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北京推進接訴即辦改革：形成了「中國之治」的首都樣板

12月18日，北京接訴即辦改革論壇「新篇—城市治理與中國式現代化」平行論壇召開。300餘名國內外嘉賓、專家學者、政府部門以及企業、高校代表齊聚一堂，為城市治理獻策。談及北京接訴即辦改革時，專家認為，北京紮實推進接訴即辦改革，著力解決城市治理難題，形成了「中國之治」的首都樣板。

城市需肩負起五大治理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委書記崔唯航在致辭時表示，城市是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承載地。2023年，我國19個城市群承載了全國70%以上的人口、貢獻了8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可以說，城市建設水平既體現了我國改革發展的巨大成效，也關乎下一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順利推進。」

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教授、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楊旎表示，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城市這一空間載體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23年，中國百強城市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近85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過70%。城市是現代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短短40多年間，我國城鎮化速度、城市發展規模、城鄉結構劇烈變化，我國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空間結構和文化生活發生系列深層變革，對城市治理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我國超大城市數量已達10座，全球第一，更面臨世界性治理難題。

她認為，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徵，城市需要回答好、肩負起五大治理使命：包括如何全面精準回應人口規模巨大的訴求；如何發展和平衡好不同利益群體的差異，走向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如何營造公共價值，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如何統籌生產生態生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如何走出中國特色城市治理現代化新路。這五大使命和問題需要各大城市積極創新、共同求索，交出時代答卷。

接訴即辦改革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難題做出貢獻

崔唯航說，近年來，北京市針對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系列「大城市病」，以群眾訴求為驅動，紮實推進接訴即辦改革，著力解決城市治理難題，形成了「中國之治」的首都樣板，走出了一條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

北京作為首都超大城市，近年來興起的接訴即辦改革對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世界性難題有哪些貢獻？

楊旎稱，城市治理特別是超大城市治理是一個複雜的巨系統，既面臨短期無法解決的難題，比如醫療、教育、停車等公共服務與設施等問題，又面臨長期積累的老問題，比如老舊小區改造、農村基礎設施等問題，還面臨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題，比如新就業群體勞動保障、網絡消費糾紛、互聯網平台監管等。這些問題和訴求，在傳統職能部門與街鄉屬地「條塊分割」、職能部門之間「條條分割」的城市治理框架下，是欠缺有力抓手、難以高效回應的。

對此，近年來北京探索了以「接訴即辦」改革為切口和抓手，系統推進城市現代化治理體系與機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動構建「線上+線下」互動融合的城市善治共同體。

「總的來說，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她回顧稱，開始是在2018年，北京以問題為導向，聚焦「條塊」矛盾，開啟了「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通過將職能部門五大領域行政執法權向街鄉屬地下沉，牽引城市政府內部運行機制改革，破解城市治理「最後一公里」難題，提高城市協同治理效能。

隨後2019年全面開啟「接訴即辦」改革，從民本導向出發，以12345熱線訴求件的辦理評價和激勵問責，打通社會訴求的需求端和政府治理內部系統的供給端，牽引內外互動機制改革，形成需求精準對接，提升了城市敏捷性治理效能。

在此基礎上，2021年在前期接訴即辦獲取的「民生數據富礦」中選取訴求量大、涉及面廣、群眾反映突出的高頻共性難點問題，聚焦「政策矛盾」，進行「每月一題」專項治理，主動調試優化政策，形成市民訴求驅動超大城市治理規則優化的主動治理模式，通過制度化改革，提升城市源頭治理效能。

隨著改革不斷深化，人民對美好生活訴求不斷提高，改革進入到以民生與問題導向並重，聚焦「邊界」矛盾的新階段。通過與社會基層治理改革、市場監管等改革全面融合，以全面深化改革驅動基層治理主體體系的完善，探索形成城市善治共同體。這就需要繼續推動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的有機結合，提高民主決策、民主協商、民主管理現代化水平。與此同時，培育參與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互助共同體、權益共同體，不斷全面踐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全過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現代化。

她說，北京接訴即辦改革為破解傳統城市治理的「條塊」矛盾、「條條」矛盾、政策製約矛盾和邊界約束矛盾等世界性難題，提供了一條協同治理、敏捷治理、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的路徑，為構建以「人民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善治共同體提供了中國方案。

新京報記者 張璐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