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豬進城，獵捕野豬為什麼這麼難？

從2022年開始，南京就率先在紫金山開展野豬種群調控，積累了城市在處理野豬難題方面的經驗，也留下一些問題待解——衝破城市與自然邊界的野豬困局難點在哪裡？獵捕調控的效果幾何？被捕野豬如何科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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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李照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趙琳

11月24日，陝西省安康市嵐皋縣，一頭野豬闖入村民家中，頂撞撕咬老人致其身亡。

這不是野豬第一次闖出大禍。11月2日，安徽滁州一隻野豬在居民區狂奔撞倒2人；10月27日，一頭野豬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東站間的高鐵聯絡線，列車隨車機械師下車排查處置故障過程中，被鄰線列車碰撞身亡；10月25日，杭州建德市的街頭，一頭野豬闖入了路邊的一間店舖。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10月以來，野豬出沒事件已超10起，造成7人傷亡。

2017年起，南京就時而因為野豬進城備受關注，儘管南京並不是野豬致害最嚴重的地方，甚至江蘇省也未被列入2021年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佈的14省野豬危害試點防控名單。但是，當野豬闖入這座人口接近千萬的特大城市之後，人們更明顯地感知到野豬近在咫尺，人與豬生存空間之爭也被放大。

從2022年開始，南京就率先在紫金山開展野豬種群調控，積累了城市在處理野豬難題方面的經驗，也留下一些問題待解——衝破城市與自然邊界的野豬困局難點在哪裡？獵捕調控的效果幾何？被捕野豬如何科學處理？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人豬鏖戰要尋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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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城

野豬，一種偶蹄目豬科物種，食性廣泛、性格兇猛、繁殖力強，棲息於山地、丘陵、荒漠、森林、草地，曾經由於過度捕殺和棲息地變小等原因，處於局部滅絕狀態。

2000年，野豬被列入《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簡稱「三有」）保護名錄，從此受到法律嚴格保護。直到2023年7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公佈新調整的「三有」動物名錄，野豬正式從「三有」動物名錄中被除名。

23年的時間，野豬逐漸走向「失控」。國家林草局2024年1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野豬危害防控的建議」複文指出，經科學、綜合評估，野豬在我國28個省份有分佈，數量200萬頭，已不存在生存威脅，且很多地區數量過高，其中致害省份達到26個。

如果說以前野豬致害主要是在農業方面，從2017年開始，南京市區開始出現野豬的身影並頻頻登上熱搜，人們意識到，野豬的足跡已經跨過鄉村農田，進入了一座人口接近千萬的特大城市。

南京市綠化園林局與江蘇省林業科學研究院曾經發佈過一份「偶遇野豬指南」，南京浦口區的星甸、老山，江寧區的湯山林場、牛首山等是野豬經常出沒場所，而在南京城區，野豬偶爾會出現在鍾山風景區、南京大學仙林校區、魚嘴公園等地，而鍾山風景區的紫金山距離新街口核心商圈僅5公里。

南京野豬種群增加在很多研究者看來並不意外，「這與南京生態環境好有關。」東北林業大學副教授劉丙萬認為，另一方面，南京低山丘陵的自然地理條件適合野豬生存，在沒有天敵的情況下其繁殖會非常迅速。

2011年，國家林草局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野豬危害防控工作的通知》和《防控野豬危害技術要點》，提出野豬種群調控密度控制標準為南方丘陵地帶2頭/平方公里、北方地區1頭/平方公里。

劉丙萬告訴新京報記者，這個標準是根據野豬需要的食物來確定的，特定環境提供的食物能滿足多少野豬的需要，「實際上是動態的，比如某些年份山上的食物可能很多，某些年份又比較少。」

