的東西降到最低，局面會越來越好。

新京公益：慈善款的最終去處和用途是許多捐助者最關心的事情，除了你上述提及的之外，慈善公益組織還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保障項目的透明度，以此提高公信力？如何讓公眾更加信任和支持公益事業？

詹成付：在內部監督方面，以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幾十個專項基金，每個專項基金體量小的就涉及幾個省份，大的涉及十幾個省份。如果這些慈善項目的受益人反映自己沒受益，我們在北京是坐不住的，要壓實專項基金執行機構的責任，及時去進行抽查調查。

我們按10%的比例對每個項目的受益人進行電話回訪，在抽查過程中，不接電話的、接起來以為是詐騙電話的、號碼不用了的、方言難懂的，這些我們都碰到了，也是必然會碰到的問題，但還是要繼續抽查下去。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抽查標準和方法，有的是採用抽查記錄本，一個人抽查完了後，另一個人又抽查對方已經抽查的。抽查了誰，抽查得怎麼樣，每一次開理事長辦公會都要聽取抽查情況彙報。

如果有人反映沒有收到捐款或物，立即派人到項目點去核實，到現場調查取證，回來寫核查情況報告，如果是項目執行機構出問題，我們就按照協議來處理，如果有違法犯罪的，我們就移送公安機關進行查處。

我們還請誌願者幫我們去項目點探訪並進行反饋，比如免費午餐項目，這一個項目就涉及26個省份，每天中午有16萬在校師生吃飯。吃沒吃上飯？飯菜質量如何？我們要心中有數。有的誌願者一天能跑好幾個項目點，比如說上午10點去可能正在做，11點過去可能正在吃，12點之後可能吃完了，那就看飯菜的留樣。

另外，有個別極端的地方，一個縣只有一個財政賬戶，為防止挪用慈善項目資金，我們想著能不能推動設立單獨的賬戶，這樣資金流水一目瞭然。我們也將一些當地政協委員請來進行民主監督，最典型的是青海玉樹州政協將免費午餐項目納入下鄉檢查工作範圍。

下一步設想請記者暗訪項目點，請返鄉休假的高校大學生幫我們去實地查看。與此同時，也要加快慈善公益組織的信息公開，讓大家知道我們正在接受監督。

多關註失能老人、精神障礙患者和流動兒童

新京公益：在互聯網時代，基金會如何利用新技術、新平台進行創新，拓展慈善事業的發展空間？

詹成付：原來是開展線下募捐比較多，比方說慈善晚會，活動現場設置募捐箱。互聯網發展一日千里，也改變了我們的宣傳、募捐方式。現在我們的募捐主要是靠互聯網，相比較而言，線下活動少一些。對慈善公益組織來說，如果不重視互聯網，是沒有前途的，肯定要落後，甚至要被淘汰。

所以，第一，我們要利用互聯網宣傳我們做的事情，讓更多的老百姓知道。第二，要適應老百姓對慈善公益組織公開透明度的需求，盡快將項目的相關信息通過互聯網平台公佈。好好利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改進我們的服務方式，讓受益人盡快受益、多受益，贏得老百姓的信任。在這一方面，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得與時俱進，閉門造車肯定不行。

新京公益：未來，在打造新公益理念方面，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有哪些新的規劃？在推動全社會關注、參與公益事業方面，你認為各方還需要做哪些努力？

詹成付：跟我們國家的大背景一致，基本實現現代化，仍然要爬坡過坎。慈善公益組織要做的事特別多，值得關注的是老年人越來越多，老年人當中，還有失能、半失能老人。我們要讓老年人得到更高水平的照顧。現在精神障礙患者也越來越多，這都是我們要正視的新問題。

另外，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留守兒童越來越少，流動到城市里了，而城市的流動兒童又多了起來。這又涉及義務教育、精神健康等問題，一些人城市融不進去，農村回不去，就會出現問題。這就是我們慈善公益組織要做的事了，幫助這些人融入城市。

像我們這個由民政部主管的國字號慈善公益組織，更應該有自覺意識，有使命感，加強內功建設，加強黨的建設，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前面提到，做慈善公益對我們是一種考驗，一種曆練，要恪守高標準的道德要求，提高從業人員的能力和素質。還要確保慈善公益事業走在法律的軌道上，凡是背離慈善法的制度要廢止，凡是跟慈善法有個別不一致的地方，要盡快改正完善，把依法治會、依法行善落到實處。

所以，我們基金會現在也在進一步修改規章制度，慈善法是我們新時代新徵程上做慈善事業的「護身符」「保護傘」。依法辦事，平安無事，違法辦事則將危機四伏，甚至引發驚濤駭浪。

總而言之，我們要從自身做起，爭取能夠打造可以讓其他組織分享複製的經驗，看能不能成為我國慈善界里的一個標杆。

新京報記者 吳淋姝

編輯 甘浩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