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紹梅:河南省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面臨的戰略機遇和挑戰
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多次強調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因此,河南作為農業大省,迎來了鄉村全面振興的戰略機遇期,但也面臨著諸多挑戰。
一、「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新部署帶來新機遇新挑戰
自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作為農業大省的河南就迎來了戰略機遇期。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鄉村振興戰略的一系列決策部署,有力促進了我省「三農」工作的高質量發展。202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進一步提出,要學習運用「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經驗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新時代新徵程「三農」工作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有力有效」就意味著中央會把「舉全黨全社會之力」落實到不斷加大對鄉村全面振興工作的支持力度上,並要求取得鄉村全面振興的實質性效果。
(一)有力有效地學深悟透「千萬工程」經驗
「千萬工程」(「千村示範、萬村整治」)是習近平總書記2003年在浙江省擔任省委書記時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一項重大決策和鄉村建設工程,它創造了整省全域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成功樣本。早在2019年《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深入學習浙江「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經驗紮實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的報告》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並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學習的重點內容主要是農村人居環境的整治。但是這次要求學習運用「千萬工程」工作經驗的文件,則是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直接頒布,力度明顯加大,要求明顯提高。學習運用「千萬工程」工作經驗不僅直接冠名在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標題上,而且學習的主要內容由人居環境整治提升為經驗,這就要求我們對其進行全方位的學習,學習其實質靈魂、精髓要義,學會系統轉化運用。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頒布之後,國務院和農業農村部又進一步部署了實施意見,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學習之深,給我們省廣大幹部和群眾學習運用「千萬工程」工作經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遇、學習氛圍和學習環境。我們能不能抓住機遇學深、學透、學活,把它成功地轉化到實際工作中,取得鄉村全面振興的良好效果,對我們的幹部群眾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二)有力有效地對鄉村全面振興進行決策部署
「有力」是指推進鄉村振興工作要有力度,投入的資源要多,動員的力量要強,這包括在幹部配備上優先考慮、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還包括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要「不折不扣抓落實」、「雷厲風行抓落實」、「求真務實抓落實」、「敢作善為抓落實」等,集中力量資源、方式方法,加快突破不足和短板。例如圍繞糧食安全,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產量方面要在穩面積、增單產上兩手發力;種類方面提出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農林牧漁並舉;保障方面強調堅決整治亂佔、破壞耕地違法行為,加大高標準農田建設投入和管護力度。中央的「有力」支持和推動將會為我省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帶來潑天的「富貴」,但是我們能不能乘勢而上,抓住這個難得的「富貴」,把「有力」盡快轉化為「有效」,讓農民收入較快增長,農村社會和諧穩定,也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和挑戰。
(三)有力有效地推動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目標任務
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2022年黨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強調在推進思路、推進手段上要全方位地發力去促進鄉村五大振興。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的「全面」放在了推進的後面即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這個要求更高,不僅要全方位地推進,還要達到全面振興的效果,更加突出目標導向,也就是我們的振興不是某一個方面,而應該是農業、農村、農民、生產、生活、生態,在每一個方面都要有所作為,在每一個方面都要有所進步,在每一個方面都要有更高質量的發展。這對於我們河南而言,無論是資源稟賦、科技創新、治理體系等顯然是機遇更是挑戰。我們要做到方方面面都是「冠軍」有些不現實,搞某一方面突出的「單項冠軍」又實現不了全面振興的戰略目標,我們只能搶抓機遇,迎難而上,立足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農耕文明的歷史底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要求,力求拿下比較綜合、比較均衡的鄉村振興。
二、「三農」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迎來新機遇新挑戰
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意味著各項政策應當有共同目標,也意味著宏觀政策向微觀傳導的通路上可以系統破解一些重點難點問題。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陸續釋放出一些新政策,例如探索建立糧食省級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多種農產品的補貼政策、實施糧食單產提升工程、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發展新質生產力等,而且這些新政策之間的關聯性很強,如果我們能夠在政策落實中強化組合效應,可以迎來一些破解「三農」重點難點的新機遇,當然這個也有很大的挑戰性。