南京市林業站站長孫立峰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2019年，南京市綠化園林局啟動南京市野豬種群監測工作，委託江蘇省林業科學研究院在全市野豬分佈密集區域布設紅外相機142台，監測結果顯示，南京8個行政區均有野豬分佈，結合前期監測結果，各監測區域野豬種群密度呈總體上升趨勢，從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頭增加到2023年的4.43頭。

不過，這條新聞在被轉發時遭到了誤讀，據瞭解，野豬等野生動物的種群密度單位為「頭/平方公里林地」，上述4.43頭並非整個南京城市，而是重點監測地區，以江寧區2024年初數據為例，約343平方公里林地有約700頭野豬。

2022年起，南京開始在紫金山開展野豬種群調控，據媒體報導，南京市綠化園林局每年提供100萬元專項資金保障。經過2022年和2023年的調控，紫金山區域野豬種群數量從2022年的166頭下降至2023年的103頭，現紫金山野豬種群密度低於南京全市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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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捕

也是在這個時期，單慶理開始關注南京的野豬。他在南京六合經營著一家圖文廣告店，閑暇之餘，他開始琢磨用KT板做獵籠的機關模型，成功之後用鐵藝複刻出來，並開了一家狩獵公司。

2023年，南京市浦口區農業農村局和單慶理簽訂浦口區重點區域野豬種群調控試點服務的合約，約定在3個月內，使用5個方型誘捕籠，一個大型誘捕籠抓捕野豬，費用為10萬元。

雖然是第一次使用自己發明的獵籠，但單慶理對野豬習性熟稔於心。在他的東北農村老家，時常有野豬闖入村民的農田，留下一地狼藉，村民們會結伴捕獵野豬。「野豬是雜食動物，喜歡吃玉米、瓜類，甚至蚯蚓、花草也來者不拒，在秋冬季節進入人類生活範圍的，大多是公豬。」

正式獵捕前，單慶理會先使用紅外相機採集數據，找到野豬的活動路徑，然後在野豬經常出沒的點位投放餌料。這些餌料是單慶理特意為野豬定製的，在玉米等野豬喜歡的食物中添加了食用鹽，「長期在野外的野豬喜歡補充鹽分。」

整個獵捕期大部分的時間都會花在用餌料與野豬拉近關係，讓其放鬆警惕。「野豬是非常聰明的，我們要花很長時間把它喂養變笨。」單慶理的籠子上連著攝像頭，他可以從手機App端觀察到野豬小心翼翼靠近籠子裡食物的過程。

為了捕獲更多的野豬，單慶理通常不會從野豬開始進籠之後就關門——只有少數膽子大的野豬敢鑽進籠子裡，其餘野豬則會在附近觀察。直到日複一日的投喂之後，野豬習慣了獵籠的存在，單慶理才收網，一個大籠子往往能捕獲七八頭野豬。

單慶理說，目前比較主流的獵捕方法主要有獵套、獵犬和獵籠。獵套也就是常說的陷阱，這是一種類似老鼠夾的機關，一旦野豬踩上去獵套就會牢牢綁住它的腿，越掙扎綁得越嚴實。這種方法成本最低，但極容易誤傷其他動物與人類，曾經就發生過有行人不慎中套受傷的新聞。

今年11月，南京一支野豬防控隊在浦口區老山使用獵犬追捕野豬。負責人介紹，獵犬分為三類，一種是嗅覺犬叫「騷狗」，是通過氣味找到野豬；一種是配合型犬叫「快幫」，當「騷狗」找到野豬後，「快幫」會上前圍住；還有一種叫「重拖」，會拖住甚至撕咬野豬。

七八條訓練有素的「騷狗」「快幫」和「重拖」分工明確，緊密配合，把野豬控制住之後，追趕上來的獵手用刀或者長矛給野豬致命一擊。

在單慶理看來，使用獵犬存在弊端，在追捕野豬過程中，獵犬傷亡率很高，一隻「重拖」打一場豬可能就死掉了，而馴養一隻獵犬成本很高，「一開始用貓、獾子一類小動物訓練獵犬撕咬，然後才慢慢過渡到大型的野豬」。被獵犬追趕的野豬受驚極易亂竄，攻擊性變強，如果不慎闖入人類生活區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

在11月24日陝西省安康市嵐皋縣發生的這起野豬襲擊老人的事件中，正是野豬被獵犬追趕進入老人家中發起攻擊。

「籠捕是最安全的方式。」單慶理說，「我們不去打擾在山上的野豬，而是防止野豬進入人類生活區。」獵籠放置的位置通常在山腳下，阻斷野豬進城之路，單慶理形容是「人為建立一個生態廊道」。即使有其他動物不慎誤入獵籠，也可以將其毫髮無傷地放歸山林。

單慶理告訴新京報記者，籠捕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獵捕週期較長，獵人要花很長的時間通過投喂餌料讓野豬放鬆警惕；長期置於野外的監控設備容易丟失損壞；此外，如果山上有其他人為活動，也可能幹預野豬的活動軌跡，導致前期的努力白費。

今年1月，國家林草局等15個部門聯合印發《野豬等陸生野生動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全面加強野生動物致害防控工作。在這份工作方案中提到捕獵方式，「要積極推廣規範化籠捕、網捕、圍欄誘捕等種群調控手段，並由專業培訓機構和組織加強培訓考核。」

此外，獵槍作為有效的捕獵手段也被納入考慮，對此國家林草局與公安部協調，優化槍支彈藥使用管理制度，保障專業獵捕工作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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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在南京浦口那次試點抓捕過程中，單慶理在3個月內一共抓捕了22頭野豬，合約金額10萬元，在句容的試點抓捕收穫更大，抓了32頭，合約費用20萬。「撇開籠子、監測設備與僱傭人力等成本，沒有太多利潤，不是網傳的1萬元1頭。」

單慶理提到，目前一些獵捕隊成員多是兼職，參與政府的捕獵行動的捕獵隊，一部分是出於興趣公益，還有一部分人想通過自媒體曝光賺流量，他不喜歡「賞金獵人」這個稱呼，「比起捕獵的難度和風險，補貼的費用也並不算高。」

今年6月，南京市江寧區農業農村局採購2024年野豬種群防控技術服務，要求數量不低於300頭，預算金額為91.5萬元，合約履行期限為2025年8月8日前。

根據招標結果，當地企業南京建涵工程諮詢有限公司中標，但今年8月13日一份公告顯示項目終止，原因是「成交供應商放棄中標資格」。

這則報導引發了輿論關於捕獵野豬的成本與利潤的猜測討論。大河報報導稱，該企業棄標原因是「人手不足」，天眼查信息顯示，該公司主營範圍為建設項目諮詢、建築工程承包等業務，人數規模少於50人。

而據澎湃新聞，當地知情人士稱，棄標原因是服務採購方對後續無害化處理的要求太高，要求野豬必須全部運到山下，到指定焚燒廠處理，中標公司很難實施。

單慶理說，他此前捕獲的野豬被要求送往浦口區的病死家禽處理站進行無害化處理。一名參與過野豬無害化處理的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主要是採用化製方法，即使用高溫高壓加熱死亡的野豬，徹底消除其所攜帶的病原體，並對殘留物做進一步處理。

無害化處理也要產生一筆費用，這筆費用單慶理不必承擔，但他瞭解到在有些地方，是承包給個人，無害化掩埋一頭野豬的費用在200-300元，「如果政府處理，會比這個成本更高。」