(一)糧食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可以調動糧食主產區的積極性
當前,一方面全球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發展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還在上升,另一方面,我國主產區、產銷平衡區、主銷區糧食產出能力下降。我國13個糧食主產省中,糧食淨調出省已減少到5個,11個產銷平衡省中,有9個省糧食自給率出現下降,7個主銷區省糧食平均自給率下滑的情況很嚴重,我國糧食生產任務重、壓力大,形勢依然嚴峻。因此,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新提出要「探索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以前也有糧食補償機制,但主要是中央對產糧大省給予補貼。這次提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則主要指糧食主銷區,例如廣東、浙江、福建、海南、北京、上海、天津等,向糧食主產區支付產糧的成本。這個機制的建立既減輕了中央的負擔,也平衡了主產區和主銷區的利益格局,因為糧食主銷區多是經濟相對發達的省份,具有較強的人力、財力優勢補貼主產區及其農民,提升主產區和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我們河南要儘可能多地抓住這個政策帶來的機遇,扛穩糧食安全的責任和壓力。
(二)糧食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可以暢通國內大循環,加快開展現代農業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新提出要適當提高小麥最低收購價,繼續實施耕地地力保護補貼、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和稻穀補貼等,還提出要把農資的價格上漲和糧食的補貼掛起鉤來,建立動態的補貼機制。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關鍵是調動農民種糧和地方抓糧積極性。這些年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漲得比較快,而且一直沒有下跌過。但是糧食價格總體上是保持穩定的狀態,尤其是三大主糧很多年都是國家保護價收購的,這就導致我們的糧食價格,甚至大多數農產品價格漲價的速度都沒有追上過農業生產資料上漲的速度。所以,農民的收入尤其是種糧農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影響。探索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讓經濟發達,尤其是工業和城市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和地區,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來反哺一些糧食大省或糧食主產區,不僅可以有效提升主產區的產能,提升主銷區的糧食供給和儲備韌性,還可以積極探索與糧食主銷區建立多渠道多品種的產銷合作,與主銷區之間協同互補互利,做到以多補缺、以強補弱、以長補短,在更寬的領域擴大內需,打通內循環。尤其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把「大農業觀」和「大食物觀」放在一起同時提出來。「大食物觀」就是我們進軍山水林田湖草沙各個方面,全方位地去拓展我們的食物來源。但是要支撐多樣化的、立體化的食物來源,需要更大的更系統的農業觀來支撐,包括多樣化食物的流通、多樣化食物的營銷等,這都需要我們河南積極探索與主銷區建立多渠道多領域的產銷合作,加快開展我們的農業現代化。
(三)糧食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可以加強區域協調融合發展,加快培育農業新質生產力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把糧食增產的重心放到大面積提高單產上,實施糧食單產提升工程,集成推廣良田良種良機良法,推動糧食產能邁上新台階,確保糧食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的目標。糧食主銷區不僅是經濟大省,同時也是科技大省,探索與糧食主銷區深化產銷合作,除了向主銷區供應糧食和農副產品外,還應該利用主銷區在科技研發、人才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加強與他們在農業科技研發、創新人才方面的合作,在良田良種良機等方面合作培育新質生產力。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還提出以小農戶為基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重點、社會化服務為支撐,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與此同時,今年3月國務院印發了《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出台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等多項政策。我們可以把這些宏觀政策組合在一起,在農業機械設備和基礎設施上有序更新,並以此為契機加強區域合作,在農機設備和農業基礎設施上引進高新技術或培育高新技術,解決「誰來種地」問題,加快農業現代化的步伐。我們加強和發達地區、發達城市合作,是加快開展和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戰略。鄉村振興的融合發展,首先應該是戰略融合。借助糧食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我們可以把鄉村振興戰略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髮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體系中,加快形成雙向良性互動發展格局,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經濟回落且回升乏力、產業結構面臨調整和重新佈局的大背景下,更要充分發揮區域協作的力量和作用,這是推動我省加快區域協調融合發展和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契機。
三、科技和改革的雙輪驅動催生新機遇新挑戰
(一)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搶佔「三農」高質量發展之先機
從外部環境看,百年變局全方位、深層次加速演進,全球經濟復甦低迷,有的國家在科技等領域築「小院高牆」、搞「脫鉤斷鏈」,農業科技創新是世界百年變局的一個「關鍵變量」;從內在條件看,傳統的發展方式對土地、人力、自然資源的依賴較重,一些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尤其是良種受製於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河南作為農業大省,需要於危機中育先機,向農業科技創新要答案。
1.農業科技創新可以催生出農業新質生產力。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農業生產不再僅僅是傳統的耕作方式,而是融入了眾多創新元素,催生出農業新質生產力。農業新質生產力是在農業領域運用革命性技術、創新性配置生產要素、農業自身深度轉型升級後催生出的先進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具有鮮明的農業產業特性,既體現了農業生產的自然屬性,又體現了農業生產的社會屬性,例如加快高標準農田建設,加強退化耕地治理,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以耕地質量的躍升提高土地產出率。農業新質生產力不僅能夠滿足農業生產的需求,還能夠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佈局產業鏈,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為農業產業升級轉型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例如無人駕駛的拖拉機、智能噴灌系統、無人機植保等技術的應用,使得農業生產實現了自動化、智能化。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僅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質量,還能夠促進農業與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同時,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還能夠帶動農村就業、提高農民收入,推動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新發展階段,如能趁勢而起、順勢而為,加快形成農業新質生產力,將極大地促進「三農」高質量發展。
2.抓住信息化發展契機,可以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西方國家的「四化」在次序上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信息化,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而我國作為後起的發展中大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剛剛起步就迎來了信息化的浪潮,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並聯式」的過程。正是有這樣的大好機會,我們才有可能實現「四化」的彎道超車,借助信息化力量,把信息化嵌入「三農」領域,將物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等要素融入鄉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以信息化賦能增強市場競爭力。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深入推進縣域商業體系建設,健全縣鄉村物流配送體系,促進農村客貨郵融合發展,大力發展共同配送;要優化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建設,加快建設骨幹冷鏈物流基地,佈局建設縣域產地公共冷鏈物流設施;要實施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工程,推進縣域電商直播基地建設,發展鄉村土特產網絡銷售等。我們應抓住這些機遇,升級更新農村電商物流等軟硬件基礎設施,提升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可持續運營能力。
3.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可以優化資源配置。這種新型的生產力模式,可以促進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資源的優化配置,引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從而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振興、農民增收的目標。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中,土地資源的利用往往存在浪費和不合理配置的問題,而通過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推動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形成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進土地資源的集約化利用。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可以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中,勞動力資源的利用往往存在效率低下、勞動強度大等問題,而通過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加強對農民技能培訓,可以提高農民的技能水平和綜合素質,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可以促進資金資源的優化配置。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中,資金資源的投入往往存在不足和不合理分配的問題,而通過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可以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農業領域,推動農業生產的資本化和市場化。同時,通過優化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創新,可以為農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支持現代農業的發展。
4.發展新質生產力可以倒逼改革全面發力。生產關係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只有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各項改革,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才能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例如深化人才工作機制創新,就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我們深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要跳出河南看河南,搶抓新機遇,迎接新挑戰,依靠創新特別是科技創新實現動力變革和動能轉換,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實現我省的「三農」現代化。
(二)改革城鄉二元體制,以「融合」思維尋求發展機遇