「野豬有沒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單慶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野豬的處理能否通過食用創造經濟價值，其抗病性強的特質能否用於研究？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禁止食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野豬雖然被除名「三有」動物名錄，備案後可以以非食用的目的進行養殖，但仍屬於法律規定的「其他陸生野生動物」，不可食用。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卻存在灰色地帶。新京報記者以餐飲從業者身份聯繫上江蘇宿遷一家野豬養殖場的負責人，對方稱，他是從湖北購買幼年野豬進行養殖，銷往野味餐廳。「純種野豬肉論斤賣，50元一斤」，他們也將野豬和家豬進行雜交，雜交品種不像家豬那樣肥膩，也少了野豬的腥臊味和柴感肉質，更受歡迎。不過，由於檢疫不到位，豬群爆發了非洲豬瘟，他不得不關閉了養殖場。

廣東省科學院動物研究所胡慧建博士在接受上遊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要有效控制野豬，要重新審視「不可食用野生動物」的規定，要合理考慮野生動物利用相關政策，加強科技手段支撐與應用，將私人獵殺與政府獵殺協同起來，同時要鼓勵對野豬資源的合理利用，降低防控成本，並為防控獲取資金與動力。

劉丙萬告訴新京報記者，美國允許狩獵並食用野豬，但是野豬交易是違法的。「這不難理解，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其實我們也可以借鑒。」劉丙萬認為，未來或許也可以採用狩獵證制度，由政府統一調控，打一頭野豬多少錢，這些費用又可以用於野生動物的保護。否則，「單純靠禁止和無害化處理，很難有動力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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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不是所有野豬的歸宿都是無害化處理。在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有一支救助野豬的團隊，接到求助信息後，獸醫們會趕往現場，通過「吹管」麻醉野豬，並將其帶回收容中心。在紅山森林動物園的「本土動物保育區」，野豬的活動面積最大，大部分來到這裏的野豬，被認為不適合放歸野外。

據荔枝新聞報導，被帶回來的野豬都要經過評估才能確定最終去處，其標準包括是否是純種野豬，雜交野豬放歸野外可能汙染種群基因，比如與人的親近程度以及自身的健康狀況，待放歸的野豬會被單獨隔離，留下血樣和糞便，便於日後研究。

2021年，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常青與紅山動物園合作，為一頭野豬戴上定製的太陽能GPS背帶項圈並放歸老山林場，試圖追蹤野豬的活動規律。

這頭代號名為「1128」的野豬名字起源於2020年11月28日在南京南站附近廣場被發現，隨後被帶回野生動物收容救助中心。放歸山林的「1128」每隔1小時就會發來定位信息，研究人員通過手機就能看到，它的活動範圍相對固定，基本上是在以一個點為中心方圓2.5公里範圍內。

不過，在持續一年的追蹤後，「1128」的數據中止了，據中國新聞週刊報導，常青和學生曾經試圖尋找未果，在他看來，或許是「1128」因體型變化或是其他原因，把GPS背帶項圈弄失了。由於樣本量遠遠不夠，「1128」反饋的信息極少，這項研究就這樣結束了。

在劉丙萬看來，目前對於全國的野豬統一的摸底監測數據仍是缺乏的。2011年，全國第二次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啟動，距今已經十三年。今年6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通報，這項工作進入尾聲。

「有些地方區域性的監測可能做得比較完善，但也存在重覆監測、監測過頻的問題，而摸清全國家底補足數據，才是野豬調控措施的根本依據。」劉丙萬說。

中山大學生態學院博士後薑中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相信未來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基於科學數據做一些更詳細的規劃，應該進行一系列的等級劃分。如果它造成了危害，有的情況是不是只需要在農地附近建立一些電網或圍欄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不需要動用獵人，避免過猶不及，浪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在種群調控之外，有關部門還做出了一些嘗試。將野豬調出「三有」名錄後，按照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其造成的損失仍屬於致害補償範圍，受損群眾仍可以依法獲得補償。據媒體報導，2022年起，浦口在南京市範圍內率正選起了野生動物致害政府救助責任保險。截至目前，理賠總計290多起，理賠金額超過150萬元，其中95%以上是農作物損害險。

「如果處置得當，種群調控的週期可能不會很長。」劉丙萬說，但人與野豬的共生，將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