改革城鄉二元體制,縮短未來農村人口流動的區域半徑,農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和市民化、各種要素雙向流動等,這些都將會成為城鄉關係發展的新重點和新趨勢。202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提升縣城綜合承載能力和治理能力,促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要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的重要切入點,提升縣城綜合承載能力和治理能力,促進縣鄉村功能銜接互補、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我們要看到這種發展趨勢,以城鄉融合為契機,以「融合」思維尋求發展機遇。
1.加快城鄉融合,可以提升農村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水平。基礎設施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在持續完善農業基礎設施、農村道路、農村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基礎上,提升農村交通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現代化水平,可以加快城鄉交通、水電、物流等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推進城鄉各類基礎設施間的數字化、智能化融合;可以從民生工程、農業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升級改造等方面著手,加快對農村農業基礎設施進行全面升級,實現城鄉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共建共享,推動農村教育事業發展,促進農村公共產品和基本公共服務提檔升級;積極構建城鄉一體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網絡,加強數字經濟與農業的深度融合,推動互聯網與特色農業深度融合,推動農業生產加工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推進智慧交通、智能電網、智慧農業、智慧物流建設。
2.加快城鄉融合,可以促進城鄉產業的有機銜接融合。一是可以持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大力發展富民產業,促進農民就業創業,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二是可以借用數字化手段加快農業數字化轉型,讓農業實現與現代工業、現代服務業的深度鏈接,重塑數字鄉村現代產業體系。打造新型農業產業融合業態,重塑城鄉產業鏈分工和價值鏈分配,拓展產業價值鏈條,支撐農業農村現代化。三是可以實現城鄉產業一體化融合發展,推動現代工業向現代農業延伸,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推動城鄉產業門類之間相互支持,實現城鄉一、二、三產業融合升級,建立城鄉產業一體化協調機制,使城鄉產業相互溝通,實現城鄉產業一體化融合發展。
3.加快城鄉融合,可以加快促進農民增收。促進農民增收是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目標。可以把農民增收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點,以逐漸消除城鄉收入差距為目標,支持農民創業增收、農村賸餘勞動力轉移增收、農民工就業增收;可以構建工農互促、產業融合、協調發展的城鄉經濟發展格局,創新引領農業產業化經營,讓農民獲得更多農產品增值收益;可以建立農產品優質優價正向激勵機制,建立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機制,通過城鄉融合發展提升農民的獲得感,推動城鄉居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可以發展鄉村富民產業,發展縣域富民產業是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重要抓手,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舉措;可以推動發展比較優勢明顯、帶動能力強、就業容量大的縣域富民產業,放大富民產業對居民就業和增收的帶動效應;可以推動城鄉供水、環衛、物流一體化建設,高質量改善農村民生,持續提升農民群眾生活品質,縮小城鄉生活水平差異。
4.加快城鄉融合,可以推動城鄉生態一體化發展。新發展階段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城鄉融合中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推動城鄉生態一體化發展。以環境制度公平為導向的城鄉政策融合,可以消除城鄉環境制度落差,平衡城鄉環境治理權力,形成城鄉環境政策融合;以環境分配公平為指引的城鄉要素融合,可以構建城鄉環境資源統籌配置機制,建立城鄉環境共建共管共治協同機制,推動城鄉環境治理一體化;可以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推動城鄉生態一體化發展。以綠色發展引領生態振興,統籌農村生態環境的系統治理,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強化農業綠色發展的科技支撐,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增加農業生態產品和服務供給,實現生活富、生態美的統一;可以實現產業與生態的有機結合,做到產業與生態兩方面優勢互補,推動農業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的協調發展。推動生態產業化,做好自然資源的產業化開發,推進自然資本產業化運作。推進產業生態化,加大運用綠色技術、人工智能、互聯網技術對傳統農業生產的改造力度;可以構建完善的城鄉生態產業鏈,推動城鄉生態一體化發展。遵循城鄉生態建設的發展規律,健全農業綠色發展的支持政策,建立農業綠色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推動農業產業向現代綠色生態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城鄉生態環境的優化。
5.加快城鄉融合,可以加速建設新型城鎮化。城鎮化是勞動力和人口空間流動的客觀產物。加快城鄉融合,可以縮短人口流動半徑,就地就近實現人口的城鎮化,這也是化解新發展階段城鄉經濟社會差距的重要途徑。一是可以推進城鎮公共服務向鄉村覆蓋。推進城鎮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向鄉村覆蓋,構建多元化、覆蓋城鄉的公共服務體系;可以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向鄉村延伸,推動城鄉基礎設施統一規劃、統一建設,促進城鄉道路客運一體化、數字基礎設施一體化,城鄉基礎設施管護一體化。二是可以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加強農業轉移人口就業服務和技能培訓,穩定和擴大農業轉移人口就業崗位。支持吸納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更好滿足農業轉移人口就業安家需求和生產生活需要。加快城鄉融合的根本任務和最終目的就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在保持城市與鄉村各自特色功能的基礎上實現有效融合。
(作者:顧紹梅,河南省委黨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